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他山之石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

来源:网络来源作者:狭间直树2011/07/18

 
  

    关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的交友关系,最著名的文章大概要算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注:就《戊戌政变记》而言,正如下面要谈到的那样,它有几种版本。该书所收的《谭嗣同传》在各种版本之间没有特别要说明的异同。如无特别说明,本稿使用流传最广的中华书局 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专集卷1当中所收的版本(八卷本)。)至少我认为,以其中的记述为基础,两者的关系是被描写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在那里所描写的两者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以下7项内容:1.1895年,对来访问康有为的谭嗣同,梁启超谈起了康有为的学问宗旨,谭大喜,愿称私淑弟子。2.戊戌政变爆发当天,谭拜托梁,想要在日本(伊藤博文)的协助下,救出康有为。3.次日,谭在日本公使馆拜访了梁,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 (均为维新之士,月照先死,西乡活了下来。两者的关系被作为生者/死者责任分担的模范)的故事为例,提出了责任分担,并希望梁逃亡日本。4.在那个时候,谭将带来的著作及诗文原稿数册、家书一箱托付给梁。5.谭的著作,包括文、诗、印谱等,以及《仁学》均为梁所藏。6.梁收集了包括书信在内的文字,打算编辑谭的遗集。7.关于《仁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1](P106-110)从这里得到的印象是,在短短的3年期间,交友关系是在大义之下联结起来的。
    将以下梁启超《三十自叙》中的叙述对照起来看,这一印象就能更加得到确证。“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解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2](P18)这是有关1897年情形的叙述。
    上述《谭嗣同传》的记述最早是在《清议报》第4册(1899年1月22日)上发表的。必须注意到在这之前的作品,那就是在亡命途中所作的《去国行》。(注:《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卷45(下),第2页。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将《去国行》的刊登杂志仅列出了《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该文在梁启超到达东京10天后,就刊登在1898年11月1日发行的《日本》(注:《日本》是由陆羯南等刊行的日文日报,对清国的变法维新运动采取同情的立场。)报纸的“文苑”栏上。其中“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两句如果是对光绪帝和六君子思念的句子的话,那么“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两句则是咏唱与谭嗣同特殊关系的。日本著名汉诗诗人桂湖村在讲评中称赞“清国志士”梁启超,表示了全面的感受和同情。这首乐府无疑对日本的知识界予以了相当大的影响。
    很明显,《戊戌政变记》的谭传中所描写的谭梁关系,是在《去国行》中所咏唱的“僧月照=南洲(西乡隆盛)”那种关系的印象延长线上的。烈士谭嗣同庄严的死,确实对亡命者梁启超的思想和实践投射了光彩陆离的光芒。亡友的遗志必将在幸存者的实践中得到实现。为此,正如他在上述《谭嗣同传》里所说的那样,梁启超首先将谭嗣同的遗稿《仁学》刊登在自己的杂志《清议报》上。
    但是,这个刊登的方法极为奇妙。自《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起,至第14册(1899年5月10日),连载了大约一半就中断了。在隔了大约 1年以后,在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上,刊登了十分之一强,再次中断。剩下的十分之四弱在1年半以后的第100 册(1901年12月21日)上,总算刊登完毕。作为将手头持有的底稿多次中断、历时3年而刊登在杂志上的作法,这是极其异常的。更不用说,在被提出过分担生者与死者的使命后,作为生存者的角色所采取的姿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有些难以理解的做法。以下,就《仁学》的刊登问题和梁撰《谭嗣同传》关联起来进行考证,并对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关于《知新报》的《谭嗣同传》谭嗣同的传记在《清议报》之前,就已经刊登在《知新报》第75号上了。[3]在这里没有署名,仅注记了“译十一月二十七号日本东京报”。“日本东京报”是一个暖昧的说法,这应该是指上述日文报纸《日本》。该报确实在11月27日刊登了《清国殉难六士传》。(注:《清国殉难六士传》,《日本》1898年11月27-29日。有关谭嗣同的部分是刊登在27至28日。在《知新报》上,三天的内容都被译录了。)除了一个重大的不同以外(下详),这毫无疑问是《知新报》刊载的谭传原本。在译文上,除了若干修辞上的修改,以及一些有意修改的部分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是直译。
    但是,《日本》的《清国殉难六士传》在篇首就明确写有弁言,称该文译自“刚刚收到的在上海刊行的《亚东时报》”。《亚东时报》的文章是指署名为逸史氏的《六士传》。(注:逸史氏《六士传》,《亚东时报》第4号(1898年11月15日)。《亚东时报》是日本乙未会在上海刊行的汉文月刊杂志(但是不定期)。主笔是山根虎之助(立庵),自第6号起,唐才常也参与编辑。)这是在六君子被处斩后1个多月后立的传记,内容相当充实。关于逸史氏,不知其详,但从 “谭嗣同,字复生,清国湖南浏阳人也”的起句中可以推断,作者似为日本人。这样的话,主笔山根立庵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
    就是说,《日本》的《谭嗣同传》是《亚东时报》所载文章的训读日译文,而《知新报》所载的则是《亚东时报》中刊载的日译文的除了一部分以外的,再次回译成汉译文的《谭嗣同传》。如整理一下刊行日期的话,就是这样的:11月15日,在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的汉文谭传,被11月27日在东京发行的《日本》译成日文刊载;而这篇日文谭传又被12月23日在澳门发行的《知新报》回译成汉文刊载。上海至东京间隔12天,东京至澳门26天。在这里,必须令人注意的是,一篇文章从上海经过东京,然后又传到澳门这一事实,从地理上说不合理的,但从用字造句来看,其传播线路是毫无疑问的。
    前面曾经提到,《知新报》的谭传与《日本》的谭传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直接将其与《亚东时报》比较来看一下其中的不同。从字数来看,《亚东时报》约刊 1390字,《知新报》约刊1680字,多了290字左右。这里的差异是因为《知新报》收录了两种谭嗣同的绝命书所发生的。这两种绝命书一种是致梁启超的(约170字),另一种是致康有为的(约100字),均作于“八月初十日”(公历9月25日)。这两篇文章也收录在《谭嗣同全集》里,[4] (P519,532)但正如下面要论述的那样[FS:Page],这两篇文章并不是谭嗣同的文章。
    这两种绝命书的来历,目前只能追朔到1898年12月21日这一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的报告。该报告正像其标题那样,在屡屡叙述了张之洞对政变的看法后,提到张之洞希望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送出国外”,这与西太后政府所要求的“将其引渡或杀害彼等”的希望是不同的开明措施。小田切在报告中认为张之洞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小田切的报告里,作为“乙号”,收录了《钦差督办报事工部主事康有为撰奉诏求救文》。这里提出的标题是“求救”,即救出光绪帝,但对西太后的丑化却是贯穿始终。全篇充斥了“那拉氏淫乱成性”、“先帝之遗妾”、“淫乱之宫妾”、“异性之淫子”、“伪主”、“牝朝”等等的歇斯底里的蔑视女性的粗暴言语。也许是对这种过分卑鄙的言辞感到有些为难的缘故吧,小田切特别指出,“特此要明记的是,附录之不久前康有为向本国递送之乙号所复写的印刷品之故,迄今为止多少对其表示过同情者,亦因此对其之所为抱有不快之情了”。(注:《六一六,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在勤小田切总领事代理致都筑外务次官函: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近况及其对政变的意见报告书》,《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4年版,第31、725-742页。顺便提一下,日本的对策基本上是沿着小田切的希望来推进的。)在这篇《奉诏求救文》里,附录了7篇伪书。[5](1)《杨锐带出朱笔密谕》、(2)《林旭带出朱笔密谕》、(3)《谭嗣同狱中绝笔》、(4)《又》、(5)《今上皇帝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6)《又》、(7)《文宗显皇帝遗慈安太后密诏》。(1)、(2)的所谓《衣带密诏》是康有为的篡改版。(3)、(4)是上述致康有为、梁启超的两种绝命书。(5)、(6)的口谕是光绪帝自我批评和变法决心的表明。(7)是咸丰帝给东太后的。在7篇文件中,其中与谭嗣同有关的就有5篇,可知谭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康有为甚至不惜伪造皇帝和朋友的文书,也要将自己置于保皇运动的中心地位。
    康有为一行7人到达东京是比梁启超晚4天的10月25日夜晚。数日后,在牛@①区加贺町安顿了住处后,于11月开始了真正的活动。在康有为致品川弥二郎的信函中,(注:《康有为初与品川子爵书》,《民报》第24、18-22页。本篇日期,与后面的梁启超11月3日的信函是同日的。)已经可以看出以谩骂人格来进行保皇运动的迹象了。在先到日本的梁启超那里所展开的是,就像与王照联名致大隈重信首相的信函中那样,将皇帝比做天皇,将太后比做将军,基本上是以政治立场为立足点的保皇运动。[6]然而,随着康有为来到日本以后,梁启超顺从康有为的方针,甚至参与了伪造谭嗣同致自己的绝命书的事情。从上海的小田切报告和澳门《知新报》刊载的日期来推算,文书被伪造大约是在《日本》发行前后,11月下旬的事。
    一般来说,遗书在一个人的传记中应该占有核心的地位。《知新报》的谭传是将在康有为领导下伪造的绝命书潜入《日本东京报》的谭传中,赋予读者以一种客观性。(注:《清议报》的编者在刊登时,仅将“淫后”改成“太后”,将“淫贼”改成“国贼”而已。)因此,《知新报》的谭传可以说既是逸史氏文章的汉文回译,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康梁所作的文字。
    二、关于《清议报》的《谭嗣同传》《清议报》第4册刊登《谭嗣同传》是在《知新报》第75号发行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事。这篇署名“梁启超撰”的文章。是作为《支那近事》栏中的《戊戌政变记》(注:在《清议报》自创刊号起连载的《戊戌政变记》,到第10册停止刊登,发行了单行本。关于其中复杂的成书的历史,参照拙稿《〈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总第100号。又,借此机会订正一下拙稿。在发表了拙稿之后,见到了《订正第十二版》,这是在大幅度改订以前的版本。)的一部分被发表。梁启超将署名文章《谭嗣同传》首先发表在《清议报》上,这篇谭传无论是在4个月以后的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中,还是在3年后的编辑的《清议报全编》(注:详情参见:《清议报全编》第6集卷21,戊戌政变纪事本末第一,《国土略传》。)中,都没有被加工过,被照原样收录下来了。甚至在被大幅度改订过的《戊戌政变记》(八卷本)中,也是照原样收录。由于八卷本的普及,因此,提起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就是指这篇谭传,这似乎成了一般性的认识。
    在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没有使用《知新报》夹入《日本东京报》中的那两份绝命书。可以推测,毕竟梁启超还是讨厌使用写给自己的伪造绝命书,因此也同时排除了写给康有为的那一份。对此他也作了充分的补救措施。
    关于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梁启超是这样描述的。谭嗣同知道了“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便自称“私淑弟子”,并整理了自己的学统,其遗著《仁学》就可以说是“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的阐明乃师学说的文章了。[1](P106)享有烈士盛名的谭嗣同是弟子,若其遗著是依据康有为的学说所作的话,其师之地位就会变得无限之高了。
    顺便提一下,《仁学》中《支那哲学》栏是从上述《清议报》第2册开始刊登的。在《序》中,梁启超明确地说明了谭嗣同“服膺南海”,《仁学》是为了“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的著作。(注: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清议报》第2册。(《哲学杂志》第145号也刊登了这篇序))第4册《谭嗣同传》中所描写的康谭关系,在刊载开始时,就已经被考虑到,《序》与《传》的共鸣关系就很明显了。
    梁启超的记述在学术上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必须确认的是,《仁学》刊载的意义在于使康有为的学说更有光彩,并且这是梁启超在登载开始时就主张的。换而言之,谭嗣同的《仁学》由于它被如此定位,才得以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那么,与“南海之宗旨”的相异的部分(注:例如,《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的第八条(否定三纲、忠孝)、第十条(主张男女平等)等。)被删除,就不得不说是当然的措施了。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关于删除措施,在第4册的《谭嗣同传》那里,作了“其仁学一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界”的解释。[1](P110) 这应该是第2[FS:Page]册的《序》中所记叙的事项。尽管如此,特意采用这种方法,将遗稿删除后发表。对这一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留下了自我辩解的痕迹。可以看出,《序》和《传》不但互相共鸣,而且还有互相补充的关系。
    关于梁启超的补救措施,本稿在最初时提出的显示其与谭嗣同相互关系的7个事项都是如此。“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责任分担,使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比绝命书更有威力。原稿与著作都托付在身,以《仁学》的发表为首,还有遗著编辑的计划。梁启超对亡友后事的处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三、《仁学》的刊登与中断被视为发挥康有为学说的《仁学》,从《清议报》第2册开始连载,到第14册,不作任何说明就中断了。(注:但是,第6、8、 11、13册没有登载。在这些册里,《支那哲学》栏刊登了其他文章。在这以后,《支那哲学》的推移如此,自第15册起,到第34册为止(除去第26、 27、33号),设有专栏,但《仁学》没有被刊登。在这以后,只有在刊登《仁学》的第44-46册、第100册里设有《支那哲学》栏目。)中断的理由不明不白,既然手头有原稿的话,那无疑就是其内容不适合于刊登所至。冯自由认为,因为有排满的论调,所以被康有为命令放弃了。[7](P92)正如上述的那样,如果是消除与康有为的思想有抵触的部分而刊登的话,冯的判断不恰当。那就是说,梁启超对于《仁学》的评价,当然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1册改变了编辑方针。第11册是在《清议报》创刊后经过3个月以后的1899年4月10日刊行的。在此稍前的3月22日,康有为以接受日本政府希望的方式,离开了横滨。这时期,就梁启超而言,他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而且是从康有为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期。
    刊登在第11册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注:《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另外,由于《戊戌政变记》的连载已经告一段落,与《清议报》的面貌换新也有几分关系吧。)他是这么说的:“本报开设仅数月,承海内外有心人称许,销售已至三千余份。惟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今更加改良,特取东西文各书报中言政治学、理财学者,撷其精华,每期登录数页”。他还认为“政治等学为立国之本原”,云云。
    将章程改定的目的放在重视政治学等“立国之本原”的学问上,就等于宣告了梁启超欲将机关杂志《清议报》作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手段而加以活用。为此,在第 11册就早早地设了《政治学谭》专栏,在该专栏刊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注:《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清议报〉第11、15-19、23、 25-31册。刊登的是在吾妻兵治译《国家学》上仅加了一些修改的内容。关于吾妻兵治所翻译的原本,参照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世界主义拉开距离,竖起国家主义旗帜的标识。反映梁启超这一变化的文章是在这前后发表的《爱国论》、《商会议》(注:《爱国论》,《清议报》第6、7、22册。《商会议》,《清议报》第10、12册。)等。而且在《改定章程告白》发表以后的3册,到第14册为止,《仁学》的连载就中断了。因为《支那哲学》专栏并没有中断,仍在继续,其原因是改变路线后,《仁学》所处的地位也发生变化的缘故。换而言之,《仁学》的世界主义被敬而远之了。
    一旦被中断的《仁学》在《清议报》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被刊登以后,又被中断。这一异常事态,令人头痛。在第 44册的卷末,刊登了重新登载《仁学》的社告,[8]在这里,“谭君嗣同所著之《仁学》未竟而中止。阅者多以未窥全豹为憾。兹谨将其续稿分期付印,以公诸世”。仅仅记载了就像是他人之事一样的理由。当然,关于再度中断的社告,在管见的范围内,不得而知。
    虽然现在还不能提供适当的资料,但我推定,这一时期在夏威夷的梁启超与这次再次刊登似乎没有关系(注:在致康有为函(1900年4月29日)中,梁启超认为,“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可以认为,这一措辞与重新开始刊登该文是具有相反方向性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在横滨的负责人麦孟华基于某种理由而决定刊登的,(注:关于这个问题,汤志钧揭示了与康氏勤王运动的关系(参见《〈仁学〉版本探源》,《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拙稿也认为本次重新刊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感到吃惊的梁启超急忙要求中止。
    在这一停止刊登,又重新刊登的幕间短剧后,《仁学》的剩下的文章(大约是全体的十分之四)在《清议报》的第100号被一下子刊登出来了。这次全部刊登完毕是梁启超在从澳大利亚回到日本,要想重新打开启蒙运动新视野时,由他本人自己实行的。总结在澳大利亚的体验的是《积弱溯源论》,其历史地位的概括就是《过渡时代论》。(注:《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77-84册。《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所谓开创新视野就是构筑一个塑造近代国民、形成国民国家的舞台,其具体表现就是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新民丛报》。在刊登《仁学》的《清议报》第100册卷首,梁启超刊登了总结《清议报》的文章。在这里,他将《清议报》的特色总结为“倡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