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英文初版出版于1986年，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初版。舒衡哲女士1979－1980年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她访问了时仍在世的“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也访问了诸多“五四”那一辈所教导出来的学生们、当时六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在序言中，她最后说：“我领悟到了我十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掌握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作者简介：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名汉学家，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生于罗马尼亚，犹太人。现任教于美国康州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1979－1980年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除了历史研究之外，她还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著有《中国启蒙运动》（1990）、《张申府访谈录》（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1992）、《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1998）、《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al，1984），以及诗集《一勺光》（A Scoop of Light，2000）等。
谈论五四运动，我觉得首先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我们谈论的是哪种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有两种不同含义上的五四运动，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五四运动，主要是指的是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以北京为中心随后在中国各大城市蔓延开来的一连串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运动，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的在一九一九年前后的几年中，由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虽然也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反映出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启蒙关怀，更使这场运动具有了一种胸怀天下以人为本的世界主义的性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谈论到的五四运动就是指的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在我看来，无论何种语境下只要涉及到五四论题的著作，首先对五四运动做出区分都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区分本来是一种常识性的认识，但是中国的思想界中鲜有提出这种区分的，不是不知道，而是避而不谈或者笼而统之的就把一场狭义上的政治运动和广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混淆在一起。这种主要源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的模糊态度就很值得我们玩味把摸。
读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以下统称《中国启蒙运动》），在书中，舒衡哲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一种“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并考察了这种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救亡与启蒙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第二，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密不可分；第三，启蒙运动未能根除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基。对照中国思想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舒衡哲的这三点结论其实已经不能称之为深刻的洞见，它们大都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公论。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往往一些观点成为一种公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此的认识已经踯躅不前，至少觉得没有再深入探讨的必要了，这才是我们认识中最可怕的地方。对五四运动而言，近些年的学界的主流是批判和否定。因为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极力拥护，是一种极端的、偏激的、不完善的做法。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儒家文化的复兴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对五四运动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清算。其实对五四的批判自从运动肇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启蒙精神和理性认识中就已经暗含了自我批判的精神。正如舒衡哲开篇引用康德的话所言，何谓启蒙？“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系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导，他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敢于认知！遵从自我的理解力！这便是启蒙的格言。”简单来说，启蒙就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而理性是一种能力和力量，卡西尔曾言，理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使我们能够冲破经验世界的限制，而是在于使我们学会在经验的世界中有宾至如归之感。启蒙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只不过是运用其认识事物的时候，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互观照，使这种理性的认识能力逐渐的完善强大而已。也就是说，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是必要的，这种批判精神本来就是五四运动蕴含的一种特质，也只有对五四运动进行不断的批判才能领悟其中深刻的洞见，但是问题是批判五四的结果不是去为了否定五四运动，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五四精神：这才是我们认识中的误区。
其实对五四运动的批判现今主要就是集中在文化反传统主义上。有评论者曾经预言说，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儒学要全面的复兴。儒学如何复兴，什么时候复兴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敢这样妄言。但是从这种草率而且具有极强杀伤力的言论中可以嗅出一些对五四的文化反传统主义大力挞伐的意味来。但是设身处地的想，在一九一九年的四面楚歌的文化语境中，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是否有必要呢？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中借周策纵先生1971年在台湾地区发表的纪念五四精神的文章给出了答案：“长期以来，‘五四’知识分子被指责为致力于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从强化传统的时代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他们的怀疑精神有利于纠正过去的盲从，……我们不能为中国的懦弱怪罪他人。（‘五四’式的怀疑精神）能够揭示中国软弱的根源。因此我相信，‘五四’式的尖锐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如果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今后的任何救国运动都必须从这种自我批判开始。”
读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一书有颇多的感慨，其中最大的感慨就在于：为什么一个美国人能对我们的五四启蒙精神看的这么透彻？事实上，现在研究五四运动多数精彩的论著产在台湾和海外，而不是国内。像台湾已经去世的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以及他后来的弟子林毓生和张灏等，美国以费正清为表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以及五四问题的关注证明了他们才是五四启蒙精神流风余韵的真正继承者，而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问题中人。读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那些深刻的洞见，而是她为了研究五四运动，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期间利用在中国进修和访问的机会，采访到了八位1919年“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是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