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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布罗茨基译唐诗

来源:网络来源作者:谷羽2013/12/17

喜欢外国诗歌的读者,想必知道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的名字,知道这位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写出过跟中国有关的诗歌作品《明朝书信》;可是未必知道他翻译过中国诗歌——早期跟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后来学习汉语,直接依据原作把唐诗翻译成俄语。

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曾在中国工作过。布罗茨基15岁时厌倦了学校刻板的教育,自动退学,步入社会,自谋生路,当过医院太平间看守、勘探队的勤杂工,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18岁时他开始写诗,21岁时结识了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了她的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的悲剧意识、哀婉凝重的诗风,有深切的理解。他也知道,阿赫玛托娃翻译过中国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翻译过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作品,这是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缘由。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1930—1981),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回译成汉语是: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

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方设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可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多很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

艾德林(1909—1985)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翻译过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歌。遵从他的老师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主张,他翻译中国古诗历来都不押韵,他认为押韵会“以词害义”。而瓦赫金则认为押韵是汉语古诗的本质性特点,这是他跟艾德林的主要分歧,也是他对艾德林翻译文本不满意的原因。不过,客观地讲,他对艾德林译作的评价有失偏颇。因为艾德林的译诗虽不押韵,但节奏感还是相当鲜明和严谨的。

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遭遇打击,被列宁格勒当局以“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流放。诗人阿赫玛托娃、汉学家瓦赫金、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文化界名人纷纷出面为他奔走呼吁,一年半以后,布罗茨基终于返回了列宁格勒。但是他写的诗仍然难以发表,这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又过了几年,他终于在1972年离开了苏联,成了流亡诗人。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籍。

在美国生活期间,布罗茨基结识了汉学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她成了诗人的汉语教师。有一次阿伊斯特给布罗茨基讲解汉字“道”的结构与含义。她说:“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的意思是道路,或者说是行走。另一部分是‘首’,像戴帽子的官员的头,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走人生该走的道路。”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普通农民不能走自己的路呢?”阿伊斯特回答说:“当然可以。”“那为什么不说是农民的头,而说是官员的头呢?”阿伊斯特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她解释说:“或许是因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官员吧?……”她边说边笑,以这种方式自我解嘲。不过,她坚持说,“道”不能跟“群众性”混淆,也不能跟“民主”的概念混淆。

在塔吉雅娜·阿伊斯特的帮助下,布罗茨基开始直接从汉语原作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就有李白的《夜静思》。诗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心中充满了思乡之情。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阿伊斯特肯定了布罗茨基的翻译,认为他译得流畅简练,原作四行,译作也四行。与此同时,她批评指责另一位翻译家吉托维奇的《夜静思》译文“加词太多,水分太多”。原来吉托维奇把四行绝句译成了八行:

在我床头前面

横着一道月光。

或许,这是霜?——

自己颇费猜详。

我把头颅仰起——

望着窗中月亮,

我把头颅垂下——

不禁想念家乡。

塔吉雅娜·阿伊斯特认为,李白是天才的诗人,吉托维奇却把他的杰作译成了可笑的“现实主义”小诗。诗人仿佛喝醉了酒,要跟什么人争吵似的,眼睛盯着窗户,却不清楚究竟要看什么。随后在床上做起了体操——抬头,低头,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翻译家吉托维奇信守一条原则,总是把汉语诗的一行译成两行。在阿伊斯特看来,这种方法很笨拙,并不可取。

阿伊斯特对吉托维奇译作的评价也不公允,她跟瓦赫金一样有些偏激,对他们喜欢的人,赞赏有加,而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大概是俄罗斯人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其实,吉托维奇是个严肃认真的诗歌翻译家,他翻译过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出版过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的译诗集,他的译著拥有众多的读者,也得到著名汉学家的肯定,比如费德林对他的译诗就很欣赏。他翻译中国古诗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其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轻易否定与抹杀的。

话说回来,布罗茨基喜欢李白的作品。他在美国大学讲课,曾向他的学生推荐李白的诗,建议他们阅读《长干行》。他认为李白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叙述与丈夫的离别之苦,堪称哀歌当中的杰作。

布罗茨基不仅喜欢李白,也很欣赏诗人王维,说来有趣,因为他觉得,王维的名字汉语发音很像英语的One Way。而Way就是“道”,是《道德经》的“道&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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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tang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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