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德国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汉学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此前的汉学研究被称为“前汉学”；从19世纪后半叶起，德国开始从前汉学向汉学转换，这一过程与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战以后成为独立的学科；70年代以后，汉学成为一门显学，并且换了一个名字－－中国学，更注重当代史时事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

[关键词]  前汉学；汉学；中国学

1997年，德国86岁的著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先生回忆录的第一部《为中国着迷》(Im　Banne　Chinas)出版，由此在汉学家圈子里引起一番议论：为什么类似这样的自传体式的学术回忆录太少？德国汉学家是怎样看待自己20世纪的研究历程的？中国人是否真正了解德国的汉学研究史？波鸿大学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教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讳莫如深地冷淡了数十年以后，首先在汉语世界里出现了对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介绍，然而这些介绍在相当程度上只涉及了一点皮毛。北京的社会科学院新出的辞典里已经有了一些传记词条，但它们基本上没有体现出传主的真正研究状况。还有些零星的介绍发表在《国际汉学》杂志上。已出版的内容单薄的专著更是一种误导，例如张国刚的概况式的描述。这些努力尽管粗糙，但却是个新的开端，对这样的开创性的尝试应该赞赏。这一状况恰恰说明，到目前为止，德国方面研究这一学科的可靠而全面的发展史还没有写出来，因此，中国的这些学者和作者们没有东西可资参考，他们也可能不愿意在原始资料上下功夫。[1]

这是令人难堪的当头棒喝。我曾对马先生的批评指责持怀疑的态度，君不见：我们已经出版了名家主编的《海外汉学》、《海外中国研究》、《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和《中学西传》系列丛书，我们早已有了《国际汉学》杂志和《法国汉学》丛刊，北京外国语大学下设有“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海外汉学研究在大陆几乎已成为显学，许多中国史从业者都以汉学家自居了，为什么洋人还是看不上我们呢？我以为，忽视对德文原始资料的整理翻译，缺乏对德国已有的总结汉学研究史成果的借鉴利用，使得我们的研究看似热闹繁荣，实际上难免“炒冷饭”和粗浅之嫌，这是国外同行首先发现的“硬伤”。本文拟从德语第一手材料入手，厘清基本的事实和线索，勾勒粗略的一个轮廓，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扎扎实实的专著和论文早日出现。

前汉学：耶稣会士汉学

“汉学”(Sinologie)是欧洲人的术语，其希腊语词根的本义是指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国，它实际表征的是“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术。”德国当代汉学家Andreas　Pigulla把自15世纪到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的探索统统称之为“前汉学”（Protosinologie)[2]，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这就是说，德国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汉学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充其量才不过一百年的历史。这说法的根据何在呢？

要弄清“前汉学”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德国人从何时起，怎样关注和了解中国的。在中国大名鼎鼎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　1666)是17世纪初登堂入室于皇家宫廷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他在1617出版的德文著作《基督教信仰输入大中华帝国史》，其中有关中国历史的介绍只占全书2.4%的比例。他连前汉学家的资格都不具备。当代汉学家David　E.　Mungello称17世纪中叶的德国人Andreas　Mueller(1630？－1694)和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是德国最早的两位“前汉学家”[3]。他们都是从文字研究入手，Mueller试图为中国文字找出一套系统规律；Mentzel是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的宫廷医生，六十岁才开始钻研中国历史，用归纳的方法编出《字汇》。[4]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试图创立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Mueller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上。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感觉是非常具体的，他长年与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保持通信联系，请他们解答有关中国的问题。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注重世界史的写作，Johann　Chritoph　Gatterer(1725－　1791)是德国世界史教材和手册体例的奠基人，他纂写了中国自夏王朝以来的历史。进入19世纪，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开始从图书文献学、哲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他使得德国的“前汉学”研究更讲求方法论，更加“现代化”。长期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etzlaff，1803－1851)批评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受到政治史的局限，提出历史要展示多个层面，但他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全书没有注释引文和考证，只能算是通俗著作。Karl　Friedrich　Neumann(1798－1870)的著作《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北京条约签订时期的东亚历史：1840－1860》(Ostasiatische　Geschichte　vom　ersten　Chinesischen　Krieg bis　zu　den　Vertraege　in　Peking　1840－1860)注意政治发展过程的同时，还考察了工业、贸易、经济和国际交往诸方面。此人将他从广东搜集的一批书以2000塔勒的高价卖给巴伐利亚的国王，这批书成为著名的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主体。

这一时期德国传教士、学者和商人对中国的研究多是出于好奇和业余爱好，研究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他们关注的首先是中国的语言，他们将汉语看作是与埃及古文字一样的已经死亡的语言来研究，这一错误直到20世纪初才得到纠正。其次是介绍和翻译中国的古典文献，如《论语》（由著名传教士花之安翻译）、《书经》、《史记》和《资治通鉴》以及明清历史，但系统翻译的工作还是在20世纪以后才展开的。这一时期的德国前汉学家们对中国语言和历史的探索都是零星的，既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个机构和组织规划研究课题。从心态上看，他们为了批评欧洲的现实，将中国过份地美化，这不仅表现在传教士的中国报告里，也表现在欧洲热切关注中国的学者身上。

按照当代著名汉学家Herbert　Franke的看法，1793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是所谓的“耶稣会士汉学”的终结。19世纪是汉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欧洲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逐渐接受的时期，此之前，汉学只是东方学的附庸，即使是在个别大学和研究机构设有专业，几乎还是没有人能够靠“汉学”维持生存。[5]当然，不同国家还是有差异，德国直到19世纪中叶甚至更晚一些时候，还是没有“汉学”的饭碗可以谋生。德国汉学家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一直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从事其学术生涯，著作以法文在巴黎出版。洪堡大学的创始人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爱才心切，为Klaproth在自己大学的东亚系争取到一个“东亚语言”的教授席位，但Klaproth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巴黎的汉学研究气氛和报酬远远优于德国。

1815年1月16日是汉学进入科学殿堂的开端，法兰西学院为一位27岁的法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教授席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前汉学”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编制化的过程中，德国不仅落后于法国，还大大不及荷兰、英国和俄罗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51年荷兰莱顿大学将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授予了一位德国学者Johann　Joseph　Hoffmann(1851－1878)；而到了1912年柏林大学设立第二个汉学教授席位时，德国人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结果又从莱顿大学请了一个荷兰人Jan　De　Groot(1854－1921)前往任教。

汉学：在政治、经济与学术之间

从19世纪后半叶起，德国开始从前汉学向汉学转换，这一过程与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催生出的汉学研究也深深打上了政治的和经济的烙印。在1859至1862年的普鲁士东亚考察团[6]成员中，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通”。比如考察团成员之一的Max　von　Brandt，后来成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使，晚年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7]。另一成员普鲁士商人Grube博士成为1887年柏林大学(东德时期改称洪堡大学)创立的东亚系时的唯一的讲师(Privatdozent)，他的第一个学生弗兰克Otto　Franke是获取大学汉学席位的第一人。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也是该团成员，他的两卷本的游记《中国》[8]的影响远远超过地理学的范畴。1911年已担任汉堡大学的前身－－汉堡殖民研究所汉学教授的Otto　Franke在总结德国汉学研究史时指出：“由李希霍芬著作所赢得的普遍的敬意可以让人期望，大量的学术机构将会在这个庞大的新的研究领域投入更大的注意力。政治和经济已经同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指向了远东。”[9]

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积极拓展在东亚的贸易和殖民地利益，为适应新形势，1877年柏林大学创立了东方语言系(Seminar　fuer　Orientalische Sprache)，帝国国务秘书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台下大多数的听众不是学生，而是政府官员、传教士和商人。作为该系学生的Otto　Franke后来回忆说，“它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10]他甚至承认，自己当年也不是抱着研究学术的目的去学习中文，而是纯粹出于将来就业的考虑：此前他已经拿到了梵文研究的博士学位，一位外交部的朋友告诉他，部里急需中国语和日本语的翻译，他才匆忙决定重返大学学习。他先跟从Grube博士学古代汉学，又随前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Karl　Arendt学习北方汉语。这也是当时德国人学习汉语的传统路数。他只学了一年，学位还没有拿到，就被派往北京的公使馆担任翻译生。由于他和荫昌的友谊，1903到1907年他作为中国政府雇员担任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秘书。另一位著名汉学家 Franz　Kuhn（1884－1961)在1937年回忆说：“日俄战争唤醒了我对远东的兴趣，我打算做一名翻译，在驻中国的领事馆度过一生。”[11]与Otto　Franke一样，Franz　Kuhn也是先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然后渐渐将兴趣转到了学术研究上。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研究始终无法与政治剥离开来。这一特点，Otto　Franke的儿子，与其父亲齐名的傅吾康教授区分得很清楚：“从根本上讲，我父亲是一个外交官，政治在他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恰恰相反，政治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世界。”[12]

除了政治因素外，经济利益对汉学机构建置和研究方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09年在当时的汉堡殖民研究所设立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典型地说明了经济在学术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汉堡是德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德国远航东亚的船只大多数是在汉堡建造的，中德之间贸易的中转站就在汉堡。Otto　Franke在回忆录中非常有趣地描述了他得到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的过程：
 
一般以为，汉堡是这样一个城市，人们在那里能挣大钱，吃得好，喝得好，生活舒适，但是，那里没有位置留给学术研究。我的太太就是一个汉堡人，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怀疑，这个新的教授首先应该做的，不过是为了所谓实用的目标，那就是专业的汉学家给几个年轻的商人教一点汉语的基础知识，然后在课程设置上提供一些通俗讲座而已。

我的许多同事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其中一位写信给我说：“您想在这个充满铜臭气的城市做什么？”我也问自己这个同样的问题。[13]
 
最终，Otto　Franke于1909年还是接受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但是，为了表示绝不将学术屈从于商业利益的决心，他将汉学系命名为“中国语言文化系”(Seminar　fue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这一名称保留至今，汉学系只是约定俗成的简称。确定该系的“基础应该还是语言学，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要建立起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14]走出这一步非常不易，直到1916年，汉堡市策划要将殖民研究所改建成综合性大学，讨论到汉学系的建制时，商会的法律顾问对Otto　Franke说：“您只需告诉我，中国的什么地方最有利于我们的进出口生意，所有其他的，我们不感兴趣。”[15]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1927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还心有余悸地回忆起1908年为自己的德文本《论语》寻找出版商的情景，他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不行，在这儿谁关心中国呀？”[16]的冷嘲热讽。

尽管如此，20世纪前三十年，德国的汉学研究逐渐在大学取得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继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之后，1922年莱比锡大学成为德国汉学的又一重镇，1924年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所”，主要从事汉语文献的翻译和中德留学生交换工作。他和Otto　Franke教授以不同的方式，努力缩小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汉学研究的差距。

在这点上，Otto　Franke教授贡献巨大。从研究和教学方法上讲，他在汉堡大学开始从根本上扭转了17世纪以来的传统汉语研究和教学方法，他倡导直接从现代汉语入手，掌握正确的发音和常用词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化语法和接触文学语言。也就是说，从他开始，汉语不再是作为古老的和已经死亡的语言被研究了。作为把汉学奠定在科学方法和学术殿堂里的Otto　Franke教授，除了汉语教学上的成就外，他一生著述共27本，其中5卷本的《中国通史》，又为德国的汉学研究提供了范本。也是他将汉学研究从政治和商业的影响中摆脱出来。

与Otto　Franke齐名的另一汉学大师是Alfred Forke教授，其3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历时12载而完成。在翻译介绍中国古典文献的著名人物中，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位是卫礼贤的《易经》和《礼记》，至今还是经典译本；另一位是Franz　Kuhn，他是《今古奇观》、《金瓶梅》、《肉蒲团》、《水浒》和《红楼梦》的译者。除此之外，30年代的群英谱里，还应该有Erich Haenisch、颜复礼（Fritz Jaeger）和Alfred Hoffmann的大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涉猎面非常广。

遗憾的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的汉学研究再度成为政治的工具。20世纪30到40年代是德国大学里汉学研究的繁荣时期(战后直到1962年德国汉学家的数目才与纳粹时期持平)，但同时又是灾难深重的时期，一方面大学里不断成立新的汉学系，自1933年始到1945年战争结束，设在北京的“德国研究所”一直受到德国外交部的资助，其德方工作人员都是由政府派遣；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和种族方面的原因，一批重要德国汉学家不得不移居英国和美国，另一些留下来的著名汉学家为了生存和过政治关，纷纷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7]这段时期的汉学研究史至今讳莫如深，1997年马汉茂教授还不无遗憾地说，“纳粹时期汉学研究史是一个敏感而特殊的课题”[18]，倒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胆揭露这块伤疤的是研究德国语言文学的法国女学者Francoise　Kreissler，她先是查阅了现保存在波茨坦的德国驻北京使馆的档案，又走访了许多纳粹时期的德国汉学家。她发现，许多被采访者并不打算说出真相[19]。作为在德国研究所工作过的德国人，傅吾康教授在其回忆录中首次涉及到了这一课题，对这一机构建置历史，日常工作内容，工作人员都作了论述。[20]这本回忆录收在马汉茂教授主持的丛书“中国论文集”中，在马汉茂教授看来，傅吾康教授的披露还是过于谨慎了。最近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年轻学者Thomas　Jansen在前述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德国研究所出版的研究刊物和年鉴，对德中双方的工作状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探索，并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傅吾康教授，Jansen先生的结论是：“德国研究所是建立在进行中德文化和学术交流基础上的机构，尽管德国研究所的成员试图依附和追随1933年上台的纳粹党的路线，但是我认为该研究所仍然是一个学术研究组织，而不是向政治靠拢的组织。当然，作为德国政府整个研究所网络的一部分和国家控制的(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的组织，它不得不发挥某些宣传功能。”[21]Jansen先生的文章还透露了：1934年该所所长Hellmut　Wilhelm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他的太太有犹太血统，1938年出席德国研究所庆祝仪式的有纳粹党在北京的党小组的负责人[22]。

这的确是学术研究的悲剧，可惜，这一悲剧在战后的联邦德国结束后，又重新在民主德国重演，东德的汉学研究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50年代，中国是东德的主要政治伙伴，以人口比例计算，东德的中国研究人员和学术机构是东欧集团国家里最多的。70年代，中苏交恶，中国又成了东德的主要敌人，大学汉学研究和学习人数锐减，1964年洪堡大学的Ratchnevsky教授流亡以后，换了一个还没有完成教授论文的人当教授，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德就这么一位汉学教授。80年代以后，中国和东德关系解冻，汉学教授席位扩大到5人。但无论是两国关系好或者坏的时期，汉学家在东德都不是扮演着纯学者的角色，“党员在我们这个专业的比例极其高，因为我们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我们培养的人中，许多都是国家和党的重要人物。”[23]两德统一后，东德的汉学家又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们不被信任，许多人找不到工作。

如果说“前汉学”是指其研究人员是非专业的，其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那么，“汉学”则指向“前汉学”的反面，即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圈子主要由大学的汉学系和专业研究所组成。但是，德国20世纪汉学研究史表明，汉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分支，它始终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左右。

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毁坏了许多图书馆，烧毁了许多珍贵资料，但战争同时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其标志就是战后联邦德国大学和研究所的汉学研究，它终于摆脱政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将两个时代衔接起来的人物，是慕尼黑大学东亚系的Herbert　Franke教授，与Otto　Franke教授相似，他涉猎的面非常广，著述繁复，出版了24本书。他的蒙古史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推崇，《剑桥中国史》第6卷宋辽金元四朝史，就是由他和一位英国学者共同撰写的。他用英文还著有《从部落酋长到世界皇帝和上帝：元朝的合法性》，其德文的著作有《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和《北中国：蒙古人征服的前夜》[24]。他同时也是出色的学术活动家。他成立学术团体，编辑杂志，将德国学者凝聚起来。他打开了德国汉学界与英美汉学界交往的大门，摆脱了战后德国汉学界被孤立的地位。其标志是，作为秘书长，他于1957年在慕尼黑成功组织了第十四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他使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成为战后德国的又一个汉学研究重镇[25]。

德国人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汉学研究史也是如此，而且都是些大教授做这种工作。早在1930年Erich　Haenisch就在其论文《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长文中介绍了汉学的发展。Otto　Franke教授在九年之后，再次以很长的篇幅评述了德国人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地理、哲学、佛学、民族民俗、语言、考古、古典文献、城市生活以及动植物学诸学科的成果。[26]由此也可见他心目中的汉学概念之宽泛。Herbert　Franke也很重视德国汉学研究的经验总结，要了解战后一直到60年代末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就得看他1968年出版的《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27]一书。有趣的是，这三位方家都姓Franke，被并称为汉学界的“三个Franke”。Otto　Franke和傅吾康父子长期在北方汉堡大学任教，Herbert　Franke是南方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的台柱。不仅在中国，他们在德国也常常被说成是一家子，其实南方的Franke与汉堡的Franke父子没有丝毫亲戚关系。

70年代以后，伴随着德国经济起飞和中德恢复外交关系，汉学重新成为一门显学，各大学纷纷设立汉学系，形成没有汉学系不成为大学的有趣局面。只是汉学换了一个名字－－中国学[28]。它的外延显然大大被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而注重当代史时事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影响到汉学系的课程设置，就是在传统的课程(称为“汉学一类”)之外，又增加了当代史的内容(称为“汉学二类”)，一般不打算将汉学作为研究方向，只是出于培养职业素养的学生都乐于选读二类的课程。主专业选择“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之类，副专业则选择“汉学”二类，毕业后很容易在跨国公司中找到工作。

传统上属于阳春白雪的汉学变得如此“经世致用”和媚俗务实，当然是经济利益在起作用，盛时的汉学如此，衰时也是如此：为了摆脱研究经费日益减少的困扰和减轻学生的就业压力，不得不屈尊下就，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更严重的是，由于近年德国财政紧张，汉学系也面临着教授职位裁减的现实。以前，大学的汉学教授是不会用正眼看看大学以外的汉学研究的，他们尤其看不上那些为政府提供咨询、出谋划策的所谓“中国通”，这些人多在由联邦政府直接斥资支持的研究所里，比如设在汉堡的亚洲研究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两家横隔一条马路，但老死不相往来。在大学教授的眼里，研究所的所谓“中国通”都不能称为学者，充其量他们是一批“为稻粱谋”的策士。现在，有些大学教授开始到研究所去兼职了。这一景象，倒有些类似中国清代史上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学术啊，面对着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利益，在哪儿都面临着一个要不要尊严的问题。

在这一新时期里，德国汉学研究成果显著。波鸿大学的马汉茂教授和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　Kubin)注重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家的介绍。海德堡大学在其第三任系主任瓦格纳教授的率领下显得充满活力，由他主持的“文本与注释”和“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结构”两个长年研究项目，前者考察中国古代经典注释史上不同的注释策略及其不同文本的出现过程；后者则对晚清以来现代媒体构成过程的考察。恪守传统研究方法，在传统研究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后一直在慕尼黑大学的鲍吾刚教授，他的两本代表作《中国的脸》和《中国人对幸福的期望》[29]是汉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严肃的学术著作读来仍然生趣盎然，鲍吾刚教授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另一成就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目前汉学界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的挑大梁人物，如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和郎密榭（Michael Lackner）都是他的门生。

与美国汉学界相比，德国汉学界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其原因，在我看来，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总体上还是恪守传统路数，走的是严格的兰克式的考据学的道路，不似美国热热闹闹，新理论迭出，新思路纷呈；其次，德国的大学体制将教授定为公务员编制、拒绝给德国籍以外的汉学家教授席位，严重影响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竞争。

在本文的开头，我引了马汉茂教授的一段批评作为开场白。德国汉学研究史的局面不甚令人满意，马汉茂教授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德国方面缺乏力作，这是实情，也是客气话。其实，德语文献中汉学研究史的单篇资料大量存在，基本能够满足中国学者做整合性的研究。德国汉学家大量的优秀学术著作至今没有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当然，制约这一工作的，有语言隔阂的因素在内；更紧要的，恐怕还是我们美国人话语霸权在起作用，就如同经济学界一样，我们唯美国马首是瞻，忘了也应该了解欧洲。

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林》http://www.historyshanghai.com/shilin/wenzhang/200405/deguohanxu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