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50 年代，夏志清(C·T·Hisa) 和普实克( Prusek)分别在美国和欧洲开始对晚清到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动力论进行广泛的研究考察，由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采取的历史立场和经受的理论训练方面，这两个学者迥然不同。夏氏的分析是以盎格鲁——美国传统的新批评和理维士的“大传统”观念为基础，而普实克的方法论则来源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和欧洲大陆形式主义。两人在1963年就中国文学现代性和批评功能的本质展开交锋，分别写出了辩论文章，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尽管夏氏和普实克观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均以严谨认真的态度研究当时尚未被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所探索的作家、作品、观点和现象。两位学者在研究和教学上均具有大师风格，各自扶持培育了一批优秀的追随者(学生) 。两人的主要论点，如夏氏的“感时忧国”和普实克的“抒情/史诗”，直到近年仍被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来看待。

    伴随着夏氏和普实克的开创性著作，另外两位学者的探索也颇为引人注目。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 T·A·Hsia)于1968 年(去世后) 出版了《黑暗的闸门》( The Gate of Darkness) ，该书是对20年代至5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阵营美学和政治的一次评论概述。尽管受教于西方方法论，夏济安却从未趋炎附势于当时任何主流学派，他反而致力深化这门研究，使之富有个人洞见和历史敏感性。李欧梵(Leo Ou Fan)于1973年出版了专著《现代中国作家之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正如书名所示，此书探讨了文学论述观念以及一代中国作家兼革命家们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此书表现了李氏对文学、文化和传记历史相掺杂的兴趣。此外，该书还提供了一种后人无法模仿获取的学术模式。

    60年代末至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专门考察单个作家的学术专著。这些研究分别包括：巴金(Olga Lang著) 、钱钟书( Theodore Huters著) 、戴望舒( Gregory Lee著) 、丁玲( Feuerwerker I – tsi Mei著) 、老舍(RanbirVohra著) 、茅盾(Marik Galik著) 、沈从文( Jeffrey Kinkley著) 、萧红(Howard Goldblatt著) 、以及周作人(David Pollard著) 。随着威廉姆·莱尔(William Lyell)和李欧梵分别所撰的关于鲁迅的批评著述的出现，这种趋势在1986 -1987年达到巅峰。与此同时，其他评论家还研究了上世纪文学的特殊类型、现象和运动，比如V· I·西门农(Semanov)和米列娜(Milena Delezelova) 研究了关于晚清小说及其传承者；林培瑞( Perry L inks)和柳存仁(Liu Tsun- Yan)对清朝和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或者“中等水平的文学”进行了探讨；吴茂生(Mau-sang Ng) 和韩南( Patrick Hanan)对比研究了中国作家及其俄国榜样；耿德华( Edward Gunn)重评战时上海作家的“不受欢迎的缪斯”；R·华格纳(Rudolf Wagner) 、佛克马(Douwe Fokkema) 、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 、戈德曼(Me rleGodlman )和夏志清等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学政治作了认真的探索；还有杜迈克(Michael Duke)和金介甫(Jeffrey Kinkley )引介了关于毛主席逝世之后中国重新兴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作时尚。

    除此以外，期刊《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oward Goldblatt主编)和卷帙浩繁的会议参考文献——包括《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Merle Golden主编) 、《鲁迅遗产》(Lu Xun and His Legacy) (李欧梵主编)和《中国台湾小说》(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 Jeannette Faurot主编) ——以及数量相当的文集和翻译作品等等，均对此领域的活力做出了贡献。截止90年代初期，我们已经可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研究中最兴盛的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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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学科领域在90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表现在下文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在研究和批评实践中，理论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地位。这种趋势反映了学者和研究者在有意识地提升其研究工具以便能够更好地掌握研究主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趋势同样表现了东亚对普遍的“理论转向”的一种反应——该理论转向在80年代之间和之后盛行于美洲学院机构的所有人类学系所。周蕾(Rey Chow)的著作《妇女和中国现代性》(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 1990年)可为一例，因为它在这个十年之初适时出现并以开放的姿态拥抱诸多理论——从女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心理分析到后殖民批评，同时亦公开对抗当时的研究典范。同年，中国和比较文学研究会在杜克大学首次召开研讨会，会上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学：理论介入和文化批评”，由此，中国文学研究借一个公开论坛宣布进入一个“理论时代”。随后的几年里出现了大量以“理论介入”和“文化批评”为目标的系列著述。

    我必须再次讨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既非诟病理论的力量，亦非蔑视理论介入的崇高地位。精确而言，因为我认识到，所有影响深远的学术行为同时也是对其理论观点的表达，而且主流典范总会被故意挑衅的冲动所摇撼，我希望能够从我们所作的研究中得到更多其它的东西。我想指出的是，虽然公开宣传的各种主义和杜撰的新词已明显过剩，但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地对待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往往急于回应流行学术话语，鹦鹉学舌似地说出一些仅存在于批评大家文章中的奇言妙句。最终，我们似乎已经建构起批评并使之标准化，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增加批评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反而将之消除，而这种自由度和创造性正是批评需要创造的。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谓“理论介入”，其实只是对主流学术理念的一种应用练习，而“文化批评”也仅仅是中国从欧洲知识分子的百货店里引进的最新舶来品。

    第二，中国研究出现了一股扩大其研究范围的新潮流，它从古代文学延伸至其他领域，如电影(张英进) 、音乐(Andrew Jonhs) 、思想史(丹敦) 、美学(王斑) 、跨语际实践(刘禾) 、文化生产(贺麦晓) 、流行文化(王瑾) 、性别研究(钟雪萍) 、城市研究(李欧梵) 、殖民研究(周蕾) 、政治研究(林培瑞)和人类学研究( Gang Yue) 。伴随这股潮流而至的是“文化研究”，这门学科郑重宣告会用更全面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其中电影在诸多新兴学科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受欢迎的学科。而1990年的电影本应该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中只扮演一个附属角色而已，如由魏爱莲( Ellen Widmer)和王德威(David Wang)在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一个会议中，但是现在该学科类型则在各种会议、研究计划和课堂中吸引了人们极大的热情，大大超过了文本研究。个人的电影研究、文集、批评访谈，以及百科全书式的资料(如由张英进主编的资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均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传统文学研究理应欢迎这些多元的角度方法以及对其进行的革新。毕竟，“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观念和实践由历史所激发并为不同历史现象所支配。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热”反映出普实克与夏氏兄弟“介入”理念的复活，因为学院机构和批评家再次寻求重新界定文本内部研究(现今或用结构主义术语，或用后结构主义术语来进行界定)与文本外部观点(同样包括性别、种族伦理、视觉文化、日常生活、漂泊离散、国家地位、国家政策等等)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学系于1998年接管期刊《中国现代文学》并且将其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似乎是此领域改型换貌的明显表征。(抑或，它大概仅仅表征20世纪文学已经退至过去而作为一个时期加入中国古代文明，由此，从外观上看，文学仅仅变成了文化的一个层面而已。)

    文学和文化研究角度的多样化可表现出跨学科的旺盛活力，从而鼓动学者们勇于开疆辟壤，另创研究范畴，以及促进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比如，王瑾( Jing Wang)探讨了后毛现代主义者的实验中新文化政治的形成，而王斑(Ban Wang)讨论了中国集权论述形成过程中“高大全人物”的作用。然而，同样会有准备欠充分的跨学科研究，产生出仅仅只是折中水平的平庸之作，甚至只是半瓶子醋水平和机会主义的作品。

    总而言之，急就章式跨学科知识的出现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再现问题。这里的再现不但是指艺术中介，也同样指志愿地认同或者反对某一事业、学科、范畴或某一学院社团。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疆域的突破”似乎从天而降，来得太快太容易。依据传统观念，无论是前现代中国，还是欧洲，文学精英们似乎都有能力热切地宣扬他们的优势批评观点，仿佛是文学和地位莫名其妙地带来了洞见的真理，而不是处于优势的洞见。真正专注投入的批评家不是学会如何写出冗长拖沓的进谏书式或批判性文章的那类人；他们必须持续关注一种精微的平衡——在表达其自己的专业和表现有时代争议的“真实”观点之间的一种平衡。

    第三，重新对历史论述发生兴趣。普实克和夏志清时代的文学历史强制性地认同时代、历史事件、主流和古典，支持一个连绵不断发展的时间序列，相比较而言，这一时代的人们提出了更新颖的问题，否定“主流叙述”的霸权地位，质疑时间(Temporarity)的线性发展并高举“重写历史”的旗帜。这种重写历史的强大势头无疑是被两个因素所激发，一为元历史中的后结构主义观念，一为后马克思主义对“总要历史化”的谴责。对中国人而言，从毛论的解冻到应用于中国区域的新地缘政治学，(文学)历史自身必然也为其提供了不少动力。我们顺理成章地看到了诸多著述，举例来说，有丹敦( Kirk Denton ) 和Yunzhong Shu重评路翎——一个(被毛泽东统治迫害的)胡风信徒——的著作；张诵圣(Yvonne Chang)和阿巴斯(Akbar Abbas)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台湾和香港(后)现代主义；王德威对清代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思考；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 )对报告文学这样一门式微的文类表示赞同；其中最优秀的著作是李欧梵和史书美( Shu -mei Shih)认可上海“半殖民”颓废文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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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最经常回顾的概念是现代性。“现代性”或者“现代”作为这个领域名称的一部分，似乎是一个能够自我更新的学术争论焦点。无可否认，其结果刺激产生了诸多令人鼓舞的观点和数据。然而，我们有没有对现代性的另一面，即历史性进行对话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现代争议忽视了历史，远非如此。我的意思是，历史本身的确已经被付诸实践，只是这种历史实践要么仅仅是物质基础的解构，要么就是以教条形式出现的重温，由此历史再一次被具体化。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孤立地研究单纯的现代性和单纯的历史性，而是应该采取对话的形式对待这两个概念，把二者看作是包含诸多因素的综合体，如时间、框架、前提、形式、实践以及“历史敏感性”。这种努力可以被称为福柯的系谱学，本雅明的哀悼任务，或是章太炎式的寓言阐释；它敏锐地重新思考历史性，如果不是历史本身的话。然而，它还有一些更为基础的东西。要想说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或“后现代”，我们必须真正相信，中国作家能够创造出其他更具有历史“优势”文明国度的现代主义者所不能想象和制造的东西。而想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必然有义务来确认中国文学新的层层面面，并且这些层面的“新”是无法放入现成的批评框架里面的。欧洲人及其拥护者乐于同意：毛时代的中国创造了诸多富有欺骗、冷酷与背叛内容的小说形式，既有纯文学的，也有其他类小说。但是，他们均不愿意在任何重要意义上称这些小说形式为“现代”或是“后现代”，因为这样会使人们质疑这种观念，即，作为一个真正批评性的、无可辩驳的前现代性之替代，现代性的确有其优势来源和形式。如果我们将历史定义为做某些所谓新鲜事物之优势，抑或“评论”有关过去的假设之优势的话，那么从毛时代抑或后毛时代的中国中去寻找仅为福柯或本雅明形式的现代性，只会把中国摈弃于历史之外。

    在批评家夏志清和普实克的先驱著作出版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形势比从前更为有利，更便于我们在某些方面提出问题，诸如理论和批评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变动不居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典范之影响。我们可以追问：如同文学的现代被预设成中断线形时间的一种现象，一次形式常规的革新，和一个跨文化与跨国家的知识和敏感性之获取行为，那么，我们对文学历史所复燃的这种兴趣，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使我们不但能够对中国人寻求文学现代性的特殊境况进行评论，而且能够对其加以举例说明呢? 我们又如何解释这种悖论，即一个批评家拥抱西方理论的“盲动”，经常会把一种“洞见”混合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层面之中，抑或反之亦然? 即使批评家认同西方话语，但是他们是否可能会持有一个植根于自身脐带传统的个人信仰并在学术行为中受其影响呢? 最后，我们能否发现早期批评家所具有的一种立场，该立场中强调普世主义和真理价值的世界主义能够在诸多方面与各种形式的“特殊主义”保持一致——如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性别、伦理和文化生产等范畴，而且这些范畴似乎已经为近代批评家所青睐?

    通过上文的仔细观察与思索，我希望可以在这一领域开展一些能够阐明以下方面内容的相关研究项目：

    第一，采取元历史的观点研究从晚清到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历史。这些项目并非把“批评”或“历史”作为一项以基于假设的理论和伦理为优先原则的任务——以往的项目却通常如此。诸多当下批评家哀叹“正确的”批评和“正确的”历史从未出现过，对此，我们可反驳说，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悖论可能不是批评欲望和历史观点的匮乏，而是其太过泛滥。(从40年代到80 年代，毛主义文学批评和历史泛滥成灾，我们对此记忆犹新，而所有的这些均始于对从事文学批评、反复灌输和匡正时弊的一种真诚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被迅速具体化为老生常谈和责任义务罢了。)新的项目通过更新1840年到世纪末的中国文学之人物、著作、运动和论争的方式，将使我们能够衡量我们自身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一部分所占据的地位；评价一些学术尝试，其范围从古典文章到先锋试验、从国外思想到本土思考，这些都渗透于批评话语中；并且考察影响中国(后)现代相互作用的历史因素，使其不囿于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等地理疆域。丹敦(Kirk Denton)的文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学写作1893—1945》(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Writing on literature，1893 - 1945) ，为后来者沿着这条脉络行进的任何尝试均奠定了基础。但该书仅仅是一部原创作品的选集，而北京大学陈平原的中文著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堪称为一个更佳的学术代表作。

    第二，研究历史和文学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史学和文学研究中，历史性和(小说)叙述性始终是互相指涉的。然而我们从未目睹过类似现代时代这样的历史时期——官方历史被意识形态和建构的想象性所硬性指定，以致于接近虚构编造，即一种与传统小说密切相关的论述，而这种被反映过去和未来的渴望所攫住的小说擅自挪用了传统历史的功能——能够使事实完整的功能，从而李代桃僵。于是便产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双重枷锁。刚刚过世的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所著的《现实主义的局限：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 The limits of Realism：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以及我即将出版的《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和20世纪中国的小说写作》(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History，Violence，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th Century China)一书亦可为例。

    第三，真正严肃认真地规划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科的和地缘诗学的图绘。20世纪的中国在政治、历史和文学存在之中频繁变更，每种形式均有各自的自我叙述并追求不同的(后)现代性观念。由于这类历史事实的解体和分裂，作家们只能对各自的中国经验作出阐述，因而很难把这些中国经验按序整理成一个令人窒息的统一体。然而一个社会的典律可能会是另一个社会的禁忌，明显敌对的论述实际上却可能诡异地共享了相似的前提。(在文体、主题和生产模式等方面上，50年代亲共产主义小说和反共产主义小说之间的敌对和共谋便是最好的例证。论及“革命加恋爱”，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惯用主题，我们又何曾去思考过其在后现代时期的台湾，甚至是马来西亚华人圈中的残迹余绪呢?)

    时至今日，批评家能够使用诸多全球工具和理论来观察现代中国文学和历史。但是，批评家一方面赞成“政治的边缘化”和“介入的争议性”，抑或以“地方表达”的方式去寻求“全球语境化”，而另一方面却僵硬地排斥预想主流之外中国现代性(以及历史性)的各种形式，并且坚决拒绝论述现代中国创造力的地方语境；这是否为一个悖论呢? 在这个意义上，耳熟能详的“总要历史化”的论述最好是被理解成一个自我谑仿，自我解嘲地说着“总要历史化，如同我们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所作的”。假设我们从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中学习到的一个最重要教训就是指中国作家试图掌握形态各异的现实之迂回曲折的本质，那么只有一类批评家能够充分鉴赏这种认知，而他们一定不能受习惯性的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盲见的影响。我们必须真正相信，中国作家已经而且仍然具有复杂的和创造性的思想，甚至在政治压迫和鄙夷个性的时期。我认为，以“现代性”之名进行的任何批评尝试，都必须勇于检验这种颇有争议的现代性之历史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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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7年第3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6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