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治四十余年是我国思想史上令人惊叹的时代。其时的学术，特别是“汉学”，推移转变的状况大致可作如下区分：

    第一期：明治元年——十年代初
    　　　　汉学的衰退与启蒙思想的盛行
    第二期：明治十年代初——二十二三年
    　　　　古典讲习科与斯文会的活动
    第三期：明治二十四五年——三十五六年
    　　　　东西融合与对日本学的注目
    第四期：明治三十七八年以后
    　　　　日中学术的综合：《汉文大系》及其他

    　　　　二

    说到学问，简直是从汉学的江户时代一下转变为文明开化的明治时代，汉学也随之沦为和、汉、洋的一个分科，并且被世人看作陈腐的学问。不用说，汉学作为掌握文字写诗作文圆满地表达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教养，在从前是必不可少的。明治初年寺子屋的兴盛充分显示了这一点。重要的是现在人们认为汉学不是足以引导社会步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学问，而必须以欧洲的学术为典范。

    江户幕府末期以昌平黉教师而著名的安井息轩和中村正直，在明治初年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简单地说，就是优秀启蒙家中村正直同保守、反动的顽固老人安井息轩两种图式。

    庆应二年，中村正直作为以诸学研究为目的之二十名幕府遣英留学生的督监前往伦敦，预期五年。他当时相信英国的风俗既贪又奸，且过度饮酒，但其技术极高可供学习。然而，他在《两国立志编序》中写道：“前在英都逗留二载，逐步察其风俗，方知并非如此……”于是在留学之前抱有的英国观，见到实地情况后就完全改变了。

    由于幕府的崩溃，中村正直被急召回国。从这年开始他写了探求近代欧洲本质的《敬天爱人说》。此书尚不成熟，所论并未跳出中国传统的天道说、理气说的范围。从第二年撰写《请质所闻》开始，他接近了基督教和有神论。

    明治四年，他匿名写了《拟泰西人上书》。是年在伊万里有六十多名天主教徒被捕，这一事件发展成外交问题。在此背景下发表了这一上书。文章指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全部来自基督教的信、望、爱三种观念，这也正是筑成欧洲文明的根基。既然如此，以现代国家为目标的日本是否也应效仿欧洲，正式承认基督教，以其精神武装自己？为此劝天皇陛下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这篇以外国人之名写的上书，言论是非常大胆的。

    明治七年圣诞节的清晨，正直正式受了洗礼。

    这时期的安井息轩也日日与基督教进行斗争。明治六年，息轩七十五岁，是年出版《弁妄》一书。新政府成立已经六年，无论如何时代变了，社会也安定下来。西洋文化滔滔不断地流入日本。息轩看到这种文明的本源在于基督教的精神，而支撑这种宗教的精神乃是亿万人的平等。这难道符合我国国情吗？怎能允许基督教这样随意流入我国而置之不理呢？息轩一直学习并教授的东洋经典所展示的理想世界是等级秩序井然的社会，不是以平等为目标的；支配世界的必须是那些学习经典、道德高尚的人，即所谓士大夫主宰世界，而不能把主宰人类的神放在第一位。这是儒教的教义，也是息轩的信念。

    年迈的息轩亲自阅读、研究《圣经》，随即凭着一个持有与基督教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儒士的责任，对该教展开了批判。这就是《弁妄》一书。

    《弁妄》，岛津久光序，是由（一）至（五）的论说部分以及“鬼神论”、“共和政事论”构成的小册子。其第一部分是对旧约圣经中创世纪的亚当和夏娃、巴比伦塔、雅各的妻子利亚和拉结、保罗的解梦等所作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以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书为中心的基督事迹的批判。

    息轩的批判一贯立足于对圣经所述事体是否具有科学与实证的合理性进行验证。譬如，在中国神是无形的；而基督教说神人同形，岂不是很奇怪吗？另外关于原罪，书中说：“在所有的生物中蛇最狡诈，那么不如不创造它。怎么又造出它来，使其引诱夏娃偷吃了禁果呢？”这是很多人都会产生的疑问。还有，夏娃犯的罪，为什么后世的女人必须接替她忍受痛苦呢？自然界的雌雄牝牡又犯了什么罪呢？

    这样的论调遍及《弁妄》全篇。息轩的见解当然引起反驳。不论新约、旧约，圣经乃是宗教的书，不是记载史实的书。因此，批判当然也不能不取宗教的立场。不过，关于这一点，据山路爱山说，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们说过，“以传达神的意旨而写成的圣经几乎一字一句都没有谬误。”据比息轩年轻十多岁的爱山的亲身经验就是如此。总之，息轩对当时的基督教的确竭尽全力展开理由充分的针锋相对的论战。

    山路爱山把息轩的这种活动评价为“以日本古老的思想批判新的信仰最聪明者”，称赞它是当时水平的“非凡的杰作”，而其时青年们占压倒优势的欧罗巴倾向乃是一种“虽非无用，但却无力的观点”。

    东洋的传统思想为什么不行呢？西洋的文明不是也充满着不合理吗？东洋与西洋的文明难道能融为一体吗？——与正直不同，息轩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三

    明治初期，两位日本人去中国旅行，把各种见闻用汉字写成旅行记，在社会上得到好评，并广为流传。其中一部是在中国西北部旅行的竹添井井写的《栈云峡雨日记》上、下卷，另一部是明治七年至十八年间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东南部游历的冈鹿门写的《观光记游》十卷。尽管两人在汉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能说流利的汉语，但对中国的观点却有很大差异。原因是两本游记相隔八年之久，在这期间，日本国内的情况以及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已经大大改变了。

    竹添井井，名进一郎，字光鸿，号井井。天保十三年（1843）出生于九州天草。到熊本就学于木下犀潭之门。后在熊本藩任职，正值幕府骚乱之际，受藩主之命奔走于京都、江户，与胜海舟、安井息轩相识。维新后在玉名开办私塾，经胜海舟推荐，于明治八年以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随员的身份前往清朝，先在中国领事馆工作，不久转升北京公使馆的书记官。

    这时三十五岁的竹添与同乡津田君亮、翻译侯志信一起，扮作喇嘛出发了。

    明治八年乙亥十一月，余从森公使航清国驻北京公馆者数月。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遂请于公使，与津田君亮，以九年五月二十日治装启行。即清历光绪二年四月九日也。

    竹添关心的是四川风物，特别是探寻秦栈蜀道。旅行从北京出发，经过保定、邯郸，又从孟津向洛阳；后往西越过函谷关，经华阴到西安；然后翻过秦岭，游南郑、剑阁、成都、重庆；品味了四川的风景名胜之后，下长江三峡，经洞庭湖去上海。全程九千余里，费时一百二十天，于八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栈云峡雨日记》是有效地抑制了情感的文章，同时全篇也强烈地传达出竹添采访中国的喜悦。其基点就是对悠久的中国历史的憧憬。日本的文人也以同样的心情阅读这本书，并给予好评。

    明治十七年，冈鹿门以上海为中心游历了中国，将见闻写成《观光记游》一书，于明治十九年刊行。冈鹿门，名修，字天爵，天保四年（1833）生于仙台，入江户昌平黉学习。维新后，有一段时间担任东京图书馆馆长，但大体上是以在野的身份进行活动。大正三年去世。著有《尊攘记事》、《藏名山房杂著》。

    《观光记游》十卷，记录了作者于明治十七年五月从横滨出航到第二年四月回国前后三百一十五日的中国见闻。这次旅游是从与王紫诠会面开始的。王紫诠就是以作《普法战记》并协助列古把四书译成英文而知名的王韬。王韬早在明治十二年来日本时就曾与冈鹿门见过面。

    冈鹿门到了上海，向周围的人询问本地的名人是谁，都异口同声地说“王君紫诠为第一流”。但与王韬再会后，鹿门却极其失望。王已完全失去往昔的风采，在同去赴宴途中有时也说头痛，在半路坐下，照岸田吟香所说是犯了大烟瘾。

    （岸田）吟香来过。余曰：“目下中土，非一扫烟毒与六经毒，则不可为也。六经岂有毒乎？唯中人拘泥末义，墨守陈言，不复知西人研究实学，发明实理，非烂熟六经所能悉。孟子不言乎：‘尽信书不如无书。’六经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不信其可信者，而信其不可信者，则六经之流毒，何异老庄之毒宋晋？”吟香击案为名言。（八月二十二日）

    这是在指出鸦片危害的同时又指出“六经之害”的大胆言论。更重要的还说出了科举的弊害：

    方今急务，在兴州郡乡校，讲格致实学；与建海陆兵学校，讲火器、航海诸业——抑亦末也。绝大急务，在一变国是，废科举，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习，振起天下之元气矣。（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本应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如今已被贬为“千年陋习”。

    鹿门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常常为中国的现状担忧，并发表其解决的对策。在天津经朱舜水后裔朱舜江的介绍，同道台盛杏孙见面。又经孙的介绍，同当时的总督李鸿章于十月十日、十月二十三日两度会见。鹿门继续陈述所持的见解，表明对李的期待。时逢法国军队猛攻福建、基隆，清军接连败退，李也感叹国内的政治体制及军备的落后。

    在《栈云峡雨日记》中，竹添主要讲述中国的山川风土，描绘自然景物；鹿门在《观光记游》中则论述当时的政治时事之类。竹添一味受中国风物的感动；而鹿门恰如其外甥敬撰之《鹿门墓志铭》所写的那样，“先生之谈及于东亚之大势，极论善邻之说，且说吸烟与科举消耗国力之甚”，关心的是政治社会。两者的视点如此悬殊，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一者，两人的立场、年龄不同。竹添三十五岁，鹿门五十岁。竹添是诗人气质，而鹿门是政论家。竹添的身份是外交官，鹿门则是自由的处士。再者，竹添的旅行在明治九年，而鹿门是在十七年。这八年的岁月中，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因维新引起的动乱得以平息，真正安定的政府得以建立，是在明治十年“西南之战”以后。这时国内的不满分子已被扫除，体制稳定，日本逐渐成为亚洲中的欧洲。作为亚洲唯一的近代国家的政府，集中地关注落后的诸国，眼前的对象就是朝鲜和中国。竹添旅行时，新政府内部还有不协和音，是力求强化国内体制的时期。相对而言，清朝中国还是拥有广大国土和三千年历史的先进国家。对学汉学的竹添来说，中华文明是无与伦比的；当时一般日本人也有同感。

    鹿门旅行的时期，法国正控制南中国一带的海港。明治政府也仿效欧洲列强的手法对李氏朝鲜进行军事介入。具讽刺意味的是，侵略朝鲜最前线的指挥是已升任公使的竹添井井。这年十二月，竹添率日军闯入王宫，因受到清军的反击，撤退到济物浦。这就是所谓“甲申事变”。翌年即明治十八年，天津条约批准，日清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从而在政治上建立了日清两国对等的关系。日本的中国观也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为已同中国超出了对等关系的龙头老大的日本才是在近代化方面领先一步的先进国家，对中国的憧憬已转变为指导中国的优越感。鹿门在《观光记游》的例言中这样写道：

    是书间记中土失政弊俗，人或议其过甚。余异域人，直记所耳目，非有意诽谤。他日流入中土，安知不有心者，或取为药石之语乎？

    　　　　四

    幕府末期以来还活着的汉学者也在明治十年前后相继死去。明治六年，门田扑斋；七年，盐谷蒉山、三上是庵；九年，安井息轩、关藤藤阴；十年，山田方谷；十一年，林鹤梁、春日潜庵、大＠①盘溪、芳野金陵、池田草庵。当然，他们的弟子和寿命长的汉学者还在，有中村敬宇、重野成斋、川田瓮江、岛田篁村、三岛中洲、东泽写、木下犀潭、冈松瓮谷等。但不可否认，以松崎慊堂、安井息轩为中心的幕府末期汉学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其时的潮流是排斥和汉之学，万事崇尚西欧。

    明治十年，东京大学成立，设置了作为文学部第二科的和汉文学科，想以此保护、维持走向衰退的日本传统文化。但这一学科还把英国文学和德语、法语等作为兼修课程，而作为主课的和汉学倒是非常粗略的。况且那时东京大学讲课都用英语。

    有鉴于此，又由于从事史学、政治学的研究必须掌握和汉的古典与历史、文学等基础知识，以及培养传统文化继承者的必要性，应在大学内设置“古典讲习科”对学生进行培育、训练的意见开始抬头。

    明治十二年，总理加藤弘之向文部省提出设置建议，未被采纳。随后十四年十二月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文部省的赞同。翌年五月，增设了附属于文学部的古典讲习科；同年十一月又新设专攻汉文学的讲习科。前者为甲部，后者为乙部。

    明治十四五年之时，乃是保守、反动的空气一时充斥朝野的时期。山路爱山也这样写道：“隐退已久的汉学先生再次被师范中学聘请，坐在教师的位子上。曾经阅读帕雷万国史的青年折节转向，再次领会左、国、史、汉。”（山路爱山《基督教评论》，岩波书库版第68页）

    这个古典讲习科的教授队伍中有中村正直、三岛毅、岛田重礼及副教授井上哲次郎等，此外授课的还有秋月韦轩、南摩羽峰、信夫恕轩、内藤耻叟等。所修课目以经史子集之所谓“四部”与法制为主，授课由教授轮流讲读汉籍，有所谓课堂讨论，每月一篇汉文作文。

    本来文学部附属的古典讲习科的经费是在大学通常经费以外请求的，而这是以未被认可的校内经费筹措的，这样在经济上很难维持。一般世风再度倾向于尊重西学，讲习科要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当局至明治十八年就中止其招生，并在二十年将其修业年限缩短一年，至二十一年完全废止。这样，以培养和汉学继承者为目标而设置的古典讲习科就以二十年与二十一年向社会输送两届毕业生的结局而停办了。二十年的毕业生是二十八名，二十一年是十六名，都没有授予学士称号。

    虽然古典讲习科仅仅送出两届毕业生就被废止，实际上却造成了从明治后半至昭和初期代表黎明期东洋学的优秀人才辈出的局面。其中有东洋史学者市村瓒次郎、研究甲骨文的林泰辅、《史记会注考证》作者泷川龟太郎、日本汉学史家冈田正之、中国文学史家儿岛献吉郎、艺术史学者长尾慎太郎等，此外，中途退学的西村天囚著有《日本宋学史》，国书科的安井小太郎在汉学界也很活跃。还有留下了大放光彩的名著《大日本商业史》，客死在马尼拉的菅沼贞风……仅仅两届，四十多名毕业生，在大学里很不受人重视的古典讲习科，竟以不可思议的效率培养出许多逸才。

    天保十年（1829）出生于四国德岛农村的冈本监辅，前半生热衷于桦太（译者注：地名，在库页岛）探险，维新后的后半生则主要是个儒学家和教育家。

    木下彪曾在《明治诗话》中介绍于明治二十年来日本的王韬所撰《扶桑游记》中出现的冈本监辅：五月二日……冈本监辅来访。监辅曾去中国游历，自牛庄、北京，经山东、河南，至襄阳、汉口、扬州、江宁，探寻长江胜迹而归，往返八阅月，著有《万国史略》。《游记》评介此书，且曰：日邦近尚西学，得此书著其情伪则尤切于用。余谓：仿效西法至今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中略）冈本近日又著《要言类纂》，就古今言理诸书，综其要而隐括之，皆孔孟遗意。彼以为是说也遍天下可行也。于泰西学士之言则独摈之。是亦具特识者。木下在《明治诗话》中还说：“我国明治初年那种无区别地急剧欧化，在交过西人、译过西书、游过西洋并写了《普法战记》，把西洋介绍给自己国家的新人王韬来看，也只是效仿别人的表面而已。他亲眼目睹之后，深为感慨。再如冈本，在全国趋向欧化之时，既通晓西欧之事，又懂得重视东洋特有的道德，其卓识令人称赞。不分善恶美丑地极端效仿西洋虽然成功地把物质文明很快地移植到我国，但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即导致国民精神及传统文化的丧失。这是今日有识之士都能认识到的。王韬、冈本等人应该说是有先见之明吧。”

    明治十年代初，冈本慨叹一味趋于洋学而不顾和汉传统教学的时代风气，与森重远等兴办学会，名为思齐会。尽管赢得马场辰猪、矢野文雄等赞同者，由于无法同时势抗衡，学会还是不能兴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右大臣岩昌具视也为极端的欧化主义而忧虑，得知思齐会的艰难处境，便伸出援助之手。于是，思齐会同人及重野成斋、川田刚等计议，改会名为“斯文会”，募集新会员。据说，当时很快募得一千五百多名。

    明治十三年六月，在神田的学习院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十四年五月，由有栖川炽仁宫任会长、谷干城任副会长的学会正式开始活动。其时冈本监辅任书记之职。川田刚的《斯文会记》有这样一段：

    我邦文学传自汉土。人智由是开，伦理由是明，工艺由是兴，文物制度由是立，则其学为必用，固不待论。而学者往往胶柱刻舟，不达时务，是以中兴以还，采用洋学，海内靡然，舍鸟迹而讲蟹文。然一利所在，一弊随生。道德变为功利，敦厚化为轻薄，检素移为华奢。语政体，则不曰立君而曰共和；语教法，则不曰孔孟而曰耶稣；语伦理，则不曰夫唱妇随，而曰男女同权。呜呼！彼不辨国体土俗之同异，唯新是趋，与夫愚儒泥古者，均非圣贤贯学之旨也……

    斯文会的事业包括学校、讲演、著述三个部分。譬如，在学校中有修身学的根本通明、文章学的冈本监辅、史学的内藤耻叟等讲授课程；讲演方面，《论语》有冈松辰，“唐宋八大家”有中村正直，《孟子》有三岛毅，每周出讲一次，每次听讲者有二百余名；著述方面是将斯文会的讲义每月发行一至二次，至明治十九年六月第69号告终。

    由冈本监辅等一批民间志愿者以宣扬道义为目标创建的斯文会就这样在明治十年代之半的时间里活跃地开展运动。但是终不能战胜全社会的欧化倾向与文明开化主义，于明治二十三年闭会，时当古典讲习科废止两年之后。

    无论古典讲习科，还是思齐会、斯文会，都是短期内结束的汉学及道德复兴运动。不过，要求关注传统的和汉之学实际的必要性或恢复以儒学为中心的道德的呼声不会完全被压下去。汉学再次变成社会的潜流，等待时机的到来。

    本文译自1995年3 月发行的日本《中国思想史论丛》町田三郎退职纪念号。作者町田三郎，日本知名汉学家，原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1995年3月退职，现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纯真女子短期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秦汉思想史研究》、《日本幕末以来之汉学家及其著述》、《吕氏春秋译注》、《孙子译注》、《韩非子译注》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右加规

（原文出处：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