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是美国著名记者。1946年他以国际新闻社记者身份报道中国内战,1948年在南京加盟美联社,是首位报道南京解放的外国记者。1971年他以《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身份访问中国,是1949年之后采访周恩来的首批美国记者之一。他的回忆录《在新旧中国间穿行》(原新牧译)最近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引进出版。在此摘编片断。

——编者

    1949年4月23日清晨,我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那天我正好住在美联社,急忙穿上衣服,驾车朝着长江边爆炸声传来的下关码头疾驶而去。

    国民党部队已弃城而去,受命护城的第26兵团根本就没露面。

    暴民开始洗劫国民党官员豪宅,李宗仁、何应钦、市长邓杰住宅也没幸免。邓市长在企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三亿金元券逃跑时被司机和卫兵打断了双腿。第二天,金元券贬至150万兑一美元。邓杰侵吞的公款仅值200美元。

    抢劫者大多是穷人。各种家什被一趟趟农车和兴奋的人们肩扛背驮给弄走了。一位笑眯眯的士兵枪也不要了,一手拿一盏台灯小心翼翼往外走。一位老妇手拿四块精致的刺绣坐垫,颤悠悠地迈着小脚,喜不自禁。

    我来到城外明孝陵机场,这是内部机场,几十架运输机正忙着上货。我看到一个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命令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家具搬上飞机,这实在太难以置信了。立法院委员们排队登上另一架飞机。有的头戴适合南方气候的软布帽,还有一两个人带着网球拍。“我们会回来的。”一位议员对我说,但口气并不坚定。有几架飞机是专为高级军官和官员家眷以及他们财产准备的,可哭哭啼啼的市民也想挤上去,还有人试图行贿;士兵们向他们挥起上了刺刀的步枪。

    李宗仁和何应钦约在上午9点离开国防部大楼。动身前,代理外交部长叶乔治(即叶公超)打电话给法国大使兼外交使团首席使节杰奎斯·迈利尔,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马上就要撤走,希望各国外交使节随同前往广州。迈利尔回复,大使们都想留在南京,但苏联大使除外,他早已去了广州。西方各国正在观望,看时局将怎样发展,以便将来有机会通过他们驻南京大使与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

    我和法新社中文助理比尔·关去找治安委员会负责人马将军。当我们驶过中山路时,突然被一排八个士兵拦住,枪口直冲着我们。他们是南京江防前线最后八个哨兵,天黑后才离开哨位,要搭车。车开到孙逸仙环形交叉路口时,关解释说我们不得不左拐了。士兵们从车上跳了下来。关问他们去哪儿,那领头儿的说:“南门外。”我们目送着国民党驻南京最后一批士兵消失在夜幕中。

    我们在开罗饭店一间卧房找到了马。4月22日午夜,身为前国民党陆军师长的马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电话叫醒。张告诉他,卫戍部队马上要撤离,请他在过渡期间全权负责。此时,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天亮前将堆放在明孝陵机场的油料和炸弹运走,他们估计天亮时国民党轰炸机会再来空袭。下午7点,我和关曾去过的军用机场已在爆炸声中飞上天。马说他已与共产党联系,告知他们随时准备投降。共产党部队预计在黎明时分进城。

    离开开罗饭店,我和关直奔中央电报局发稿。走出电报大楼,我们发现中山路一带火光冲天。庄严的立法院黄色大楼着火了。我驱车沿中山路慢慢向西北门开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我们正沿着主干道行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喝令道:“站住!”从大路两旁梧桐树下的灌木丛中跳出两名士兵,端着枪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过来。“什么人?干什么的?”一名士兵拿电筒照着我们。关回答说:“我是法国新闻通讯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美国人!美国人!”那位士兵惊呼,并用电筒照我的脸,仔细打量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陈毅部队开进南京城先遣队的尖兵。

    我们被带到一位共产党指挥员跟前。他正在冲士兵们喊叫,催他们快速向市区进发。这并不是按计划要在上午进城的大队人马,而是因市内大火,强行军从西北门入城的先头部队。指挥员匆匆问了几个问题,便命我们回到车里掉头开回市区。领路的是一辆民用吉普车,车上坐着六个人,有的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有的是南京治安委员会成员。我们加大油门,向电报大楼奔去。

    在电报局楼里,我和关掷币决定谁先发稿。他赢了。他发了一封三个字快电——Reds take 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紧随其后,我发出了66字电讯稿。不想,电文刚发完,共产党军队就切断了南京和上海间的通信。关的三字快电很快便摆到巴黎法新社办公桌上,可编辑们翘首以待的详细内容却在第二天上午南京启动无线电传输后才发出。这使关与南京失陷的头条新闻失之交臂。我的电文倒立即通过美联社电信系统向全世界播发。当太阳照耀在紫金山时,共产党已经完全占领南京。

    黎明时分,我赶到南京城西北门。共产党大队人马个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平舌帽,准备入城。他们沿人行道整齐地坐在背包上,步枪斜靠在肩,一会儿聆听政治委员讲话,一会儿高唱革命歌曲。围观人群好奇地看着他们。附近居民端来热水热茶,热情地倒进他们从皮带上解下的碗和杯子。而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国民党掉队士兵从旁边路过时,却没人理睬。

    大学生们涌上街头,有些还在大卡车上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然而,士兵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静静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共产党部队井然有序,人人称道。然而发生在司徒雷登住所的小插曲却使整个事件略显美中不足。早上6点,12个农村长大的士兵到处转悠看风景时,碰巧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要门房打开铁门,其中几个稀里糊涂闯进大使的卧室,把72岁的大使惊醒了。“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大使大声喝问。带着枪的几个士兵边嘀咕边退出房门,一会儿又和另外一些人回来,其中一位解释道,他们只是随便转转,没有恶意。使馆专员安德伯格和司徒的私人助手傅泾波到来后,他们便离开大使卧室。出门时,一位士兵回过头来对傅说:“这儿的一切很快就会属于我们。”

    使馆将此事向华盛顿汇报后,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武官索尔准将向共产党军事当局抗议。但索尔却找不到人来接受抗议书。

    惟一仍在出版的报纸是基督教的《义士报》,报上满载欢迎共产党的文章。新华社开始运转,采编人员多是两天前还在为“中央通讯社”工作。

    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接着被任命为市长。自4月28日起,台湾起飞的国民党轰炸机每隔几天就要光顾一次,飞行高度相当低,因为共产党只有射程有限的50口径机枪。

    5月,南京的文化生活没有太大变化。学生以极大热情欢迎共产党政权。他们组成演讲队到全市宣传讲解“新民主”,在大街上高唱共产主义歌曲,扭秧歌,一对一对地在手臂搭成的“拱桥”下钻进钻出。士兵则教学生们跳革命舞。

    军事管制委员会5月16日通知各报社,要求注册。十多家南京报社奉命去登记,大多数被拒发执照。仅两家报纸没被“枪毙”——《中国日报》和《新中国日报》。

    5月初,黄华来南京主管外侨事务局。这可能与他和美国大使的老交情有关。黄华1935年在燕京大学上学时,司徒当时任校长。

    5月13日晚,黄华拨通司徒电话,提出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黄华对士兵闯进美国大使馆表示歉意,并首次提出请司徒访问北京。“我坚信毛泽东和周恩来见到您会十分高兴。”黄华告诉大使。1971年黄华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期间也曾告诉我,原来按计划司徒将在6月24日他生日那天以私人身份访问北平。

    司徒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希望能访问北平。5月21日,司徒接国务院通告,说北大西洋各国一致赞同美国国务院的提议——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统一行动。国务院再三强调:“在承认中共一事上采取任何主动行为,或者发表任何官方言论造成共产党寻求国际认可所采取的任何途径都会受到欢迎的印象,都将会后患无穷”。

    在南京、北京和上海,共产党官方暗示他们有兴趣与西方进行经济合作。上海市长陈毅6月5日在非正式谈话中指出:来自任何国家的援助——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只要这种援助以主权平等为基础——都将受到欢迎。《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沃尔特·萨利文了解到陈毅讲话内容,到上海军管会外事办询问陈毅的话是否保密,得到的回答是“不”。萨利文推测,这些消息可能是有意向外透漏的。

    6月15日,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外交往的方针: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务,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6月29日,司徒急电华盛顿,陈述北京之行利与弊。7月1日,我正在办公室里忙乎,我的助手J·C·乔突然叫我注意电台播放的毛泽东正为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的讲活,毛向世人宣布,中国将靠向苏联一边。第二天,司徒收到美国国务院来电,指示他婉言拒绝北平的邀请。

    司徒被召回是在1949年8月2日。他乘专机离开南京回美国。美国国务院8月14日宣布,美国打算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四天后,毛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文中他把大使描述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破产的象征”。

    在1949年8月,南京每天都受空袭骚扰。税收急剧升高,商业活动失去了活力。长江沿岸洪水泛滥,损失惨重,米价随之暴涨。报刊指责“国民党匪徒”在周边搞破坏,暗杀共产党官员。

    在学校、工厂、市政府办公室里,共产党开设“再教育班”或组织“学习小组”,学习讨论毛泽东思想。记者们得到允许观摩一次南京发电厂机关工作人员学习会。一名工会代表在会上介绍老“解放区”的学习小组怎样开展活动。这种学习会越来越频繁。后来,几乎所有市民都被要求坦白过去错误,暴露错误思想,积极评判朋友、邻居、生意伙伴的思想、行为。随着再教育运动强化,很多人的态度慢慢改变了。

    这种变化从美联社南京分社中文助理J·C·乔的态度上可见一斑。乔四十八九岁,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曾在中国多所大学任过教,还当过青岛《先驱报》编辑。乔在政治上是自由人士,他曾在战战兢兢中等待共产党到来。和其他许多自由人士朋友一样,乔对“解放”这个话题着了迷,对共产党军队的良好风范感受颇深。他的热情和乐观持续了数月。然而,随着夏季逝去,当共产党开始加强管理时,他慢慢失望起来。法新社的比尔·关和妻子以及彼得·刘(国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团一位官员的儿子,曾与我在国际新闻社共事)前往北京外语学院教书。但乔没有到共产党行政部门找工作。我离开南京时把美联社南京分社托付给他。几个月后,他被请进教化班,被逼交待自己背景和与美国人的关系。他告诉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弗雷德·汉普森,他拒绝与共产党合作或写反美宣传文章。

    1951年2月21日,北京颁布严厉的“镇压反革命”政令。人民被发动起来谴责反革命分子。一批批被控有罪的人在公审后被处决,其中有被认定仇视现政权的前国民党官员和地主劣绅,有被指控犯有反国家行为的商人、知识分子及其他与西方人保持联系且思想上被怀疑反共的人。

    据《解放日报》报道,在几座城市同时展开的对“反革命分子”的搜捕中,J·C·乔在南京被捕。他不再受雇于美联社,但还是被指控替该社从事“间谍活动”。5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行刑队在南京处决376名“反革命分子”,上海293名,杭州50名。《解放日报》转载的报道说到J·C·乔是典型反革命分子。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乔的任何消息。

    1951年10月官方消息称,仅1951年上半年,法院审判的反革命分子达80万人。周恩来在1957午6月26日讲话中提到,受审的反革命分子中有16%被判死刑,大部分都是在1952年以前执行。这意味着在肃反的头六个月中,至少有13.44万人被处决。

    司徒回国后,美联社通知我只要有可能就前往香港。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国民党宣布放松沿海封锁,允许美国总统远洋客轮“W·H·戈顿将军号”停靠上海运载外国人。我和各国外交人员前往上海搭乘“戈顿号”。当客轮9月25日驶离长江,我依在护栏边,望着中国大陆慢慢退去,神情黯然。我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返中国。

    文汇读书周报网站 2004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