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治十年开办东京大学，其第一批毕业生有井上哲次郎。他于十三年七月毕业，十月任职文部省；十五年任东京大学助教授，翌年讲授东洋哲学史；十七年二月赴德国留学，原定三年，后延至六年，于二十三年回国；同年任文科大学教授。是秋发布教育诏书，井上于二十四年写了《诏书衍义》。三十年被任命为文科大学校长。三十二年出版《巽轩论文初集》，三十三年出版《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三十四年出版《巽轩论文二集》，与蟹江义丸合编《日本伦理汇编》，三十五年出版《日本古学派之哲学》、《伦理与宗教的关系》、《释伽牟尼传》，三十七年辞去文科大学校长职务，三十八年同有马佑政合编《武士道丛书》，三十九年出版《日本诸子学派之哲学》，大正十四年任大东文科大学总长，贵族院议员，昭和七年出版《明治哲学界的回顾》，十七年出版《井上哲次郎选集》，十九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以上是井上的简历。作为汉学家的井上主要有所谓“汉学三著”，即《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诸子学派之哲学》以及与蟹江合编的《日本伦理汇编》。

    井上在其自传中写道，他在东大“专攻哲学，同时兼修政治学”，“最初抱着不知为什么总想修哲学的愿望”，“曾在太宰府跟中村德山先生学习儒学的印象具有无法摆脱的魔力，使自己对哲学产生极大的兴趣”，“讲汉学课的是中村敬宇先生，自己受了先生教学不少的影响……由于受敬宇先生的熏陶，再次从事汉学的研究。”（《井上哲次郎自传》）

    从井上所受教育的经历可以看出，第一是受了新制度的教育。他是东大的第一批毕业生，且精通外语。这与以往只擅长汉学一科的儒学学者不同。不久又有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远藤隆吉等承袭其后，而井上是第一人。第二是有较长时间的留学经验，对欧洲的情况很了解。虽然中村正直也在伦敦居住过，可时间长短与深入程度都不能同井上相比。他在当时可以说是超杰出人物。

    明治二十三年，在欧洲留学六年后的井上回国时，期待他的是用西洋的学术和哲学的新视点重新认识东洋的学术，摆脱古老的汉学，构筑新的东洋学，最终建立以东西哲学的融合为目标的学术体系。

    在井上回国那年，《教育诏书》发表。他在第二年写了《诏书衍义》，对诏书的主旨作了详细的解说。为什么刚刚回国的井上会被解说之箭射中呢？当时的思想界受到西方强烈的影响，一片混乱，以往的东西一律被认为无价值。因此，国学者和汉学者简直被社会不屑一顾。实际上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况的忧虑才发表了教育诏书。虽也考虑过其他一些谨解之士，但结果还是既了解西方又研修东洋学的井上被定为合适人选，遂受命作诏书解说。当时的文部大臣芳川显正在《诏书衍义序》中写道：维新以来，学校教育大为进步，对人文的明晰阐释前所未闻，“是以青衿子弟各斐然成章，虽有大可观者，然其于德行则有甚逊焉者”。忧国之士对这种状况慨叹不已。“此我天皇陛下之所以念下诏书欤！”本来道德与国家的关系就如同盐与肉体的关系，说“道德恰是维持国家的盐”的教育诏书的目的正在于宣扬道德。

    井上一方面在自叙中说，天皇在诏书中恳切谕示了“不能不修养孝悌忠信之德行，培育共同爱国之义心的理由”，因此，“我们日本人今后必须永远以此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同时又说，鉴于欧美列强侵略东洋的势态，“倘若是个日本人，为了国家就不能不视己之命轻如尘芥，勇往直前，不可丧失舍己为国的公义心”。这样就得出如下结论：“诏书的主旨在于修养孝悌忠信之德行，以巩固国家的基础；培育共同爱国的义心，以备不测之变。”

    井上以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为两根支柱理解、解释诏书，最终是以视一身轻于鸿毛的舍生报国之忠为第一要义，这正是其所说的道德。

    那么，从我国的历史事实来看，对伦理道德是如何解说并实践的呢？井上追溯到江户时代的必然性即在于此。正如他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初版序中所说：“我奉命赴巴黎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万国东洋学会，讲述《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归国以后越来越感到对日本哲学做史的研究之必要，以便阐明德教的渊源，寻绎学派的关系。”这是从内外要因研究日本哲学所必需的，因此也就有自身的特色，捕捉从中世纪伦理道德标志的佛教向近代江户时期儒教转换的状况，进行儒教史的研究。这与以往汉学家那种注重某一点考证或宣教的个别的研究不同，而是理论的、系统的思考，并尝试依据整个的思想潮流确定各个思想家所处的地位。正是这样的思考结出了《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等三部著作的硕果。

    关于井上，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他于明治十三年留学德国之际在其记事本中写道：“自所期唯一事，西洋哲学欲穷源。”井上所关心的是对欧洲哲学思想的探究。而往昔的中村正直等启蒙家所关心的则集中于西欧进步的政治、制度、法制之类外在方面，从中吸取先进经验，移入我国，为我国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不过，这样容易造成他们精神的二重结构。就是说，他们是启蒙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但那或许是某一阶段，比如中村正直的情况，竟会回归为以往昌平黉教授那样的孔子信奉者，即使如此也并非不可思议。而下一代的井上所关心的是作为自身精神问题的欧洲的伦理、宗教、艺术之类内面世界，而且，当时年轻的井上用比单一立场更宽广的视点把握、统合东西方的思想，力求构筑统一的思想体系。那是以东西哲学的融合为目标的。这样，在启蒙思想家结束了历史使命之时，他是作为肩负新时代使命的一代旗手出现的。

    井上的汉学三部曲被评为当时划时代的业绩。有关其内容的构成、资料的运用、评价的视点等等，拟另文阐述，本文只谈其出现的历史意义。

    不久，井上的构想被弟子远藤隆吉继承，写成《支那哲学史》、《支那思想史》两书，稍后的山路爱山也写了《支那思想史》，发表《日汉文明异同论》。

    与井上同时期的内藤湖南出版了处女作《近世文学史论》。这应该说是一部关于德川学术史的书，论述这一时期的学术渐渐从三都（译者注：三都指日本历史上的三个都城，即奈良、京都和现在东京的旧称江户）向地方扩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学问流派的情况。作为小册子，确是描述学术交流的名著。当时前槁中学的乡村教师津田左右吉“购买了内藤湖南的《近世文学史论》”，读完序文在日记中写下这样激励自己的话：“素养啊素养！期望在不太久的三年之后培养起我学问的根基。”这是明治三十年的事。

    　　　　六

    从明治末期的四十二年（1901）到大正五年（1911）用了八年的时间，丛书《汉文大系》陆续出版。为了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典文化，此书将原文同权威性注释一并刊行。服部宇之吉任总编，富山房出版。从第一卷《四书》到最后一卷《楚辞·近思录》，总共三十二卷，收书二十八种。列名于丛书的解题校订者，除总编服部宇之吉外，有重野成斋、星野恒、小柳司气太、安井小太郎、冈田正之、岛田钓一、儿岛献吉郎、井上哲次郎、牧野谦次郎等当时中国学代表的杰出学者。

    回顾当时出版这部丛书的理由，服部宇之吉这样写道：“（明治末年）由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和私立高等学部的增设，专攻汉文与兼修国语汉文的学生明显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汉文书籍的需要量显著增大，汉籍专门书店也随之增多。经营汉籍的人也事先看清这一点。此乃伴随东洋学研究热的更新出现的自然现象。”

    总之，由于学生的增加及两大战争（译者按：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急剧升温的对中国的关心，使中国古籍的需要大增，出版社也相应出版这种书籍。虽然这只不过是利用中国热开展营利实业，而于《汉文大系》却有另外的重要意图。这种意图体现于编纂之际：一是网罗中国古典的代表作，并将原文连同精审的注释一起介绍：二是选取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期间邦儒突出的研究成果编入此书，使之在社会上广为人知。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下面试举数例说明。

    如第一卷《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随着宋学的兴盛，朱子的注释长期受到尊重，而《大系》收载的却是古学派安井息轩的注释。息轩的《论语集说》是从幕末肥藩主伊东家发现的刊本；其它三部书都是未刊稿本，收藏在他的外孙安井小太郎家。丛书将它们排成新的活字本。为《四书》安井注释作解说的服部宇之吉说：息轩作的学问，不论对古注还是新注，都一贯采取好就予以肯定的公正态度；吸取清朝考据学的成果，考证精审，论断也颇慎重。这是非常中肯的解说。

    在《韩非子》中采用太田方的《韩非子翼毳》。太田是福山藩江户末期的下级武士，在贫困中全家协力印行《翼毳》二十部。服部的解说称赞其注释的精审写道：“本书是作为邦人对子书注释的出色之作来推重的”；并说：“人们如果能体会作者的钻研精神和印书的辛苦，从此书中得到的岂止对韩非学说、文章的理解？这也是我把它选入大系的原因之所在。”这部原来只印行二十部的《翼毳》，由于服部等人的慧眼而收入《大系》，遂成为至今还不断被人阅读的书。

    服部显扬“我国先儒之美”、“为本邦学者吐一口气”的意图也得到其他编者的确实理解。小柳司气太在第二十一卷《管子》中采用了安井息轩的《管子纂诂》。据“题解”所述，《管子》的研究明显晚于其它诸子，直至清代王念孙父子、洪熙煊等的研究发表才大体就绪；我国通行本《管子》是最芜杂的，“至近年猪饲敬所首辟荒蓁，安井息轩循此以行，第一次开通道路”，此即《管子纂诂》之优秀成果。

    《楚辞》中冈松瓮谷的《楚辞考》、《列子》中诸葛晃的《列子考》、《唐宋八家文》中三岛中洲的详语及文格解说本等之被选定，也都是出于同样的意图。第十、十一两卷中竹添井井的《左传会笺》继承了先师龟井昭阳的《左传赞考》，而且是以我国所传御物《春秋左氏传集解》为其定本，其明快的注释早有定评。

    《汉文大系》不仅收载了邦人优秀的注释，也没有忘记用心选取中国本土的拔萃之作。光绪十七年（明治十七年）刊行的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和两年后完成的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均被收载，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此迅速地引入好书，使人从中感到编纂者正确眼光的同时，还能感到中日于书取舍的稳定和评判的平衡。

    《汉文大系》以这样的视点对中日两国的学术成果作了出色的鉴别。从某一方面说，甚至让人感到没有偏颇的学院式风格，可以说显示了这个时期汉学界的稳重和自信的恢复。

    与《汉文大系》刊行的同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预约分四次出版《汉籍国字解全书》，共四十五册。其书由江户时代的国字解特别是先哲遗著以及新写之作构成：第一辑和第二辑前半为先哲遗著，以下是菊池晚香、桂湖村等所作的新释。这部丛书的销售量大得惊人，是出版社开办以来的一大成功。

    从营业方面的成就来看，社会对这类书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应适时地出版了很多好书。原来我国汉学界从江户的元禄到享保期间以仁斋、徂徕为首显出急剧进展之势，产生了我国独自的研究成果。其中出现了林罗山、荻生徂徕、熊泽蕃山、中村惕斋等一批既有渊博学识又兼擅国文的学者，陆续出版了“谚解”、“国字解”、“示蒙句解”等易于理解经典微旨的解说之书。于是从众多的国字解本中选出中村惕斋的《诗经》、《近思录》，荻生徂徕的《孙子》，大田锦成的《书经》这些向来评价高的著述，以“先哲遗著”之名刊行。

    然则，为什么在明治四十二年早稻田大学将中国古典的国字解本作为丛书刊行呢？理由有二：其一，选出那些被欧美的古典名著压倒而完全不被重视的我国汉学研究中拔萃之书，使之闻名于世；其二，当时是汉学实力的衰退期，原著主义已行不通，面向初学者必须用国字解这类书籍，期望通过这种使名著易于理解的国字解本进一步推广汉学。

    《汉学大系》和《汉籍国字解》是性质差异很大的丛书，但都受到社会的欢迎。那是由于社会需要这些书，可以说改换了语言使我国的传统学问渐渐地恢复自信，迈出步子。那么，下一步将走向何处呢？

    　　　　七

    明治三十三年，内藤湖南指出：虽然集中了东西方学术的日本处于可以创造第三个新文明的地位，“汉学的老前辈们”却拘于德川时期的弊习，没有进步；与此相反，清朝的学者们像“西欧近代学士”一样追求其学术的合理性。他因而极力主张日本也要从清朝考据学的阶段提高学术水平，确立研究方法，进而使东洋学术开拓出世界文明的新生面。与此同时，白鸟库吉也向沉睡于汉学阅读“特技”的学者发出警告：跳出汉文的圈子，以世界学界为目标。他自己一面热衷于中国周边各国的研究，一面发表汉学之外的学术成果。

    在这种合理的科学精神支持下，学界的意向是竞出世界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而在中国研究方面以明确的现实形态出现的则有待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为中心的杂志《支那学》的创刊（大正九年）。但它的背景，即如上述自明治中末期以来各种各样以确立近代支那学为目的的准备性活动，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内藤、狩野的新学风，以“与中国当代考证学的学风步调一致的学问”为目标，既不是“汉学过时的”东西，也不是“过分新的”轻薄的学问，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

    譬如支持《支那学》的青木正儿，在创刊号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揭起的文学革命》、《〈今古奇观〉和英国通俗小说与〈蝴蝶梦〉》，着眼于讨论沸腾的现代的俗文学；又在第五号发表《本邦支那学革新的第一步》，主张从中国语言语结构的基本研究入手对中国进行探讨。同时，几乎每期都有武内义雄连续撰写的《列子冤词》、《曾子考》、《南北学术的异同》等扎实的实证性论文。这样的《支那学》杂志也就不是陈旧之作，而是在积累坚实的研究成果。

    这简直是向明治汉学挥袂告别，向近代支那学迈出坚实的一步。

（原文出处：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