2012-10-18 7:20:37　　来源：2012-9-24 社会科学报

　　欧洲汉学史更是观念史

　　研究者进入欧洲汉学，第一印象就如同靠近了欧洲的历史： 这是一种持续的融合，有着各自历史的国家和他们各自出类拔萃的、超越自己民族性的人物之融合。自然的趋势就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来研究汉学。不过当你回顾整个“欧洲汉学”，你会看到欧洲汉学中更重要的并不是国家、民族国家，而是它背后的“欧洲”观念。通常，这个观念以其背后的帝国形式表达出来。因此，欧洲汉学史是帝国和人物史，更是产生这些帝国的观念史。这些帝国被一些真正的“天才”的人物连接在一起，这些天才来到遥远的中国，学会十几种语言，并服务于他们的“观念”。我认为，“欧洲汉学”是扩张主义者的精神和欧洲（或西方）的普世性的一个例子。这里将要探讨四种不同的欧洲汉学，实际上是四种不同的欧洲观念。这四种不同的欧洲观念创造了四种不同的欧洲帝国及其汉学。

　　法国人是最接近中国思想的人

　　第一种汉学由西班牙和法兰西帝国所引领。他们的影响范围是天主教汉学，其基本的观点是天主教的普世性扩张，在耶稣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影响从16世纪早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其中，拉丁文国家的汉学是西方的先驱。其先辈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天主教汉学的奠基者是西班牙汉学。天主教汉学的第二阶段是由耶稣会展开的。耶稣会士在教育（建学校、学院、大学和神学院）、思想研究、文化诉求和传道努力方面颇有盛名。西方汉学的开端始于耶稣会的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罗明坚、汤若望和其他人，到中国学习语言、文化和信仰。这些传教士把部分中文的经典文献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西方的语言，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他们还从中国写了很多信。这些信读来颇有趣味，因为当时中国开始被想象成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有意思的国度。耶稣会士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了第一所欧洲大陆上的汉学学校：“中国学院”（1732），这是当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原型。

　　18世纪后半期，西班牙的势力一落千丈。法国宣布它是继承者，它离开了耶稣会士们领导的天主教汉学。新的法兰西汉学家是大百科全书拥护者，产生了一种新的拉丁汉学，他们的世界观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科学及达尔文主义观很接近。17、18世纪末，巴黎是汉学的中心。法兰西学院成了欧洲主要的研究中心，其研究包括把中文古籍翻译成拉丁文，关注点在中国古代史、科技史以及陶瓷和音乐。新的法兰西汉学由18世纪诞生的“法兰西帝国”所创造，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与西班牙和英国不同，法国没能在海外创造“新法兰西”（魁北克是个例外）。法兰西汉学强大，有活力，而且学术上组织严密。但它今日不能与英语国家的汉学相媲美。法兰西帝国只是一个只在欧洲的“大陆”帝国，它在非洲有大片的势力延伸，对亚洲和中国也兴趣盎然，它控制了印度支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他们在东南亚的现身以及和大不列颠帝国的持续竞争使得他们19、20世纪在中国的利益变得至关重要。但同时，它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无力制造出一个海外的法国民族群体。它很晚才加入到瓜分世界的潮流中，这对它的历史影响重大。

　　与现代汉学研究同步，法国有关远东的研究中心已经发展了两百多年，以培养他们的汉学家。有法兰西学院、索邦的法国远东学院，还有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远东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研究协会、当代思想研究所和葛兰言中心等。雷慕沙、儒莲、顾赛芬、爱德华·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谢和耐等都是其中重要人物。法国人喜欢一种文化的、哲学的途径，正如林语堂所说，他们是最接近中国思想的人。

　　英国汉学具有两面性

　　第二种汉学是英国人影响下的盎格鲁－撒克逊汉学。这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汉学体系。其随大英帝国而兴起，即盎格鲁－撒克逊汉学，后为美国汉学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汉学所继承。这一汉学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带来了“白种男人的教化使命”这一理念和观点。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责任，要把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带到那些“迟滞、落后”的国家，不管是以基督教新教的形式，还是民主的形式。

　　英国的汉学与西班牙汉学一样，产生于士兵和传教士中，产生于那些到达印度寻找可以征服的新土地或者寻找致富之路的“帝国的子孙”之中。它也产生于怀抱信仰的人中，这些人相信传播基督教的好处，只不过这次是新教。英国汉学和许多其他帝国的汉学一样具有两面性：软实力和硬枪硬炮。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帝国扩张时，要比拉丁文国家聪明得多。18世纪早期还未能预见到美国独立的情况下，小小的英格兰就把它的海军和商业网络扩展到了东方。当北美独立既成事实，大不列颠把注意力集中在征服印度，以抵抗这一打击。下一步就是中国。我们看到英国汉学在“帝国的子孙”中产生了：他们是传教士的子女，还有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出生的士兵。中国首先迎来了传教士，然后是商人，最后是士兵。

　　与天主教国家不同，英国创造了高水平的训练网络：牛津和剑桥乃其中翘楚。还有一些训练机构如伦敦东区传教士会、中国内地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英博物馆和东方馆（写本、刻本）部、皇家亚洲学会等。英国汉学有着科学基础和学术基础，以重要的大学为中心，有很好的出版渠道。在大英帝国被美国取代后，新的美国汉学继承了英国汉学的路子。英语汉学把其他小国的汉学也吸收进来，甚至其他小语种，如北欧的语言，荷兰语和佛兰德语的汉学。迄今为止已有重要汉学家如理雅各、威妥玛、翟理思、鲍康宁、苏慧廉、庄士敦、翟林奈、李约瑟、鲁惟一、杜希德等。现在美国的一些重要汉学家如狄百瑞、史景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等都与这样的传统有关，史景迁是连接英国和美国汉学的最显著例子。目前英国汉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经济史，试图与古籍的翻译区分开来。

　　德国汉学被植入种族民族主义特性

　　第三种汉学是德意志帝国汉学。德国汉学在1870年德国民族国家统一后进入鼎盛时期，这曾是新兴的汉学研究，并且在诞生之初就被植入了浓厚的种族民族主义特性。德意志帝国从始至终都存有统一整个欧洲日耳曼人的意图，以主宰整个欧洲内部为导向。在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逝世之前，德国从未设想建立一个超越欧洲的大帝国，直至1890年，建立一个跨越大洋的帝国开始出现在德意志统治者的脑海之中，但为时已晚。由于德国与中国之间地域上的遥远，致使在中国近代史上德国的出现是短暂的，在租借地青岛也仅呆了16年（1898—1914）。

　　德国汉学的诞生始于1829—1831年，东方学家内曼在广州获得的12000卷的中文书卷，他将这批书籍寄回慕尼黑，构成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中“东亚收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