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海洋对我国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也明显加快，由此引起国外学者对中国海权的关注，他们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剖析了从明朝到当代中国海权的发展脉络及其连贯性，总结了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海权现象。本文试对各种观点做一剖析与归纳。

　　　　　　　　　　　　　　　　　　　郑和下西洋与软实力构建

　　关于明代郑和舰队的远航，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日本学者吉原俊井[1]在2006年10期《海军研究学报》联合撰文《海上软实力》指出：“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显示了明朝政府对亚洲的企图，塑造了中国的海洋性质和大战略。”[2]要前瞻中国未来的海洋战略，美国必须研究中国的思想家是如何看待其海洋过去及其功能。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2005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坦承，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隐秘性，美国确实很对中国国家战略进行直接透视。2005年度报告在考察了中国的官方政策、战略声明、快速转型的造船厂和防御设施之后，认为五角大楼的分析家应继续关注对此方面的评估。

　　詹姆斯·霍尔姆斯认为，当代中国官方把郑和远航描绘成装满丝绸、茶叶、瓷器等贵重物品的和平之旅，其实不然。郑和远航是带有进攻性手段的外交行为，一方面北京非常希望减少周围国家对其建设大国野心的怀疑，另一方面，当代的政府领导人希望把民众的视线转向政府早就谋划好的海洋。[3]

　　国际关系学者把国家力量的贯彻归结为以下几个范畴：外交、经济和军事，第四个范畴就是文化的或所谓的“软实力”。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国家、团体或个人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威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海上软实力》一文认为，郑和七下西洋正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郑和这位宦官是兜售明朝外交政策的理想大使，他的远征确保了明朝成为出现在印度洋上的第一个航海舰队。

　　霍尔姆斯和古原俊井指出：政变上台的朱棣担心朱允文流亡海外会随时夺权，郑和目的之一就是搜寻朱允文，皇帝也想利用对外贸易来弥补明朝政府连年战乱后亏空的财政，另外皇帝还想恢复并扩大朝贡制度。郑和的宝船上装满了珍珠宝物，给予沿岸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好处换取他们对明朝的臣服。郑和在面对不忠于明朝的政权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军事手段。如在郑和第三次远航时，遭遇了破坏马六甲海峡交通线的海盗，郑和的舰队镇压了广东海盗头子陈祖义的海盗船，屠杀了五千余人，并把海盗头子押送京城受审处死。郑和花费了大量时间才使得马六甲海峡保持通畅。1411年，郑和卷入了一场锡兰（今斯里兰卡）内战，镇压了反明的佛教徒起义，从而确保了锡兰对明朝的效忠。

　　文章特别关注当代中国政府对郑和的评价和宣传，并从中捕捉当代中国海权发展的信息。作者认为，在中国政府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国日益依赖海路上运输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这促使政府把目光转向了六百多年前郑和开辟的那条水道。大力宣传郑和有助于中国政府运用其海上软实力，减少邻国对中国发展海军的担忧。中国无非就是想达到如下几点目标：唤醒同胞和邻国的记忆，中国曾是海洋大国；顺应政府和平崛起的论调；中国政府经常拿郑和远航与西方的殖民掠夺侵略相比较，反复强调郑和舰队的和平，使命令所到之处受惠。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指出：“郑和把丝绸、茶叶和中国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但从来没有侵占一寸土地。”总之，中国政府在利用郑和塑造其海洋外交战略。

　　美国应从中国政府宣传郑和的背后得到什么启示？两位作者认为，首先美国要认识到中国领导人的视线转移到了海上；其次中国的国家战略集中在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条水道上，中国政府知晓如何运用国家力量来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亚洲沿海国家并非像美国预感的那样，感觉到“中国威胁论”的存在。有学者推测部分亚洲国家将配合中国的崛起，甚至恢复郑和时建立的“朝贡”制度，美国担忧这将从根本上影响二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稳定的局面。[4]

　　最后作者建议：华盛顿应接受甚至欢迎北京在亚洲海域的领导地位，因为这可以增进中美双方的共同目的。同时，美国要在亚洲构建一个更加连贯的大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软实力，重整海军力量。

　　　　　　　　　　　　　　　　　　　　对清朝海军建设的评估

　　19世纪中叶，清政府对外面临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对内则遭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动乱，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迫使政府设重金打造近代海军。对于这种历史现象，国外学者有独特的观点，他们采取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清政府和当代中国政府的海军建设作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

　　英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中国蒸汽海军》一书中认为，清政府早期海军发展有三个重要特点：“中国海军不但用于海岸防御，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太平天国的叛乱；政府惧怕海军力量集中，而实行几支互相制约的舰队；政府倾向购买而不是自制研发顶级武器装备。”[5]怀特指出，激发清朝建设海军的动力主要不是海外的威胁而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国内因素对海军建设的重要作用。从清朝的太平天国到现在的“台独”，中国海军一个半世纪多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中国统一，镇压国内的反叛。

　　怀特还指出，中国海军的另一特点是大量购买外国武器装备，这与中国的科技实力有限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投资在海军武器装备上的资金不足。清政府向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购买了大量的舰船和武器弹药，但在关键的海战中仍然不堪一击，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时“镇远”、“定远”是当时威力强大的铁甲巡洋舰，但是清朝可怜的人员配置葬送了舰队的前程。在舰队需要维修时，修理厂被占领，以致于舰船无法及时修复投身战斗。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武器进口大国，近年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先进的潜艇、驱逐舰等，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的“现代”级驱逐舰，配备有54枚SS-N-22舰对舰导弹，但国内尚未有能修理该先进舰船的设施，每次船只的保养、维护要到俄罗斯去。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战争爆发，岂有到外国修理维护船只的时间？

　　美国海权研究专家布鲁斯·伊莱曼在研读了三本关于中国海权的著作后，于2002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发表书评《中国的新“帝国”海军》，总结了下列观点：清朝时期海军舰队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上海和旅顺，每支舰队都有明确的防御目标。政府把舰队“分而治之”，一直是中国处理海军政策一贯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舰队集中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但另一方面，舰队的分离也导致了海军向心力不足，在关键战役中互相拆台。如在中法战争时，北方舰队坐视法国侵略越南于不顾，导致南方舰队缺少支援，使得清朝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十年后，南方舰队“以德抱怨”，拒绝支援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北方舰队，清朝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最终使日本攫取了朝鲜和台湾。解放后，新中国的海军组织和清朝如出一辙，除了撤消福建舰队，其他三支舰队还是各成体系，北方舰队针对前苏联、美国、日本、韩国；东海舰队则主要是台湾；南海舰队目标指向对南海有企图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5]这固然减少了舰队集中对抗中央政府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将来对手的实力。

　　对于海军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谢刚博士（Srikanth Kondapalli）在《中国海上力量》中指出，虽然当代中国人民海军在舰队分布、海军基地等方面和以前相似，但是中国当代海军却是陆军的衍生物，即在指挥和控制机制、政治工程技术和后勤各方面与以前的海军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海军享有全权。在当代的中国，舰队之间仍然存在着清朝时的痼疾，南海和北海舰队的人员互调时仍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地方效忠仍在威胁着中国海军的整体战斗力。[6]

　　　　　　　　　　　　　　　　　　对新中国成立后海权的分析

　　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迈克德维特在《中国海军，路在何方？》一书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严酷的国际环境，中国选择与苏联结盟的外交政策，在海军建设上也是借鉴苏联的做法。在“文革”时，党中央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陆军建设，“海军沦为陆军的养子”，得不到资金的有效支援，处于落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典型的内向型农业经济，几乎没有海外贸易成分，而西方的海军建设和外贸有着良性的互动，海军为海外贸易保驾护航，繁荣的海外贸易反过来也给海军建设提供更大的支持。自从和苏联决裂后，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中国将处于人民战争和全球冲突中，后者主要指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海军的作用主要是防御外敌从海上入侵。因此，海军的建设同国外相比，远远落后，跟不上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

　　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军才被赋予“近海防御”的战略职能，这是由当时任海军司令员有留苏经历的刘华清将军首先提出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经济日益发展，海外贸易的份额也呈几何数量增长，迫切需要海军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护航。刘华清要求海军的国家使命从“海岸防御”转变为“近海防御”[7]（p.432）。

　　刘华清定义了三个对中国利益攸关的“岛屿链”，作为中国海军以后发展的方向。千岛群岛、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构成了第一个岛屿链。这个岛屿链对中国异常重要，有领土主权、自然资源和海岸防御的职能。刘华清希望有一支海军能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第二个岛屿链经日本穿过小笠原群岛和帕劳群岛到印尼，刘华清希望到2020年人民海军能控制这一带地区。第三个岛屿链包括其余太平洋地区，中国有望于2050年左右建设一支全球实力的舰队，最起码能称霸太平洋。

　　针对刘华清提出的近海防御战略，迈克德维特指出，这种近海防御战略与苏联时期高希可夫海军上将的观点一脉相承，可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苏联海军战略的翻版。但岛屿链设想实施起来却有很大难度，首先海军的现代化作为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不处于优先地位；其次海军必须在三军现代化中分一杯羹，空军也急需现代化进程；第三最麻烦的是刘主张的岛屿链囊括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域，必将引起美国的反对，造成这一地区局势紧张，而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8]

　　　　　　　　　　　　　　国外学者对近期中国海权的关注和讨论

　　国外学者认为马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的海军战略。2004年由福特基金会赞助在北京举行的“海上交通线安全” 研讨会上，中国学者无数次谈及马汉及其制海权理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这种论调无疑会引发东亚、台湾海峡和其他战略通道的紧张局势。[9]美国学者霍尔姆斯发出了“马汉在中国还活着，活得还好好的”这样的感慨。

　　按照一位马汉学派学者乔治·伯尔的观点，“海权论的关键是对冲突的预判。当一国福祉依赖于海运，国家竞争随之而来，这就将导致各国海军之间的竞赛来保障各自贸易的正常进行。”[10]（p.12） 对马汉的信徒来说，海军的重要职能就是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缺少足够海外基地的商船和军舰，就像是陆地上的鸟，不能飞离海岸太远。照此推测，中国将寻找海外基地来保障商业和投送军力。[11]令美日学者都担忧的是，“中国在沿南中国海到波斯湾的海上交通线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甚至修建货柜港口、军事基地等。”[12]

　　霍尔姆斯列举了倪乐雄在《海权与中国的发展》一文中的观点，“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海洋生命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现实”， “中国不能因为害怕霸权国家的猜忌，而放弃建设强大海上力量的努力。”[13]霍尔姆斯认为，“如果倪教授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北京的政府决策，那美国和其亚洲盟国将被迫重新审视中国的海权政策。”[14]

　　国内研究海权的另一位学者张文木教授，几年前就关注海权对大国的影响，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海权与大国崛起的论文，被国外学者冠以“中国学界的鹰派人物”之称号。他最新发表在2007年《环球》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大国战略：谁是我们崛起的障碍》、《海权是中国崛起的第一要素》、《美国的朋友永是打不败的对手》中，提出“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等结论。[15]此言一出，便引起国内媒体及民众的强烈关注，国外学者也都在紧张注视发生在中国的海军建设大讨论。

　　2006年年底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行、由新成立的“中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能源战略的海洋解读”研讨会上，美国专家就中国的海军建设与能源战略进行了激烈辩论。中国问题专家莱尔·哥德斯泰恩博士认为中国在保障海外的能源安全方面是“敏捷而高效的”。中国在与外国特别是非洲国家打交道时取得很大成功，重要的策略是中国不干涉该地区的政治状况，不过问腐败与人权问题等。哥德斯泰恩博士在发言中强调：“中国海军分析家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能源禁运的可行性。”他引用了发表在2006年10月《现代舰船》上一篇题为《龙之动脉》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国海军必须计划阻止美军对我国海上交通要道之袭击，中国要着眼于阻止美军截断我石油运输线。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使美国不愿、不敢也不能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线。”[16]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中国战争史教授伯纳德·柯尔，就莱尔·哥德斯泰恩博士的上述观点陈述了不同意见。柯尔指出：“中国军方提出关注海上通道的安全仅仅为证实其预算合法，但保护这些要道并非海军规划的驱动要素”。柯尔列举出下述原因：首先从霍尔姆斯到上海有5500多海里，以中国现有的海军建设速度，远远不能保护如此漫长的海上运输线；其次必然引起印度不满；另外，中国的能源进口比重小于10%，因此也可能不愿来保护海上通道，认识到海上运输线有潜在的弱点，中国正在发展可替代能源。哥德斯泰恩显然不赞成柯尔的论点，他说：“中国发展可替代能源的努力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减少对石油等能源的依赖。我们认为多样化和替代能源——如核、水力、 风一样的东西——它们不会真正缓解中国对传统燃料和海运补给的依赖。”[17]

　　伯纳德·柯尔认为海上运输线确实存在诸如海盗、海上犯罪等问题，但这些威胁并不足以让中国派出舰队。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来说是难以防守，对美国也是难以进攻的。中途截获运往中国的石油运输船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货物不是被转卖就是属于多国所有。哥德斯泰恩博士说有证据证明中国把海上交通线作为与它国合作的机会。他引用2004年8月发表在我国《当代海军》上的一篇文章，“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建立强大的海军舰队是必要的。”“强大的海军不但能保证中国的能源利益，也能保障它国的能源利益。强大的海上编队能保证稳定的能源供应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仅是本国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安全的需要。”[18]

　　针对中国海权的发展趋势将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日本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份研究显示，中国海洋意愿和中日在公海上的军力日趋平衡，日本担心，随着中国海军实力东进，日本的近海岛屿将受到威胁。一名日本评论员甚至断言：“ 中国政府心怀霸权野心企图控制清朝时所有的领土。”[19]

　　日本退役海军中将金田秀昭明确指出中国的海权思维与马汉存在必然联系，他认为中国符合马汉所谓的海权六要素，中国正在沿着南中国海到波斯湾之间的水道与沿海各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军事基地，这些水道是维系中国经济命脉的能源和商品的必经之地，这种外交和防御设施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有更多的军力部署来保障中国的商业贸易。他最后得出结论：“所有的亚洲国家必须对中国式进攻性海权保持警觉，特别是日本必须重新定位其国家海军战略。”[20]

　　日本驻美军太平洋司令总部顾问北村纯对中国持很激进的观点。他抱怨日本政府对中国快速的军事扩张无动于衷，针对中国成熟的潜艇技术，他批评日本政府没能领悟到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潜艇战斗力所具有的巨大的地源政治意义。为填补国家海洋意识的空白，他督促日本尽快建构清晰的国家战略，并重建一支能有效保障该战略实施的军事力量。他特别建议应该改变日本的海岸防御线，要不然击退敌人费时费力。为配合他建议的前沿防御，他主张日本海上自卫队要扩大规模，装备齐全的进攻性武器和修建大量的海军基地，自主研发情报系统。最有争议的是他主张与台湾结盟，防止台湾落入大陆之手，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日本海上通道的安全。[21]（pp.298-307）

　　　　　　　　　　　　　　　　　　　　　　　　结　　语

　　综上所述，国外特别是美日两国的学者对我国的海军发展状况极为关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2006年组建中国海军研究部，成员由精通汉语的专家组成，成立该研究部的主要目的是让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海军目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美国国会于2005年成立了中国组，特别关注中国军事、经贸领域；此外还有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兰德公司等智库。这些机构每年出版大量关于中国军事问题的研究报告、专著和背景分析资料等，影响各国的外交决策。除美国以外，日本、印度、韩国等也非常关注中国海军动向。

　　他们的研究视角开阔，研究范围从古至今，并且有一定的深度。其研究领域有非常精细的分工，他们对中国海权的历史、郑和远航的史实考察、清末的海军建设、“文革”对海军建设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作了极为详尽且有见地的论证。如美国专家在论证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海洋战略的关联时，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印度学者在阐述海军效忠与舰队分散等问题时，填补了我国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空白。

　　但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在许多观点上也存在偏颇。英国学者怀特在《中国的蒸汽海军》一书中花大量笔墨来论证，从清朝到现在中国的海军建设的动力来源于国内因素。并举例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打算建立一支阿思本舰队[22]，由七艘英制舰船组成，号称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舰队，但是实际上在镇压太平军上并未发挥任何作用。由于李泰国等人企图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清政府以“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坚决反对，阿思本舰队抵华后不久便解散。镇压太平军只是清朝发展近代海军的直接因素，从长远来看，是为了防范外来侵略，其实是西方坚船利炮对清朝脆弱海防的屡屡冲击让清朝感觉到了真正的威胁。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朝野为之震动，引发了又一次海防问题大讨论。随后，清朝的四支舰队逐渐成型。怀特认为清朝发展海军的动力来自太平军这个因素是以偏概全了。清朝的海军建设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主要是在遭遇到西方来自海上的入侵后政府痛定思痛，近代意义上的海军才得以建立。

　　针对晚清各个舰队分散部署、作战时互不支援的情况，美国学者布鲁斯·伊莱曼认为在中法战争时北洋舰队坐视法舰横行中国海岸于不顾，致使清朝在海战中失利。不可否认的是清朝各个舰队确实互不统属，训练、通讯方法不同，编制、器械和服装各异，每逢海防危机，需要相互调拨支援，指挥配合便成为严重问题。但是北洋舰队拒绝援闽也有实际困难，北洋最先进的舰艇仅有“超勇”和“扬威”两艘轻型巡洋舰，与法国舰队相比，清朝当时的舰队以铁胁木壳居多，官兵训练不足，缺乏实战经验，形不成整体战斗力。因此李鸿章认为“我船小皮薄，绝非其敌，易为敌炮轰沉”。

　　法国最有威力的铁甲巡洋舰无论在排水量、马力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我军，如果我方再派出两艘轻型巡洋舰，无异于以卵击石。

　　西方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也误导了国外学者。美国右派小报《华盛顿时报》在2005年刊登了比尔·戈茨的《中国打造海上战略通道》一文，文中透露中国将在沿中东到南中国海这一水域与沿岸国家发展良好外交关系，并期待建立“珍珠链”战略基地。文中据内部报道称“中国已经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港口瓜德尔建立了电子窃听哨，用以监视来往船只”[24]。此外，在孟加拉、缅甸、柬埔寨、泰国等中国也有情报搜集站或港口等军事设施。针对近年这种明显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张邦栋少将今年2月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报道（中国谋求在某个地方建立军事港口）是无中生有，中国无意在印度洋谋求出海口，中国一直宣示，不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不派一兵一卒。”[25]

　　中国与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海军也更加积极地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解放军要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证，保卫我们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但是这不意味着要侵略别人。中国正为创建和谐世界而尽力。

参考文献：
[1] James R. Holmes现任美国乔治亚大学国际贸易和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先后任职于美国海军部、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能源安全集团和乔治亚大学，即将调任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近年来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有见地的论文，在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力。Toshi Yoshihara（吉原俊井）是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协会研究员，与James R. Holmes联合撰写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属于知华派。两人的合著The Dragon Looks Seaward: Thinking About Naval Strategy in Contemporary China即将在2007年下半年出版,该书是作者研究亚洲国家海洋战略丛书之一。作者发出警告，不要因为近年美日两国频繁出现的“战略疲劳”而忽视对中国海军战略的研究。在面对中国政府明确的海权倾向时，美日要重振其战略思想传统。
[2]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Soft Power At Sea”,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Oct. 2006, Vol. 132, Issue 10.
[3] James R. Holmes, “China’s Navy Flexing Soft Power”, 参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 editorials/archives/2005/12/15/2003284533。
[4]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2, Spring 2003.
[5] Bruce Elleman, “China's New‘Imperial’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02, Vol. 2, No.3.
[6] Srikanth Kondapalli, China's Naval Power, New Delhi: Knowledge World, 2001. 谢刚在《中国的海上力量》中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清帝国海军忠诚于满族而不是汉族，中国海军忠诚于党而不是中国人民。这种言辞不免偏颇。
[7]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
[8] Rear Admiral McDevitt, “Where is China's Navy Headed?”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2001.
[9] James R. Holmes, “Mahan Is Alive and Well in Today’s China”, http://www.ornery.org/essays/2004-07-28-1.html.
[10] George W. 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1890-199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4.
[11]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The Influence of Mahan upon China’s Naval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12] 参Hideaki Kaneda , “The Rise of Chinese Sea Power”,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2 Sept. 2005和Bill Gertz,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Washingtontimes, 18 Jan. 2005, 参见http://www.washtimes.com/national/20050117-115550-1929r.htm。
[13] 倪乐雄：《海权与中国的发展》，参见《解放日报》2005年4月17日。
[14]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Japanese Maritime Strategy Thought, If Not Mahan, Who? ”,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06.
[15] 张文木：《看世界》，2007年3月（上），参http://www.chinadaily.com.cn/hqkx/2007-02/ 06/ content_802592_2.htm。
[16] 凌云：《龙之动脉》，参《现代舰船》2006年10期。
[17] 参见2006年12月18日在美国海军研究学报主办的研讨会上的论文Chris Johnson, “Analysts Discuss Maritim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Strategy”,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Dec.2006, Section, Vol.19, No.50。
[18] 顾祖华：《维护海上石油安全须有强大海上编队》，参《当代海军》2004年8期。
[19] Yoshiko Sakurai, “Proposal to Prime Minister Koizumi: The Enemy Is within Japan”，Sankei Shimbun, 12 Jan. 2006.
[20] Hideaki Kaneda , “The Rise of Chinese Sea Power”，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2 Sept. 2005.
[21] Jun Kitamura, “ The U.S. Military’s Perspective of Japan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That Japan Should Have: Proposal for the Future of the Japan-U.S. Alliance”，Seiron,1 Feb. 2006.
[22]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占宁波、杭州等地，逼近上海，形势突变。清政府又获悉太平军将自美国购买新式炮船来华而大为恐慌，于是采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向外国购买舰炮，委托当时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订购兵轮七艘。由于当时中国缺乏现代海军将领人才，李泰国推荐英国总兵阿思本为总统(舰队司令)。然而因李泰国造舰费用浮滥追加，加上意图藉由阿思本掌握中国海军之兵权，擅自与之签订“十三条”合同并在国外雇用了600名洋兵驾舰而不肯让中国水兵上船，清政府坚持“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的原则，决定将七艘军舰退货。李思本舰队于是解散，丝毫没有派上用场。清政府购舰，解散舰队，前后损失70万两白银。该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野心，对清廷而言，完全依靠别人购买舰艇，组建海军舰队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23] 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24] Bill Gertz,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Washingtontimes, 18 Jan. 2005. http://www.washtimes.com/national/20050117-115550-1929r.htm.
[25] 曹辛、郭力：《中国军方高层首度回应自造航母等话题》，参《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10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6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