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内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刺激、推动与催化作用,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此前内地学界惯常的价值评判体系,激发并促进了多个“话语场”的建构。夏志清将张爱玲、沈从文等人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李欧梵对于城市想像研究的拓展以及对于城市文学的倡扬与重新评判,王德威等人对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这一系列以现代性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长久以来被遮蔽的边缘区域。由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传统中,他们以西方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做法表现出相对的局限性。
关键词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

    中国现代文学与西学的关系甚为密切,不仅仅表现在近代以降中国文学以西方为参照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而且也表现在学界长期以来运用西方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评判与阐释。时至今日,内地学界对西学的热衷,几乎到了不汲取便“失语”的地步。尽管在此期间也存在批评和反弹,但是无论就知识体系、价值观念还是研究能力来看,西方都以强势一方对中国现代文学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新时期以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海外中国学(或海外汉学)的一个分支,就是在这样的总体氛围下挟西学之威传入内地并引起了内地学界的热烈反响。特别是一些华裔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如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张旭东、黄子平、许子东、刘康、孟悦、张错、张英进、陈建华、唐小兵等,他们大多在中国内地或台湾完成学业,后出国继续攻读学位并在境外高校或学术机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内地学界往来频繁而又更加贴近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因此较之一般的非华裔学者更能为内地学人所认同,对新时期以来内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刺激、推动与催化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以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入,颠覆了此前内地学界惯常的价值评判体系,激发并促进了多个“话语场”的建构。像“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重写文学史”、“重排文学大师”等批评实践,都与此有关。本文以现代性为视点,选择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位老中青海外华裔学者,对新时期以来内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及其嬗变过程进行梳理与反思。

    夏志清:边缘作家的发掘与审美现代性标准的确立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新时期传入以来,内地学界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89过程。从新时期之初的一片骂声,再到后来几乎成为学界研究的行路指南,围绕着这本书引发的争论,最核心的就是如何确立文学价值的评判准则:是继续强调政治至上,还是“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准则”[1]319,把文学看成是人类实现“诗意地栖居”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存在方式。众所周知,“文革”结束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正本清源,实现从战斗本位向文学本体的转换。当时提出并实践的种种文学新主张、新口号,其实质就是倡导一种审美评判标准。用文学的审美性来对抗政治意识形态性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但在1980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是文学摆脱政治意识形态侵扰的一种自觉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夏著所高扬的文学审美性的批评立场才彰显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一批原本处于边缘的作家作品的重新发掘和观照极具慧眼,被内地学者所认同。

    当然,《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存在着明显的偏颇。由于脱胎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加上夏志清本人具有鲜明的反共倾向,给他的学术研究造成了某些遮蔽与盲视。如对鲁迅的态度,为了突出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将其贬为“为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1]40。夏志清后来也承认自己“对《狂人日记》确实评价过低,《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中的讽刺和艺术技巧,是和作者对主题的精心阐明紧密结合的,大半是运用意象派和象征派的手法”[2]。审美立场与政治立场如何统一,令夏志清困惑不已。尽管他深谙审美标准之于文学评判的重要性,但是他又无法完全舍弃自己的政治立场。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后,引发的争议一刻未曾间断,也遭到了丁尔纲、秦川等部分学者的严厉批评。公平地说,政治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的确降低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理应达到的学术成就。另外,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评价及其原因寻找上,夏志清也有一些片面。如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1]322。夏志清具有深厚的西学功底,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一方面与西方文学具有深刻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古典文学血脉相连,同时还与西方的冲击、民族的屈辱、国人的挣扎与呐喊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情况十分复杂。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肤浅及其存在的问题归之于缺乏“原罪”等宗教意识,无论如何,有失简单粗疏。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已具有某种开创性的意义,但它还不能完全跳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在80年代成为学术焦点和颇为抢手的“金苹果”,其中的原因大概如评论家所说:“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3]因此,尽管夏著几乎从未公开提及现代性,更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来论及相关问题,但现代性的一些核心思想却贯穿这本书的始终,这也可以说是夏著对内地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潜在贡献。

    首先,《中国现代小说史》昭示了对现代性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主体性的重要存在。它体现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即文学作品中所书写的“人”的主体性)与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两个层面。从前者出发,夏志清“反对文学抽象地、理想化地、模式化地表现人,而赞成文学具体地、现实地表现人”[1]329。并以此为标准,高度评价沈从文《夜》中的老人和老舍《二马》中的马则仁“代表了人类真理高贵的一面”[1]145,“是个可怜而带点滑稽的角色”[1]121。从后者出发,他在自己的论著中掺进了不少的主观认识和审美判断。在夏志清看来,研究者个人的阅读经验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尺:“我坚信文学史家应凭自己的阅读经验去作研究,不容许事先形成的历史观决定自己对作品优劣的审查。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属于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对文学史家来说,一位向时代风尚挑战的、独行其是的天才,比起大批亦步亦趋跟着时代风尚跑的次要作家,对概括整个时代有更重要的意义。”[1]332正是凭借着自己独到的审美经验,夏志清从浩渺的现代作家中发掘出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并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新的诠释。而内地出版的文学史,特别是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它们更看重的是文学与主流政治而不是文学与研究主体之间的纠缠迎拒的关系。因此往往千篇一律,颇多重复,从中也很难见到研究者个人独特的审美经验和艺术鉴赏力。相比之下,夏著的努力就十分难能可贵,值得敬重。正如刘再复所说:“我们对夏志清先生的敬意,不仅是他充分地开掘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而且因为他为现代小说史写作提供了一种充分个人化的批评方式。”[4]

    其次,夏志清对世俗现代性给予了足够的关心与重视。大家知道,现代社会是由市民阶级发动的社会革命而诞生的。“因此,现代社会是平民社会,现代文化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平民文化(世俗的),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平民的辛劳、贫困、实际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平民精神,平民精神具有世俗性、功利性和平凡性。”[5]但在内地出版的诸多现代文学史中,世俗性往往被忽略了,能够进入文学史的,基本都是“启蒙”、“救亡”、“革命”等宏大内容。夏志清将张爱玲等写入《中国现代小说史》并给予高度评价,这对传统的文学史是一个挑战。它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各种丰富驳杂的艺术样态,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世俗文学即是这诸多的艺术样态之一。他对张爱玲的喜欢与认同表明,他的文学史观是平视的、向下的,与现代的平民文化是对接的。

    最后,夏志清对现代性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与反思。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沈从文的评价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满怀对乡野的缅怀和赞美,书写了下层民众淳朴自然的天性,向我们展示了未被都市商业文明污染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这种冷静明智的看法(vision),不但用于浑朴的农村社会适当,而且用于懒散的、懦弱的、追求着虚假价值的、与土地人情断绝了关系的现代人,也很适宜。”[1]145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夏志清批判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载体。

    李欧梵:上海摩登的历史重构与都市现代性的重新定位

    在李欧梵的众多著作中,《上海摩登》堪称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它对1930至1945年之间的上海进行了一次想像性的历史重构。从认识论角度看,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重乡轻城”评判体系进行了颠覆与反拨,所以传入内地之后产生了颇为强烈的反响。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悠久的乡村传统。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史都不乏对农民的书写。相比之下,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备受冷落。五四以后,情况虽然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启蒙和反封建的驱策,大多作家都将目光投向占中国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身上,农村题材成为现代文学的叙事中心和作家“感时忧国”的精神家园,而城市和城市文学却被置于文学史的边缘地带,“是不能算作主流的。这个现象,与20世纪西方文学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6]111-112。长期以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特别是在大陆)往往不重视城市文学,或径自将它视作颓废、腐败———半殖民地的产品,因之一笔勾销,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宰下的褊狭观点”。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文学研究及其研究主体的封闭、狭隘和滞后。而事实上,正如李欧梵所说,现代大多作家都生活在城市,特别是“30年代不少‘乡土’作家都住在上海,文学杂志和出版业的中心也是上海,一连串的文艺论战和左翼文学活动也在上海展开,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的想像世界虽以乡村为主,他们的生活世界却不免受到城市的影响;作家心目中的矛盾也就奠基在这个无法调解的城乡对比上”[6]112。实践表明,不管创作和研究如何贬抑和摒除城市特别是像被称之为“东方的巴黎”的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但它却无法磨灭城市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化解作家内心的城乡矛盾和对比情结。正因此故,李欧梵不仅选择了上海(而不是北京、南京等)这样的城市进行文学现代性的探讨,而且还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等海派作家(而不是左翼作家、启蒙作家)进行重点解读。

    在他看来,这些与上海渊源极深的海派作家作品中包蕴了大量的现代性因素。

    卡利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从起源和发展来看,现代性具体体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文明史的现代性,它体现为理性的崇拜;另一种是审美的现代性,它表现为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摒弃。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一方面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基本文化冲突,另一方面又是理解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一把钥匙。”[7]严格地讲,海派作家的现代性近似于卡利内斯库所言的第二种“现代性”,即“审美的现代性”。施蛰存的很多作品都向我们展示了上海都市生活的急迫节奏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刘呐鸥也描写了都市生活的病态,而穆时英则“把男女之间的邂逅套路”,“推到了一种喜剧化的,甚而滑稽的地步———由此变成了一种对商品化现代性的毁灭性讽刺”。[8]李欧梵对海派的钩沉和对“重乡轻城”价值观念的批判,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了另外一种空间。它告知我们,文学的现代性是与城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乳交融。”[9]而这恰恰是为现代文学研究所忽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对海派文学的重视与发掘并非自李欧梵始。在内地,上世纪80年代起严家炎等人即对新感觉派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此后,赵凌河、吴福辉、李今等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特别是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都对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但这些论述大都没有超越作家作品论或思潮流派论的范畴,即便涉及到了彼时上海的都市文化环境,主要也是作为海派文学产生的时空背景来分析,都市本身的价值似乎并未被充分发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彰显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在《上海摩登》中,作者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淡化了文学研究的经典观念,挥洒自如地将笔触游弋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摩登世界。李欧梵的有关研究突破了固有的比较封闭狭窄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为我们进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无怪乎有学人发出这样慨叹:“在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与李欧梵的工作之间,更好像是一个‘双城记’。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在历史的某一恰当时刻推出了李欧梵这位‘明星’学者;而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因为他的加入,突然间变得更加繁盛起来。”[10]

    当然,《上海摩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在李欧梵的笔下,日常性的消费文化被放置到重要地位,它几乎成为30年代上海现代性的全部承载者。但是, 30年代的上海,不仅有能够消费得起的富人与中产阶级,还有很多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老百姓;不仅有日常的现代性,还有国家、革命的现代性。而对于后者,李欧梵则重视不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压抑与遮蔽,致使“在研究对象上, 30年代左翼上海与50—70年代上海及其文学基本上仍不被纳入视野”[11]。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理论资源与现实问题之间的错位。李欧梵用来解读上海现代性的理论是西方现代性的理论,但是包括现代性理论在内的各种西方理论是诞生在西方语境之下的,用它来阐释“中国问题”是否完全对榫?其实李欧梵多少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上海摩登》中便常可见他的这种反思性的文字。如在第九章探讨上海世界主义时就曾对后殖民语境下“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辨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 30年代的上海毕竟不同于巴黎或纽约,它具有自己的特质。简单地用源于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理论去解读上海,难免左右掣肘。李欧梵所说的“焦虑”①,“显然还是属于主要存在于‘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的问题意识,如时间感的消失、历史的断裂等问题,而无涉于国内批评者所更关注的‘贫苦生活’。但正是在观看坐标的错位而导致的差异中,我们隐约感觉到某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当作者站在现代性的问题框架内言说‘上海’或者说中国问题时,是否只注意到诸如时间感的丧失或历史意识的断裂等具有全球特征的现代性问题,而中国内部的经验差异及其独特的地方问题性则被遮蔽甚至被取消?”[12]也就是说,如果把现代性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顾及中国本土现实或中国文学自身的独特性,那么这种阐释是否科学合理就很难说了。

    王德威:晚清地位的彰显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

    用现代性理论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也许是与其理论本身有关吧。现有的不少文章,往往有意无意地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他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西方,深受西方的催化与影响,那么现代性与西方性在这里自然就成了同义语。这种观点隐含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中国只有依靠西方才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一系列论著,对此作了富有力度的颠覆。尽管晚清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并非自王德威始,但不可否认,晚清现代性问题因为王德威的提倡而一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但重画了中文小说的坐标与版图,同时还使学界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王德威有关晚清现代性的论述有助于对五四问题的反思。众所周知, 50年代以后内地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大都是从五四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更是强化了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将它定位为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分水岭。于是,五四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理想化乃至神话化了。大概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海外,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都对五四以来的激进思潮进行了反思。在内地,郑敏等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批判。王德威上述有关论述也加入到了这种“激进”与“保守”大讨论的行列,只不过他对五四的批判显得更为独到和激烈:“‘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形的实验。”[13]10“抚摸那几十年间突然涌起,却又突然被遗忘、埋藏的创新痕迹,我们要感叹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视野,是怎样错过了晚清一代更为混沌喧哗的求新声音。”可见在王德威的背后实则暗含着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五四“优于”晚清还是晚清“优于”五四,由此而来的传统的现代文学的分期或起源问题是否也需要变更,重新提出来进行讨论?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指出:“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14]

    王德威等人发掘晚清现代性,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应“从晚清说起”,这就从根本上触及到对现代文学性质的体认:不是简单地将其看成是启蒙和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而是注重发掘它的面向日常生活的属性与内涵。在这样的思维理念之下,一向为左翼文学和启蒙文学所鄙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文学等不仅找到了自身合法性存在的理由,而且还以其丰富的现代性蕴涵而“幽幽述说着主流文学不能企及的欲望,回旋不已的冲动。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另一种迷人的面向”[13]11。

    王德威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也是对线性进化现代文学观的一个富有意味的突破。在王德威看来,五四文学对丰富多样的晚清现代性的压抑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进化,而是使“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反愈趋僵化”[15]11。在这里,我们原先深信的文学从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逐渐进化的观点,以及晚清与五四的价值评判体系遭到了无情的挑战与解构,五四不再“优于”晚清或“高于”晚清,甚至是对晚清的一大倒退,它们的等级秩序似乎完全调转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王德威自有其理由。他认为,虽然现代性概念内在地包含了一种进化的时间观念,但它的产生同时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不能单纯地运用线性进化观来解说和简化,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之间并没有非此即彼、黑白二分的清晰界限。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有自身不同的文化条件,虽然“现代性的显现都是许多求新求变的可能相互激烈竞争的结果。然而这一竞争不必反映优胜劣败的达尔文铁律;其结果甚至未必是任何一种可能的实践”[15]7。“一味按照时间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15]8。也正是因为摒弃了线性进化文学观,他才在《被压抑的现代性》等专著中发掘出许多长久以来被遮蔽的所在,如对于现代文学笑谑倾向的考察,对于晚清小说闹剧意义的重新评判等等。

    王德威有关现代性的论述还对流行已久的“冲击———回应”说作出了切实的回应。上世纪70年代前,美国的中国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费正清等人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这一研究模式把中国视为缺乏自身发展动力、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的静态传统社会,认为中国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后,才可能发生巨变、摆脱困境。柯文针对这种带有明显偏见的理论,则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认为现代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16]210。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它的第一层指向就是“中国文学传统之内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13]25。这与“冲击———回应”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而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理论颇为相似。当然,他在探讨晚清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时并没有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将西方的影响因素剔除出去。相反,之所以选择晚清,正是将外来因素加以充分考虑后的结果。正因为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考虑在内,王德威才选择了晚清而非晚明、六朝或唐代等其他时期去发掘现代性因素。晚清现代性的生成既不能抛开中国传统因素也不能脱离西方的影响,但是“西方的冲击并未‘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13]4。这样的观点对此前乃至今日颇有市场的所谓中国现代性源于西方冲击或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横移的论断,无疑是一个有力的颠覆。它再次证明“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16]78。

    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性起源(“从晚清说起”)所作的极具个性化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批评角度。然而他在充分发掘和凸显晚清现代性的同时也表现了竭力贬低五四现代性的倾向。这也造成了一种新的片面与偏激。例如王德威认为:“所谓的‘感时忧国’,不脱文以载道之志;而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主体创造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15]6显然,王德威将“感时忧国”置换成了“文以载道”和“革命文学”的同义语,这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而且也是对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说的严重误解。“感时忧国”虽然和“文以载道”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深层的思想内核都是忧患意识;但前者主要是指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内忧外患、丧权辱国、政治腐败等带来的广大作家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深层忧虑,呈现为一种对民众的启蒙行动与民族救亡行为,一种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精神。这也是近现代以来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所做的一项系统工程。现代文学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的屈辱和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起源、生长以及发展,均得到了世纪苦难的恩泽,它更从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无限悠远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深层的精神底蕴。正是这种“感时忧国”精神,现代文学才充盈着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与使命感。而王德威所讲的“革命文学”主要是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它只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而并非整体,绝不能涵容全部的现代文学史。当王德威说“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时,他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了一种以偏概全的概括。王德威说“五四压抑了晚清”,其实他对于晚清现代性的彰显又何尝不是“晚清压抑了五四”?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这似乎成了很多学者无法跨越的障碍。

    有鉴于此,内地学人杨联芬继王德威之后对晚清现代性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杨联芬不赞同五四是对晚清文学的压抑与遮蔽,而是认为“五四以后文学的国民性批判,是晚清普遍的‘知识层面’(更多依恃于概念),逐渐深入到作家的心理和情感层面,并与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达成一种和谐。因此五四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与作品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追求基本上同步。换言之,国民性批判的母题,促进了五四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并规约了现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17]。这样的论述足可三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夏志清开始到李欧梵再到王德威,现代性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由于这一研究视点的引进,我们的许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要作概括,不妨可将此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次“发掘边缘,挑战中心”。夏志清将张爱玲、沈从文等人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李欧梵对于城市想像研究的拓展以及对于城市文学的倡扬与重新评判,王德威等人对于现代性源头的重溯,这一系列学术研究都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长久以来被遮蔽的边缘区域,也不断地开放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评价体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海外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产物,它虽然在西学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学术思想上却一直追随西方,与之处于同构。即使某些汉学家本身并不怀有偏见,但它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的学术体系,因此,很容易产生以西方为取舍的思维观念,将非西方社会的变化简单视作所谓的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适”模式的证明,因不符合在中国独特的境遇中诞生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需要鉴别和清理。因此,内地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任何一种学术的发展不是一个声音、一种模式可以决定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思想和学术也不应只是一种形态、一种思维,而应具有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指纹。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套契合中国现代文学实际的现代性的批评理论。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的实现还要靠包括海外学人在内的广大现代文学研究者持之以恒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夏志清,王寅.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赫德逊河畔访夏志清[N].南方周末, 2007-01-11.

[3]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J].南方文坛, 2003 (1).

[4]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M] //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32-33.

[5]杨春时.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

[6]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111-112.

[7]卡利内斯库.两种现代性[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3).

[8]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24.

[9]汪民安.现代性[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1-12.

[10]程光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J].文艺争鸣, 2005 (3).

[11]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像”研究[J].文学评论, 2007 (1).

[12]练暑生.如何想像“上海”?———三部文本和一九九2年代以来的“上海怀旧叙事”[J].当代作家评论, 2006(4).

[1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0.

[14] [日]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M]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16.

[15]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7]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91-192.

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