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和观察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学院的传统，另一个则是亲身观察和参与的传统。

　　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国学家在他去世之前发表长篇文章，检讨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问题上的种种失败，他指出没有一个西方的社会科学家预见到了中国在80年代末之后的激烈的变化、超强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是一个在20世纪的国际主义传统中产生的报道传统，其特点是将对中国的观察和报道与他们对自身社会面临的问题的思考关联起来。当这些富于献身精神的记者发现中国正在进行的战争、革命和社会实验与他们各自的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时候，他们也亲身参与了中国的伟大实验——他们的作品是深入观察、亲身参与、直接对话的产物。

　　在过去十多年中，围绕中国的变迁，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公共舆论再度活跃起来。安吉拉·帕斯古齐（Angela　Pascucci）的这本书收录了十一篇她在中国所做的采访，访谈对象的职业、立场、社会角色和观点各不相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大的变迁、深刻的矛盾和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在当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和分析中，这本书是独特的：经过实地的调查和采访，安吉拉最终选择了一种将倾听与分析综合起来的方式，一种通过呈现中国社会的内部视野向西方读者叙述中国的方式。什么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一个在无数差异、矛盾和冲突中呈现的中国——离开了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怀抱着不同的想法、从事着不同的事业、承受着不同命运的人及其思想、感情和行动，我们有更好的方法呈现中国、展示它的可能的未来吗？

　　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但访谈对象却遍及各个方面：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者；于晓刚，在云南地区从事环境保护运动和农民权利保护的社会运动者；莫少平，一位不但见证了当代中国法律的发展，而且利用法律和宪法捍卫当事人权益的律师；崔之元，一位曾任教于MIT的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新左翼理论家；高氏兄弟、廖邦明、米丘，几位风格各异的艺术家；靳羽西，一位在西方并不出名却因为她的西方背景而在8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的媒体人和化妆品商人；郑时玲，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城市设计的参与者；“乌有之乡”网站的同人，一群内部也差异很大的中国年轻左派知识分子，以及千千万万中国民工中的一位……在这本书中，作者呈现给意大利读者的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的故事、视野、立场和对未来的展望，它们之间的矛盾性和差异性也许比某一个故事、某一组数据更清晰地说明了中国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也曾有许多人类学者、新闻记者带着极大的热情去追踪其他社会的“内部视野”和异国故事。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传统，又经历了最为深刻的现代革命，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中国与欧洲社会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本书在呈现中国社会的“内部的声音”的时候，并没有渲染异国情调，恰恰相反，安吉拉通过她对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商人、艺术家和劳工的访谈，展示了与这本书的读者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的思考、挑战和问题。当你倾听温铁军谈论中国的城乡分化、三农问题和他对未来道路的思考时，我们看到的是产生于中国独特的情境之中的社会危机，但这不也正是全球化条件下许多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吗？当你听到一位中国的政治学家不是通过谈论孔子和孟子，而是通过对马基雅维利的学说阐释讨论中国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时，意大利的读者到底是感到遥远还是接近呢？通过这样的采访，安吉拉对中国问题的探求其实也正在转变为她对意大利、欧洲和全球化进行思考的一种方式。在这样的对话中，你也可以说：中国是她的观察对象，也是她的思考（自己的社会的）方法。

　　在西方世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和观察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学院的传统，另一个则是亲身观察和参与的传统。1950年代初期，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新的现实立刻在美国政治和学术领域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美国）为什么失去了中国？这个问题本身不但传达了美国政治家和学术界无力把握中国变迁的脉络的失败感，而且也暴露了提问者从未对自身认识中国的方式有过认真的怀疑和反思。1990年代，在经历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之后，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国学家在他去世之前发表长篇文章，检讨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问题上的种种失败，他指出没有一个西方的社会科学家预见到了中国在80年代末之后的激烈的变化、超强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为什么中国没有像东欧那样经历另一种大转型？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个体制的延续条件下，较之那些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典范的国家或经历了休克疗法的国家，中国的市场改革一方面似乎更为激进，另一方面又没有像那些国家那样迅速地遭致报复？在中国的急剧变化面前，社会科学家们收集的大量数据总是有所不足，除了那些最富洞见的学者的作品之外，大部分研究在发表之后不久就被束之高阁了。

　　与学院传统有所不同的中国观察是在亲身经历和实地采访的传统中形成的。参与这个传统的创造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传教士，另一种是媒体工作者。无论在传教士之中，还是在新闻记者之中，他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和观察对象的态度千差万别，有人更多的同情，也有人更多的批评。传教士带着他们对普遍信仰的热诚来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宗教传统的社会中，用各种方式与当地人接触，他们是欧洲有关中国的知识的奠基者。在这种知识中，细致的观察和理解与一种先定的信仰和目的密切相关。在20世纪，新闻工作者大大地扩展了这个亲身观察的传统。与传教士不同，他们多半由于自己社会的需要和记者的职业伦理向自己的社会传送有关中国的报道。记者的使命常常是双重的，他们一方面履行客观报道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带入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之中。

　　在今天的西方媒体中，无论是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惊呼，还是有关中国缺乏民主人权的指控，都是常见的现象。这些观察各有自己的根据，也常常随着形势的变迁而剧烈地变化，我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些具体的观点作出评论。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这类报道多半将中国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客体，而很少表现在这个巨大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力量、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的博弈、协调和冲突。正像这本书的书名《说话的中国》所暗示的，在这类“中国观察”中，中国是沉默的、不能发声的。回顾20世纪的历史，那些最让人难忘的中国观察多半来自那些深入中国内部的报道，它们不但力图呈现这个社会内部涌动的不同力量、尤其是代表着未来的力量，而且还力图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对自己社会的反思结合起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对于中国的报道至今在中国人中传颂，也一再地被研究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