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代起中国文化先后影响、传播于四周邻国。美国学者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Jansen)在谈到中日两国文化时说:“说日本处于中国文化的轨道上,是老生常谈,日本的书写系统、文字、哲学及思想等方面的文化价值,以至政治组织和法律制度都源自中国。”[①a]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演为本国文化。曾经在我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公羊学,同样很早传入日本。本文拟将公羊学的东传以及“日本的公羊学”作一探索。

        一、《公羊传》的东传

    儒家经籍传入日本,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末,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②a]朝鲜半岛的百济使者阿直歧和王仁向大和朝廷献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王仁通晓经书,被任用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令太子随王仁学习各种儒家经籍。一般都认为这是汉籍传入日本的开始。当时汉籍中是否有《公羊传》?《日本书纪》未明确记载。

    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又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本传经,以后交替派驻学者讲经,以适应当时统治者对儒学的需求。

    文武天皇的大宝元年(701),刑部亲王和藤原不比等依据儒学为安邦治国的政治理论,制订了《大宝律令》,其中为培养国家官吏的大学制度规定:《孝经》、《论语》为必修科目,《礼记》《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等七门科目为选修科目,其中还没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隋唐时,大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归国时带走了中国的文化成果,也带走了大量的书籍,为传播和运用中国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九世纪后期由当时主持教育的长官大学头藤原佐世(?—897)奉敕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详细记录了日本当时存有的汉籍,有易、尚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异说、小学、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土地、谱学、籍录、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楚辞、别集、总集等40类、1579种、16790卷。何休、严彭祖等人的《公羊传》注释本也在其中。

    《大宝律令》的大学选修科目中虽然没有《春秋公羊传》,但不能肯定当时《公羊传》就没有传入日本。随着日本上层社会的需要,汉籍通过多种途径,有朝鲜传入日本的,有遣隋使、遣唐使及留学生携带归国的,也有五经博士东渡时带进日本的。《公羊传》作为儒家经籍之一也传到了日本。

        二、早期《公羊传》的训读[①b]

    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假名,再以假名来阅读汉籍,也能朗朗上口。

    遣唐使们带回去的《公羊传》长期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一来《公羊传》言简意赅,不易理解,二来当时只讲习《春秋左氏传》,还不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更不会去利用它。

    1600年9月,德川家康(1542—1616)在关原之战中获得全胜,于1603年2月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都)开设幕府,开始了日本史上的江户时代(1603—1867)。江户初期是日本封建秩序的确立、完成期。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德川家康和以后历代将军都采用朱子学作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借助儒家的力量,分清社会等级,强调尊卑次序。此时日本的儒学有了急速的发展,对以后社会的发展,国家近代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

    德川家康统治时期,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讲解经书,传授儒家思想。林罗山(1583—1657),名忠,字子信,号罗山。幼年博闻强识,13岁入京都建仁寺作“稚儿”,[②b]读书很热心,读了不少儒教书籍,寺内诸僧劝其剃发出家,但林罗山却以儒家的“孝”为根据,拒绝为僧。他说:“身体发肤不可毁伤,孝也。且无子孙,亦为不孝”,[③b]不久就离开了建仁寺。18岁时始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从此倾心于朱子学,并批判佛教。他一生中一直致力于排佛。

    林罗山于1604年结识藤原惺窝(1561—1619)——这位江户时代独立的儒学流派的开创者,并投其门下,二者为促进日本儒学的独立,贡献是不小的。

    1608年(长庆十三年)3月,林罗山经藤原惺窝的介绍,去京都二条城谒见将军德川家康,4月即在江户给将军德川秀忠讲学,历任儒官、侍讲、顾问,参与幕政,历仕于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林罗山之所以这样得宠,是因为他善于为幕府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以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秩序。以后林罗山的儿子也被任命为幕府儒官,孙子林凤冈为大学头,是日本教育事业的最高负责人。

    德川家康重用儒家学者,从而使儒学越发兴隆。当时治《春秋左氏传》的儒者不少,但公羊学却门庭冷落,鲜有人涉足。林罗山别开生面,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以便传习和教授。1688年林罗山点训的《公谷白文》出版了,其子林鹅峰(1618—1680)在序文中记叙了林罗山治《公羊传》的经过:

    昔本朝学寮兴盛明经(解经)、纪传两流,讲授《左传》者众,加以和训授于弟徒。故家家能读、人人善习。……吾先考罗山先生,暇日始加书公、谷二传训点,深藏巾笥中,勿妄示人。偶有求阅者,又秘不广传。呜呼!公、谷之文,古而简约,初学句读决非容易,岂能轻易解其义乎!……噫!读《左氏》未废,公、谷亦未废者,乃余家本泄秘之故矣。

    江户时代儒学的正统学派是朱子学,林鹅峰本人也是朱子学传人,由于他对《左传》的盛兴及对《公羊传》被忽视的不满,才毅然将其父所训点的《公谷白文》公布于世的。

        三、公羊学的成长

    林罗山的《公羊传》训点本出版后,经过56年,享保九年(1724)金泽藩士松永昌易的《春秋集注》三十八卷问世了。

    《春秋集注》以《胡氏传》为本注,以《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为付注,“四传”一并刊载,便于查核。《公羊传》中难解处还加上何休注,点上训点符号,编注工作耗力不少。

    此外,还有《春秋繁露考文》、《公羊传考》、《谷梁注疏考》等书,都出于冈本况斋(1796—1878)之手。《春秋繁露考文》中,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文字的异同进行校勘,在研究《公羊传》的同时,深入探讨《春秋繁露》,对一些疑点详细提出。

    我国清代乾嘉时期,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政治上的文化高压——文字狱,一方面是由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不满,汉学重新兴盛。治经重文字训估,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书扩大到考究史地、天文、音律,对古籍和史料整理,有较大贡献,但和现实有些脱离。乾嘉以后,清朝统治已隐伏了新的危机,这样,运用公羊以言经世的今文经学又告复兴。

    公羊学在我国西汉和清代起过巨大作用,而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用以巩固皇权,清代庄存与、刘逢禄宣扬《公羊》经说,维护封建统治,他们和政治的关系很密切,日本的研究“公羊”,却不尽相同。

    “日本德川时代初期儒家各种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应在日本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来寻求解答。”[①c]江户时代的儒学界里,各种学派相继出现,如古义学派、阴明学派、徂徕学派、折衷学派等,成长的原因阿部吉雄曾作过这样的概述:一、经文录、庆长战争[②c],日本获得很多关于宋学的文本和韩本,研读朱子学成为可能。二、武家政权的出现和社会机构的变动,要适应新环境和树立新伦理。三、德川家康是好学的武将,深知“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③c]

    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每每援用《公羊》的“微言大义”,揭露危机,昌言改革,日本的公羊学也随之有所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击破了“天朝大国”的迷梦,魏源在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勇于“学习西方”,写了《海国图志》。当时日本也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当《海国图志》一书传入日本后,很快受到有识人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④c]“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⑤c]魏源名声大震,但他的公羊思想为何在日本并无反响呢?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由日本社会的特异性所决定的。日本是小国、岛国,由单一民族构成,尽管国内动乱不断,但和中国的情况毕竟不同,天皇势力时消时长,却没有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

    第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有人认为日本古代吸取中国文明,近代吸取西方文明,两者合一成为日本文化。实质上日本在吸收过程中不断加以检讨和比较,附合自己的才用,保留其本质。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学过程中,针对本国的民族特征和具体现实,加以改造。“一部德川儒学史,可以视为不断地尝试着把外来思想纳入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历史。”[⑥c]

    第三,日本崇奉神、儒、佛。佛教往往占据思想指导地位,儒学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独尊”。

    再以公羊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情况来看,它经董仲舒、何休解经注释后,公羊大义得到空前发挥,其中《春秋》“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政治理议和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学说正中统治阶级的下怀,从而获得“独尊”地位。鸦片战争前后,运用今文大义议论政事的情况已时有所见,魏源就是其中著名学者。由于两国的国情各异,公羊学强调易姓革命,这在日本单民族国家内是行不通的。虽然林罗山、林鹅峰父子也认识到《公羊传》的作用,为其训解下过苦功,但林罗山在世时迟迟不敢冒昧发表,直到死后11年才公开刊布。无可否认“公羊学的思想体系并不适合日本人的体质……以至公羊学在日本未能获得市民权。”[①d]

        四、公羊学的研究

    公羊学作为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的。

    明治三十三年(1900),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②d]和明治四十三年(1910)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③d]中,纵述支那哲学史,其中却未见论述公羊学的篇章。

    渡边秀方的《支那哲学史概论》,则是较早提及《公羊传》的书籍,该书发表于大正十三年(1924)。

    昭和五年(1930),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增订版出版,书中增加了“春秋公羊学派”一章,叙述了公羊学兴盛的原因和公羊学派的主张,还对运用过公羊学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进行论述。

    宇野哲人又在昭和二十九年(1954)编著的《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④d]中,详细论述了常州学派的创始者庄存与及常州学派的其他学者。

    同时期的狩野直喜编集《中国哲学史》[⑤d],在“清朝的学术和思想”章节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派,特别是对常州学派公羊学者的有关论述,条理分明,论证有据,对常州公羊学派的学问和思想评价极高。

    《中国的社会思想》[⑥d]一书记载了小岛祐马的数篇关于公羊学的论文。

    还有中江丑吉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⑦d]中江丑吉长期居住北京,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独特的方法论进行分析考核,注重原典,见解独到。

    日本学者在评论《公羊传》以至公羊学在中国的发展时,以肯定它的进步性居多,也有不少批判者。

    在谈论清朝末年盛行公羊学而日本学者持抵制态度时,服部宇之吉这样写道:

    直至清朝,治《公羊传》者颇多,近者革命派尤为喜爱。清末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开设课程,以公羊学为先。观汉代公羊学盛兴及近者复兴之原因,其二者动机未必尽同。汉代公羊学者为证实取秦立汉受命于天,顺天者昌,汉之存在也是天意所归,而解春秋创学说,然近者革命派取公羊学说为灭清兴汉之根据也。出自汉儒公羊学者的公羊学说则未能于《公羊传》中寻见来源,何休作注,亦以此等学说为传说解,细而读之,传与注实如风马牛不相及之二体,各自成意,互不相涉,《公羊传》与公羊学乃二学说矣。革命派所取者公羊学而非《公羊传》矣。以《公羊传》观之,汉朝之兴与存在不宜丝毫籍助春秋之权威,革命派灭满兴汉主义,亦无点滴理由依仗孔夫子。且不必即刻断定《公羊传》是否完全合附春秋之真意,仅公羊学歪曲春秋、诬言孔子之实乃显而易见,不容置疑。[⑧d]

    对于谶纬思想和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等,服部更是严加指责:

    公羊学者之说,即证诸春秋,亦不相合,加之矛盾百出,不得不弥缝破绽,实乃荒唐无稽之言。现时支那人取其学说,借助孔子的权威,以春秋要旨为革命之道德根据,以此为公羊学之妄言辩解,祛除疑惑。[①e]

    赞赏、指责、批判,学术界兴起对公羊学的关心风靡一时,活跃在东洋史学界和汉学界的学者们纷纷辑文投稿,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公羊传》和公羊学,渐渐出现了论述大同思想、戊戌政变等文章。

    194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研究》[②e]一书,收载了板野长八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稻田正次的《关于戊戌变法》二篇论文。木村英一的《中国的实在观的研究》[③e]中有“大同书的思想及其性格”一章,认识到要深刻理解《大同书》社会思想的意义,就必须究明被想象的理想社会深处的实在根抵,只有理解了某些特定的思想,才能究明真正的实在之物。

    1950年,福井康顺在《现代的伦理思想》一文中,介绍了康有为伦理思想的各种见解,“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孔子的学说呢?现代支那的伦理思想,正是围绕着这点,并且不断延伸着。”[④e]

    野村浩一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于1964年著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一书,第一部分为“清末公羊学派的形成与康有为学说的历史意义”,由清末公羊学派形成的前提条件到戴震和章学诚的学说,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公羊学派的魏源尤为重视,论述其思想来源及形成过程。野村从清末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冲击及侵入,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还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中分析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野村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以往中国问题研究者中所罕见的。

    《春秋公羊传的研究》[⑤e]是一部研究《公羊传》的大作,著者日原利国,原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先后执教于爱知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是研究西汉思想史的专家。该书由七部分组成:一、春秋学的成立。二、侠气与复仇。三、心意的偏重——关于行为的评价。四、人伦道德。五、经与权——原则与例外。六、特异的夷狄论。七、文与实——理念与现实。

    在正文第六部分“特异的夷狄论”中,日原论述如下: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儒家所要实现的理想之国应该是:远方之人顺服归化、华夷境界消除、天下远近归一、迎来太平之世。这也是儒家的世界观。《公羊传》也标榜“大一统”(隐公元年)和“王者欲一乎天下”(成公十五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提示“春秋之义”时写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即最初阶段把自国与华夏的诸候国区分开,第二阶段疏夷狄而和华夏。第三阶段是加上的‘夷狄进至於爵’这一条,这一阶段不仅拆除了自国与他国之障壁,而且连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也消失了,世界同归于一统。最后一条在《公羊传》中没有明文可见,是何休添加的。何休有所谓三科九旨之说,可见三个阶段符合了衰乱——升平——太平世之说。成公十五年所述的是春秋笔法的解说,按照阶段,施德化遍及远方,不是指明了发展史观吗?[⑥e]

    持相同意见的还有稻叶一郎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哲学——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立场〉》[⑦e]一文中说:

    东汉末学者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书,所述的是衰乱、升平、太平和社会文化进步的历史哲学,然而这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反。这一历史哲学在清朝中期以后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康有为在西欧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以三阶段的发展学说解释历史哲学,作为变法自强运动的理论根据,但是由实际考证发现,何休的历史哲学决不是那种三阶段发展学说,充其量只不过是在阴阳五行说范畴中的发展学说而已。

    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坂出祥伸编著的《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①f]一书,是论述康有为生平事迹的专著。

    康有为及公羊学,对当今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但研究康有为的日本人并不多,坂出祥伸在分析这种不为研究者重视、不为读者关心的原因时说:

    戊戌政变后孙文等人的革命派崛起,使辛亥革命获得成功,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称孙文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相反对康有为等人,由于他们主张复辟、尊孔,逆历史潮流而行,结果评价低落。

    还有更糟糕的原因是,我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是不加批判地追随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即按照革命派(孙文等)——善人、改良派(康有为等)——恶人的公式来处理的,所以对康有为的评价在日本是不会高的。象我这样研究康有为的人,也不能不感到脸上无光。近年来,中国迈向“四个现代化”的道路,重新评价康有为及其“近代化”的主张,康的著述等也接二连三地出版了。[②f]

    宇佐美一博在《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形成和本质的性格》中,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诸篇分成性质不同的几大类,第一类是与《春秋》有关的、以《春秋》为主而述的诸篇;第二类是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秩序为基础阐述的诸篇;第三类是倾向法家的诸篇;第四类是有关郊祭的诸篇。第一类是以《春秋》为主的,主要有(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精华)第五,附带提及《春秋》的有自(楚庄王)第一至(俞序)第十七,(三代改制)第二十三、自(爵国)第二十八至(必仁且知)第三十、自(对胶西王)第三十二至(实性)第三十六、(阳尊阴卑)第四十三、(四时之副)第五十五、自(郊语)第六十五至(郊祭)第六十七、自(郊祀)第六十九至(郊祀对)第七十一、(威德所生)第七十九、(天地阴阳)第八十一。其中(阳尊阴卑)、(四时之副)、(威德所生)、(天地阴阳)又属第二类,实与《春秋》相关甚微。第三类倾向于法家,(离合根)、(立无神)、(保位权)等篇中与《春秋》相关内容的则丝毫未见。宇佐美一博还在《董仲舒研究——由气及养生思想方面导入》[③f]一文中,论述了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的密切关系。

    宇佐美一博认为将《公羊传》与董仲舒的春秋学相比较,可发现《公羊传》中只有“经和权”,而董仲舒的公羊学中渗加了浓厚的“变”的观念,这是两者很大的不同点。属第二类的诸篇中《易传》的思想影响很深厚,其中可窥见《春秋》学问的性质即是:“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虽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春秋繁露》精华第五)这一性质与《易传·系辞上》中“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以及《易传·系辞下》中“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是相通的。

    由此可知,最近几十年中,日本的公羊学研究比较过去有着长足的发展,不但有专文、专著论述,即使在教科书中,也提到它和戊戌变法的关系了。

    八十年代上半期,还成立了“公羊注疏研究会”,由立教大学教授森秀树、日本大学教授田中麻纱已、埼玉大学教授关口顺、清泉女子大学教授春日井明、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研究员春本秀雄和几位付教授、研究生所组成,每月定期召开研究讨论会,并出版《公羊注疏译注稿》,《春秋公羊传注疏》不仅有了详尽的训点,就连通俗易懂的日语译文也出现了。

        五、滨久雄和他的公羊学研究

    日本对公羊学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的是滨久雄先生。滨久雄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从事汉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公羊学研究上造诣很深,在当今日本研究公羊学学者中首屈一指。1992年《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一书出版了,凝聚着他多年来勤奋研究的汗水。此书是继日原利国《公羊学的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公羊学研究专著。

    滨久雄先生纠正了以往公羊学研究中的肤浅、片面状况,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他在著作中综述前贤、阐发古义、融会古今,概述原始公羊学的成立及展开,至西汉盛行时期成为汉帝国成立的理论根据,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兴起,又成为改革当时政治的理论根据。著者考察了公羊学成立、发展的全过程,论述了公羊学在思想界所占的地位。

    池田末利为此书作序,高度赞扬了滨久雄先生勇于在日本学者中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内拼搏的精神,这种创举“实在令人敬佩。”并将该书的独到之处概述为以下几点:

    一、从思想史的观点上把握住了公羊学乃至何休学的发展及其统一。

    二、改变了以往视“通三统”与“存三统”为同一的观点。强调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提供了常州学派的龚自珍、廖平不曾运用“通三统”的依据。

    三、究明了清代公羊学派的系谱,肯定了以往被忽视的庄述祖的学术成就,高度评价了他在常州学派中所起的桥梁作用。

    四、解明了常州学派的公羊学与佛教间的有关问题。

    五、深入到以往极少有人涉及的刘逢禄、凌曙、陈立的学问和思想研究领域。

    六、论述了王闿运的经学思想及其弟子廖平学说的变迁。

    七、阐述了给予庄存与、孔广森以深刻思想影响的赵@④的学问和春秋学的特色。

    著作由序论和三部组成。序论“公羊学在中国思想中所占的地位”;第一部是“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二部是“清代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三部是“有关公羊学的几篇论文”。

    序论中著者概述了汉、清两代公羊学的展开,十分强调公羊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汉景帝时由公羊寿与胡毋生著于竹帛的,其思想特征为革命、尊王、非战、任侠、复仇、灾异等十项内容。

    汉代的公羊学是带着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登场的。汉初诸候不断叛乱,大臣贵戚违法逾制,社会矛盾日益剧烈。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主导,任其自然,随其发展,导致礼制废驰,等级混乱,对统治秩序危害严重。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全国政治统一。汉武帝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董仲舒首举“公羊学”,强调严肃宗法和政治纲纪,严格等级秩序,是当时时代的需要,政治的需要。董仲舒在天人对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了黄老、法家和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取代黄老,成为汉代官方哲学思想。狩野直喜指出:“汉武帝时代及其以后,并非黄老思想一扫而光,武帝自身尊崇儒学,同时也信奉神仙、方士,就是对道家的兴趣也不浅。”[①g]也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那样:“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西汉经学形成的主要原因。”[①h]这正是汉代儒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它吸收了谶纬说和道家思想,使原始儒家思想中注入了神秘思想。著者认为,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的公羊学,构成独立的思想体系,西汉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公羊传》在诸经中获得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王朝经元、成、哀、平四帝,日趋衰落,汉武帝以来盛极一时的公羊学也随之衰微,魏晋以后,成为绝学。

    乾嘉时期,社会矛盾激化,大地主、大商人疯狂兼并土地,各地农民起义频起。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等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力求论证“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②h]企图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内振朝纲,外敌“四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刘的弟子龚自珍、魏源借《公羊传》以讥议时政,抨击封建末世,提倡“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继承了、刘、龚、魏的学说,充分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作为宣传、鼓动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

    公羊学自东汉后衰落达一千五百多年,到清中叶又奇迹般地复兴了,著者再次强调,作为变法运动理论根据的公羊学,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指导思想而登场的公羊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经学史、政治思想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著者分析了公羊思想的进步性和保守性,说公羊学肯定了易姓革命的必然性,这点是非常进步的。公羊学中的“三科九旨”、“通三统”、“张三世”等学说,都含有变易、进化思想,暗示着易姓革命的必然性。魏源正是发挥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提倡经学致用,为自己的变革主张寻找理论依据,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③h]还说:“变法愈尽,便民愈甚。”[④h]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阐述历史进化论观点,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三世说”的实质,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康有为为了把自己的维新理论制造得更加完备,又在“三世说”中添加了《礼运》中的“大同”、“小康”学说,把《公羊》的“升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小康,把《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并描绘出中国由“小康”步入“大同”的宏伟蓝图,即封建社会(小康),通过改革,进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同)。康有为正是在旧的儒教经典中寻找理论根据,制造舆论,鼓吹变革的。

    戊戌维新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著者肯定了康有为为挽救垂危的清政府而提倡改革的热情,他的一系列维新宣传活动,对于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加速清政府的垮台,起到过很大的作用。

    著者还指出,“大一统”的思想也曾被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对外侵略、奴役邻邦的理论根据。太平洋战争中,有个叫山田光遵,也曾“研究”过公羊学,他说什么当时日本的国策——“八纮一宇”的精神是与《公羊传》的“大一统”精神相符合的。所谓“八纮一宇”精神就是要“统一四面八方”,“统一全世界”,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吞并世界的疯狂野心的写照。著者也承认,借助公羊思想,炮制“八纮一宇”的“国家伦理”,早已在历史事实面前碰得粉碎,结果正与山田光遵的理论相反,军国主义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八纮一宇”的“崇高理想”也就云消雾散了。

    滨久雄先生对公羊学的研究及其专著的内容丰富,它无疑是目前日本对他们公羊学研究的综合评述。

    综上所述,《公羊传》是儒家经典之一。由于它着重阐释《春秋》“大义”,以致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在西汉及清代中叶以后更为显著。儒家的“定为一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以至康有为的变法改制,都曾援用《公羊》的“微言大义。”

    日本和我国一水相隔,儒家经籍由朝鲜传入日本后,传习的人也就日渐增加。尽管日本潜研宋明理学的人较多,但译注、解释《公羊》的人也不是没有,近年以来,注目《公羊》的学者也日益增加。那么,对日本公羊学的过去和现在作一历史的回顾,无疑是有其必要的。

    ①a  马里厄斯·詹森《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树立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12月版。
    ②a  应神天皇十六年说法不一,有说是公元377年。本文采用《日本文化总合年表》所记载的年代,市古贞次等编,岩波书店1991年4月版。
    ①b  “训读”用日本原有的语言读汉字或汉文的方法。
    ②b  “稚儿”非正式僧侣,以读书、学习、受教育为主要任务。
    ③b  《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窝·林罗山》,岩波书店1980年版471页。
    ①c  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东大出版会1982年版。
    ②c  文录、庆长战争,即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为了要侵略明朝而先行侵略、征服朝鲜并要求其为侵明先导所引发的侵略战争。
    ③c  阿部吉雄《讲座东洋思想》第十册,东大出版会1970年版。
    ④c  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的海外知识》,第148页。
    ⑤c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页。
    ⑥c    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东大出版会1982年版。
    ①d  滨久雄《公羊学的成立及其展开》,第21页,国书刊行会1992年版。
    ②d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金港堂1990年版。
    ③d  高濑武次郎《支那哲学史》,文盛堂1910年版。
    ④d  宇野哲人《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宝文馆(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版。
    ⑤d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版。
    ⑥d  小岛祐马《中国的社会思想》,筑摩书房(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版。
    ⑦d  中江丑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岩波书店(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版。
    ⑧d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1917年版。
    ①e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1917年版。
    ②e  《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究会议现代中国研究特别委员会编,好学社,1948年版。
    ③e  木村英一《中国的实在观的研究》,弘文堂书房1948年版。
    ④e  福井康顺《东洋思想史论考》,法藏馆1950年版。
    ⑤e  日原利国《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创文社1976年版。
    ⑥e  日原利国《春秋公羊传的研究》,第249—250页。
    ⑦e  稻叶一郎《史林》50卷3号,1967年5月。
    ①f  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中国之人与思想丛书),集英社1985年4月版。
    ②f  坂出祥伸《康有为——乌托邦的开花》,第七页。
    ③f  载《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综合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年版。
    ①g  狩野直喜《西汉学术考》第28—29页,筑摩书房1964年版。
    ①h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文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②h  刘逢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诛绝例第九》。
    ③h  魏源《筹鹾篇》,见《魏源集》下册第432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h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见《魏源集》上册,第48页。*

    原载:《史林》19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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