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是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三部曲的另外两本《寻路中国》和《甲骨》都已名声在外，只是不知为何，读起这本《江城》，我有种特别的感动。

　　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和《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长大的他，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个天生的旅行者，曾自助游遍欧洲30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罗斯、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包括《江城》在内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是他写作生涯的成功典范。

　　我觉得如果将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也划归为他的“旅游文学”著述之列，似乎并不妥帖。如果仔细读海斯勒的作品，就会觉得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并非只是为了观光——中国的现实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密码深深地吸引着他，才会促使他到中国开始独特的探索之旅，而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层思考力，使他成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江城》记述了海斯勒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涪陵——一个长江边的小城的两年生活。在那里，海斯勒教书，交朋友，学汉语，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最初，海斯勒并没有将这段生活记录成书的打算，但很快，他就觉得在涪陵的生活经历如此充实，以至于让他应接不暇、不知所措，于是他不可遏制地开始做笔记、写日记。“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这种发自内心的意念，为《江城》后来成书储备了足够充足和溢满真情实感的材料。而这部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纪实作品，之所以会显得特别，很大程度上则是缘于海斯勒的独特身份所赋予其的独特视角。

　　距离产生美感，但事实上，因为距离而产生的不仅仅只有美感。距离的存在，往往会让人们在看待事物时拥有新的视角和眼界。这种情形，当人们在记录自己身处他乡的经历时会显得尤为明显。因为异乡人的身份天然地赋予了其与当地人迥然的文化背景和感知力。这种因为差异而形成的距离，会让一个异乡人在陌生土地上的所见所闻充满惊奇和新鲜感。

　　海斯勒在中国就是一位典型的“异乡人”。如他自己所言：“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在“亲疏结合”的视界中，海斯勒意图呈现眼中最真实的中国。

　　该书共分为12章，几乎涉及了海斯勒两年涪陵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间却透露出一种坦诚和直白——初到涪陵，学校为当地长征徒步队员的归来和新来的美国教师举办了欢迎仪式，当海斯勒穿着随意的短裤坐在主席台上时，默默地想，以后回到美国拿着照片给朋友们看时，该如何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呢？在教学生们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他惊讶于学生所做出的“我不喜欢哈姆雷特，我觉得他是个讨厌鬼”的评价，因为在海斯勒就读的牛津大学，“你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得把哈姆雷特当成剧本中的一个人物角色来看待，一层一层地对他进行剖析”。但正是这样直白的表述，让海斯勒觉得，阅读文学作品或许就该抛却很多规约而表达那些最本真的直观感受；海斯勒十分费解当地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对于政治课的重视，而他也惊讶于学生在解读文学作品时所带有的强烈政治倾向：有人觉得哈姆雷特伟大，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甚至还有人认为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因为他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于是他不禁思考这样的教育是否合理？学生们对于“开放”二字的理解让海斯勒非常惊讶，其中既有着对于美国人生活态度“开放”的误解，又有着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认知，这令海斯勒意识到他的学生身上承载着许多东西：历史、政治乃至坎坷的家世，所以，做一个中国的年轻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参加学校的宴会，海斯勒惊讶于中国特有的“席间劝酒”的风俗，他发现，在中国，敬酒与喝酒绝对是一种讲究策略的沟通方式，并体现出中国特殊的人际交流法则；海斯勒常常会去一家姓黄的人家开的面馆吃饭，久而久之，将他们视作了自己的家人，从而真正地体验到中国式的“家庭生活”，却也开始思考在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如何赚钱和“营生”的问题；至于在那段岁月里所经历的许多国家大事，诸如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则让海斯勒得见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特殊反应……

　　在海斯勒的眼里，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两年生活中遭遇的大小事情或是在当地人眼中再平常不过的细节，都可以成为中国的民生问题、教育问题、边缘人群的生活水准问题等等的透射镜，而往往身处其中的人早已习焉不怪。这其中有他不能理解的，也有他感同身受的，就像海斯勒在谈起他初到涪陵时的感觉——每天都会被校园的起床号声、早操音乐声、上课铃声、读书声等各种声音环绕，但“没有一种声音困扰过我……因为那是学校固定程序中的一部分，听到它就觉得我与大家步调一致了。当然，我并没有和他们步调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我从来就没有能够融入他们之中”。海斯勒用一种平常却真诚的心去面对这个陌生的小城镇，但他的身份注定了他有“无法融入”的一面，但这“无法融入”或许正保持了海斯勒对于异乡可贵的新鲜感和感知力。

　　海斯勒的著述不同于许多西方人笔下的中国，许多西方人只是靠教条的资料呆滞、粗线条地想象中国，就连海斯勒自己也说：“我觉得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是以，他才能敏感地洞察到，处在三峡工程之前的涪陵，正是能体现当下中国诸多特质的特定地点——“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20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也正因如此，这个城市才会在他的笔下呈现出丰富的细节，显露出原生态的幽默、生机和活力。

　　海斯勒在写完全书后，也意识到了观察视角的问题：“外国人一般对中国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但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