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狭间直树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3月,38.00元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对中国读书人影响最大者,不能不说是梁启超。英语世界关于近代中国人物的研究中,传记性论著最多的,也是梁启超(迄今至少有四本)。但是日本的狭间直树教授认为,与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相比,后人对他的研究仍是不够的,主要因为“他既反对国民革命又反对共产主义,不论是与国民党还是与共产党都处于敌对的状态”。狭间教授所论的是世界性的梁启超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造成这样广泛的影响,令人对“史学”本身的反思之处真是很多。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是狭间教授在京都大学主持有关梁启超的“共同研究”的结果,书名反映了原初的关怀,即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的梁启超。近代中国人因国力不竞而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敌人学习,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个有些不合人之常情的“师敌”现象非常值得探究。江苏松江知府濮子潼在1898年即注意到,那时有人就以“日人我之仇雠,不当使之借箸”为理由反对效法日本。

    濮氏自己则主张与其“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这在当时也是流行的观念,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曾形象地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康氏自己在论及具体门类时,一则曰泰西如何、“日本法之”;再则曰泰西如何、“日人效之”;但仿效的过程自然包括意识层面的更易和无意中的失真,仿效者本身在此进程中也会形成其带有新特色的文化学说。对“坐而食之”的中国学习者而言,被仿效者或者也可说就是“日本学”(时人多称“倭学”)。

    毫无疑问,甲午庚子期间的中国人最初的确是想“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但“倭学”本身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且这一提高正像西学“证明”其优越一样,也大大借助了外力。如果说甲午之役向中国人证明了变法维新的必要,1904-1905年日俄之战以日本战胜而结束,进一步确立了向外国学习改革内政的必要,日本也以其学习成功的典范提高了“倭学”的地位。

    《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在战争期间就从中看出了特别的意义:日能困俄,则“种族强弱之说,因之以破”。当年起源欧洲的白人优于杂色人的说法相当盛行,日本和中国都曾出现与白人“合种”的设想。盖中西差距若“由于种族,则天之所命”,难以更改;若是“出于政教、由于历史,则人尚能竭力以修改之”。日俄之战证明了后者,既然“黄白之例不可尽信”,则事在人为,“人能造之,吾必亦能”。可以想见,“日俄战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大异者矣”!对许多相信西方战场取胜是其文化优越的时人而言,日本人做了同样的事当然也就“证明”了同样的理念,“倭学”的地位自不同往昔。

    日俄战争前一年,王运曾说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多少有些不以为然的意味。然同年旧金山出版的《大同日报》已在其“缘起”中引“泰东西名哲之言”以为据。从“泰东”与“泰西”的并列,可知当时西方在中国的文化权势已逐步扩展到“泰东”(即日本)身上;在一些中国士人的认知中,日本学虽因转贩西学而获其地位,但此时已不仅仅是依附西学,而是渐具独立的身份认同了。

    到1906年,山西举人刘大鹏遇到两个新近游学日本的本省士人(一进士一生员),“盛称倭学之高;言倭之理学,华人不能其万一”。这些人当然有可能如刘氏所言:“舍吾学而学倭学,宜乎倭学之高也!”但倭学这一名词的正面出现,实亦提示着日本学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的独立。反过来,倭学的“独立”及其远比中国学高明的认知,又提示着中国在近代文化竞争中更为惨重的失败,因为在中西对峙的格局中,已出现一个中介的倭学,则中学与西学的距离愈更增大了。

    在倭学走向正面的同时,一些真正从日本传入的事物却变成了中国传统的负面象征。由日本人创造的人力车由曾居日本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里的西洋人。但后来人力车常被更晚来华的西人视为中国的特征,和另一舶来品鸦片一起成为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一个负面组成部分,在转了数圈之后又由阅读西方书籍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回来作攻击传统之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向知识分子攻击传统最多的就是八股、小脚、鸦片和人力车)。近代中西胶着之复杂早已是“层累堆积”且循环往复了许多次,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的日本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的形象甚至本体在这一过程中恐怕也有不少“异化”吧。

    葛兆光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西潮却自东瀛来”大致描绘了甲午庚子期间的情形,尽管有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等译书的努力,晚清士人更多仍是通过日本吸收西学。读了《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所收的14篇论文,的确可以对梁启超和明治日本的密切关系有更深入更切实的了解。从更宽广的意义言,这里试图揭示的是作为世界近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东亚近代文明圈”怎样层累地形成在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日本式输入”之上;梁启超经日本而输入的西方文明向以“浅薄”著称,这也是更早“日本式输入”的特点,两者其实都适应着时代的需要———当年日本和中国所要求的并不是学问上严谨的论文,而是对政治甚至文化变革能发挥刺激作用的文字。

    对中国学者来说,本书最具启发性也最需要认真体味的是其研究取向和方法;而本书在具体史事上的实际贡献也足以表明,“过去对梁启超的研究仍很不够”这一看法是有依据的。就目前而言,日本学者脚踏实地的精神对处于急功近利学风影响下的我们有直接的警醒作用:这一“共同研究”历时四年,参与的研究人员十几位,多数是已树立学术地位的学人,包括法国的巴斯蒂和美国的傅果两位外籍学者。试想,如果我们提出一个计划,要集中这样多的人力、耗费这样长的时间而产生这样分量(约40万字)的论文集式“成果”,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任何研究基金的评审呢?进而假定我们竟获得了资助,主持人和参与者是否能有这样长时间的耐心呢?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 2002-11-28

    转自: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11/29/content_52394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