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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话

对汉学流变的回顾与思考

来源:本站作者:王海龙2009/08/13

    编者按:作者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在业师狄百瑞、费正清等著名汉学家指导下,经过大量史料的整理爬梳,对几百年西方汉学的发展和流变作了较为详尽的回顾和考察,揭示出汉学从兴起到成熟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悲剧性历程及其原因。在概括汉学所取得的可观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汉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无奈,并对振兴汉学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到见解。

    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乔纳珊·D·斯宾瑟教授讲过一个故事:在1694年的法国巴黎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件——一个中国的公主被海盗掳到了这儿,据说这是法国人第一次见到中国女人。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女人说她是中国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女儿,她被皇帝嫁给日本的皇子。但不幸在海上被荷兰海盗掳去,伴陪她的母亲死在了海上,她则被荷兰海盗带往欧洲。这艘船后又被与之交战的法国船俘获。这样,这位中国公主就被带到了巴黎。这一切,都是这位公主用磕磕绊绊的法语叙述的。

    这件事在300年前的法国当然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大家都争来看看这个东方人,这个中国皇帝的女儿啥模样。一些最有名的法国贵妇人,甚至皇族都来认她作干女儿,给她买最高贵的华服,吃丰馔珍馐,给她最好的照顾,教她最高贵的宫廷礼仪,并劝她放弃中国宗教信仰而皈依神圣天主教。这一切都闹得极其热火朝天。不巧得很,这轰动一时的巨大传闻当然也震动了当时巴黎研究中国或对中国学问有兴趣的小圈子。(严格地讲,那时还谈不上有汉学)一位恰巧在中国传教20年刚回巴黎的耶稣会修士闻得此讯,辗转托门路去会见这中国公主。可不幸,当他用汉语同这位“中国公主”交谈时,她一点儿也听不懂,她用一种稀奇古怪的语言同这修士交谈并坚称她说的才是正宗的“汉语”。在当时,因为没有其他懂汉语的人可以判断,人们只能听信“中国公主”说的是纯正的汉语而修士说的不是。

    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位“中国公主”的马脚露出得愈来愈多,以致于最后几乎没人再听信她的辩言。那么,一个外国女人为什么要冒充中国人,要冒充中国皇帝的女儿呢?直到她的风烛残年,这个女人才给予了痛切的回答:“我是一个十分贫寒的法国女人。如果我是法国人,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照顾我。但只要我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我所有的好年景都会来了。”〔1〕

    从这个使人哭笑不能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那块神奇的土地在那时是多么地富有魅力,又是多么地富有号召力!作为那时代西方文化先锋代表的法国人又是多么地景仰那圣地般的中国。几乎在那个冒充中国公主的无名法国女人时代的前300多年,中国,在西方已经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瑰丽的梦境了。14世纪中叶意大利人马克·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已经轰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中国成了西方人憧憬不已的文明之域,成了它们的“理想国”和奋斗目标。这种局面不仅延续到了“中国公主”的时代,而且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初叶。

    在“中国公主”事件轰动法国上百年后,世界著名的大文豪歌德在他的晚年迷上了中国。这位伟大的诗人用他最柔美的诗章赞美中国,在他晚年同他的秘书爱克曼的对话中称中国是个最文明、最人道的国家。他读了译成西文的中国小说《好逑传》、《玉娇李》后激动得不能自持,同他的秘书阔论中国文明的伟大,开化历史的悠久,然后大发感慨:“在我们的祖宗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中国就有了这么精致优雅伟大的文明……”〔2〕

    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师们也极力称颂过中国。哲学大师伏尔泰盛赞过中国文明的伟大感化力,并坚称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不是圣经纪年的时代而应以中华文明为发端。伏尔泰特别赞誉中国的法律不仅为了惩恶而且还扬善,这是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此外,伏尔泰还颂扬了中国美学和中国人的审美观。另,据史书记载,美国著名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曾购买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书加以探讨,他甚至企图派大员们到中国去代表“年轻的美国”学习古老的中国法律。而另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美国总统,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佛逊竟称誉中国人是“天生的贵族。”〔3〕

    在这些先贤和西方老百姓的眼里,中国曾是何等的风光!中国人是何等的伟大!

    中国学亦即汉学就是这么带着夺目的光环走入西方文化视野的。前面我们引述过大文豪歌德曾经怀着那么崇高的热忱和自贬的心理礼赞过中国文化,其实受到了德国学术界景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果我们把歌德的这段话同早他100年的一位前辈,自诩为“西方汉学之父”的普鲁士早期汉学家贝耶的议论对照一下,我们会知道歌德的评论是早有其学术渊源的。贝耶在他的煌煌两大卷巨著《汉学博览》绪论中说“中国第一次活脱脱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的人民受过那么良好的教化,遵循着他们祖上先贤的礼乐诗书的陶冶,他们礼貌、优雅、品性高贵。它的这些光荣足以胜过我们这些欧洲国家。”〔4〕

    贝耶1694年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位画家,他在中学及大学里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希腊、拉丁和希伯来等古典语言。在他19岁时,像得到了神示似的,他忽然立志要研创汉学——那个在东方与他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神秘国度的学问。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描写了自己那瞬时灵感和雷殛一般的感情:“1713年的一天,当我呆在乡下时,发生了一件大事,突如其来地我被一种强烈的想学习汉语的情感攫住了。在那些日子里,我着魔般地搜寻、学习和思考着怎样才能进入那神秘的疆域。我曾想道,如果我在这个领域里哪怕我能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也会自豪地把我列入众神之孙和众王之王。就象一只怀孕的母兔子,我收集了所有的东西在我的洞穴里——我找了所能找到的字典和介绍汉语,中国文学规则的所有资料。”〔5〕经过17个年头,1730年,贝耶终于出版了他两巨册的《汉学博览》。它被称作欧洲研究汉语的第一部著作。〔6〕《汉学博览》被认为是一部气度恢宏但荒诞不经的著作。贝耶蛰伏在洞穴里“怀孕”那么久生出来的成果不久便被法国汉学界和东方学家们批得体无完肤。可怜的贝耶读了这些刻薄的书评旋即郁郁而终。

    据现代西方汉学家考据,贝耶的书并非那么无价值和荒唐。他收集了在他那个时代所能得到的重要材源,总结分析了各家成果;但遗憾的是,他依然陷入了那个时代欧洲东方学家传统的窠臼,总是竭力去找寻解读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个神秘的泥沼后面的规律的那个“万能钥匙”,以为这个钥匙一朝在手,一声“芝麻开门”则万事迎刃而解。这个命题起点的虚假性导致了它最终亡于死胡同。但是贝耶的勇敢和真诚还是令人敬佩的。他在艰难的境遇下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梦想与失败被喻为早期西方汉学发展道路曲折命运艰难的一种文化象征。

    贝耶的著作应该是有建设性的。他的本意是想更正早期学者的谬误——在汉学萌芽初期,有些学者和传教士仅凭勇气作为拓荒者去涉足东方世界,但并没花足够的时间和气力去学好汉语。有感于此,贝耶想补救并矫正他们的过失。他综合研究了当时人们的所有成果,从他的书目和研究名单上我们可看出他博采欧洲众家之说。尽管这些学说本身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当时英国学者约翰·韦伯终其毕生学术生涯求证汉语是世界上第一种语言,因此它是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母亲”。荷兰学者伊萨克·沃休斯认为中国的艺术与科学遥遥领先于所有国家,而且他“强烈表示他宁愿被生为中国人而胜于自己的欧洲世界”。法国学者菲利普·麦逊曾“证明”汉语是古希伯来语中的一支方言,它的知识可诠释旧约中的一切语言学上的难解之谜。瑞典学者奥拉欧斯·拉德贝克认为汉语是离古哥特语最近的平行的一支。贝耶本身对上述学者的态度是兼收并蓄,“批判地继承”,他认为尽管上面诸说有其“模糊与肤浅”,但在他们的热情背后亦有其深刻智慧和勤勉的一面。最可称奇的是贝耶在他书中评价安迪亚斯·缪勒的生平和学术时,贝耶认为尽管他中文方块字写得很坏,而且时常误释中文的意思,但他在研究汉语的特质上却有建设性的理论意义。比如他用音叉去测量汉语四声的音度音位:“就像他在想象整个中华民族都正在一个晚宴上歌唱——有的是在四重唱,有的是八音阶组唱,更有十六音阶组唱!”贝耶对缪勒的评价是很宽容的:尽管他有许多舛谬之处,但他始终是个“充满激情和理解的渴望而且具有令人敬佩的创造力的学者。”〔7〕

    我认为,贝耶对缪勒的宽容评价也足可以作为慕志铭概括他本人的努力、宽厚而又悲剧性的一生。可是他的读者们并没有他的那份对先贤的宽容。他的毕生之作受到了法国的汉学家埃蒂恩·福尔芒的酷评,使他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如此,在临死前给朋友的信中他仍然称他尊重福尔芒的学识,这种敬重并不因福氏对他著作的刻薄和残忍而稍减。他说出了最后的感人的,值得所有做学问的人终生记取的话:“我敬重我的对手的真正的优异和价值,哪怕它是属于一个敌人。”〔8〕

    西方汉学界作过回顾,如果不算那充满传说和炫耀色彩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西方“第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是在1570年2月出版的葡萄牙人盖斯帕尔·达·克鲁兹写的《中华博物风土志》。这部洋洋29大章的著作虽竭力写实,但也是一曲绚丽的颂歌。达·克鲁兹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凭着他传教的雄心及对天生的爱、他与葡萄牙探险家的交情以及少得可怜的一点汉语知识,他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在这个梦一般的国度里他兴奋地生活了许多时日,记下了很多事。这些日常琐事对西方世界来说都是新鲜奇异。克鲁兹不是要人,居中国的日子多混迹于市井,书中所述没有马可·波罗所写那么富有传奇色彩;尽管如此,在好奇的西方人眼中,那亦足以大饱眼福,因而在西方引起了轰动。

    我不知道克鲁兹的教育背景和他是否受过文学专业训练,但他的书确实是很煽情的。他在他的大书前开宗明义地先声明:距离遥远的事情往往听起来比其本身有魅力而易于被夸大,但他敢保证,在他描写中国的这本书里,恰恰相反,不管怎么描写都难以言传中国的伟大与辉煌。〔9〕其实,今天看来,克鲁兹的书无非是在广东传教时的见闻,如广东音乐,广东人调教夜莺,雌雄分笼饲养,刺激其恋慕于冬夜唱出三春的啼鸣之类市井细事。这些都成了这位早期中国通的灵感,也给神秘的中国和汉学罩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而我们前面读到的贝耶,乃至歌德们关于中国,关于汉学的知识以及对它的景仰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

    根据上面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西方人从文艺复兴至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关于中国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