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进入中国的诸多新教传教士之中,马里逊、米怜、麦都思、郭实腊常被作为开端提起。可以说,自明末清初耶稣会入华后延续达200年的中学西传后,此为另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表现出更多的非文化色彩,同样的,其间的代表人物也显现出混沌未辨的复杂面目。

    与其他传教士相比,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1803-1851)是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考量,他都不可被忽略。各种差会、各个国家传教士、各种形态的传教活动,如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军事,他全部实践过,而且常领风气之先。如1834年,他的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这被认为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另外,他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又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最早传入,是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的,他在其中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

    在宗教扩张的大前提下,对传教士的个人行为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常常使研究陷于困境,但郭实腊却是例外——即使在他的时代,其个人道德和个人行为也常被从传教士身份中抽离出来,加以单独的审视和评判。如卫三畏、裨治文等人就或明显或隐约表达过对其人格的鄙夷。郭实腊23岁来到东南亚传教,一生辗转于马来、新加坡、泰国、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着汉服,讲汉语,甚至入籍福建同安的郭氏宗祠,从而得名“郭实腊”。在传教的目的下,他编报纸、编词典、组织宗教团体、办学校,鼓吹战争,为鸦片贸易呐喊。不同于其他人的是,即使站在当时庞大的传教士群体中,即使传教士的黑袍在身,郭实腊也表现出异常鲜明的个人性格:他的语言天分、聪明狡猾、野心勃勃、骄傲自负以及强烈的帝国意识。这些在他的著作、言论、活动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若将此放在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中看,“何以如此”以及“将会如此”便不再是简单的问题。它们的答案,也恰是19世纪的中西关系史、经济史,是19世纪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形成的关键环节。

    郭实腊,又名郭士腊、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因为家境贫穷14岁便辍学。1820年,他大胆给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献诗表达求知愿望,国王准其进入一家神学院上学。1823年,他受荷兰传道会招募,于1926年受其派遣来到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传教。后又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一个独立传教士,但与伦敦会一直关系密切。

    郭实腊的个人智慧是毋庸置疑的。除母语德文外,他还通中文、日文、荷兰文,对中国官话和广东、福建的方言也有相当的了解,还会马来语、暹罗语,曾将《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暹罗语。他一生著述多至80多种,语种、内容纷杂,关于中国的就有61种,如《中国简史》、《开放的中国》,从横向、纵向介绍中国历史;如《道光皇帝传》,是道光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也是道光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这三部都是由英文所写,在欧洲出版。此外,还有德文、荷兰文、日文著述,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金融各个方面。对于早期传教士学术方面最多着手的语言和语法,虽然郭实腊在著述方面没有太大突破,但对中国语言的认识确实高人一筹。对19世纪早期最流行的两本语法书马里逊的《通用汉语之法》和马希曼的《中国言法》他一语中的地点明要害:“欧洲学者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他们总是给中文披上西方的外衣……谈论什么单数、复数、现在、过去和将来时态。”这一点,也成为后来传教士编写语法书时孜孜改正的方向。

    如同马里逊等人,郭实腊也非简单的传教士,但他的身份转换更为复杂,也更为赤裸裸。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的航行及其《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是郭实腊最重要的行动和著作,他因此声名鹊起。这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也是郭实腊身份转变的重要契机和推动。三次航海的活动范围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郭实腊沿路讲道、诊病、分发宗教宣传册、书籍、药物等,直接目的是宣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形象。但又更进一步,他详细记录下了所到之处的海防、军事、军备状况,为他盼望中的枪炮轰开大门做积极准备。

    郭实腊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他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紧跟着这个想法而来的是明言“怀和睦之意”以“沾润汉人”,是服从于他在传教之外更大的野心。在此之前,虽有《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特选撮要》、《天下新闻》等创立于外埠的中文报纸,但多是意义比较单纯的定期性的宗教册子,到了郭实腊手中,方为报纸注入世俗内容,这部分内容很值得研究。除了地理和科学知识的着力普及,他在报纸上第一次报道“市价”,辟有“贸易”栏,介绍中国及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尤其是西方科学的状况。他还积极向鸦片贩子筹款,这在当时为一创举,也颇受诟病。但是,他的第三次航海,便是随着鸦片船行进并受雇于鸦片贩子的。

    当时的新教传教士,站在宗主国的立场上,在战争问题上如果是或明或暗持赞成态度;那么在鸦片问题上,则多是鄙夷和反对。需要提出的是,1840年前,传教士中与鸦片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国‘开放’的郭实腊”(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他不仅在第三次航行中,作为翻译参与鸦片贸易,还在《东西洋》上撰文:“我为这样一个贸易的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感到欢欣鼓舞,但也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而感到痛心……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渣滓,本质上是些卑鄙可耻的恶棍。”对之,伯驾、卫三畏都在《中国丛报》上表达了反对意见。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与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实腊。三次航海让他看到战争的可能性,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所以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

    19世纪初,正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间有中国自身积贫积弱的问题,也有时代演进的客观背景。而以郭实腊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们,作为亲临此地的特殊群体,对当时中国形象的巨变有着关键的作用。当时的传教士中,除了理雅各等极少数外,大多赞同卫三畏的观点,即中国文明是一种“半陷落”的荒野文明;郭实腊是从根本持贬抑态度的,他将之追踪至国民性的问题,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个统一言论下,那些新教传教士们或政治或军事身份的延伸,便丝毫不觉奇怪了。这种延伸的历史后果,至今无法尽数评判。刘禾就在《欧洲路灯光彩以外的世界》一文中,以郭实腊“夷”字的翻译问题为例,阐明了这种后果的一种。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中,“夷”字的翻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早期本被译为“stranger”(陌生人)、“foreigner”(外国人),即使在与郭实腊同时期的马里逊编撰的字典《华英字典》中,对它的解释也是foreigner。它的意义从中性到贬损的变化,郭实腊是直接的始作俑者:“当英国国会在1830年代后期开始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夷’字被死死地等同于‘野蛮人’,自然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使他们借机大做文章,例如,在一篇不长的提交给两院讨论的文字材料里,‘barbarian’(野蛮人)这个词竟出现了21次之多。此类煽动,不能不使英国上下哗然,因为‘野蛮人’的说法大大冒犯了刚刚暴发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面子,一时间,必须惩罚傲慢自大的大清国的呼声便成为主导舆论,这对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并谋求战争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20世纪,对19世纪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双面作用,西方的汉学家自身,也做出了新的判断,虽然比较含蓄,正如费正清所言:“那些作为基督徒的外国人包扎着的,恰是其他外国人造成的创伤。”

    中华读书报 2004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