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美 田辰山著 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６月第１版／３２．００元

　　安乐哲（Ｒｏｇｅｒ Ｔ．Ａｍｅｓ）：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知名比较哲学家，长期担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并是美国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亚洲发展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客座教授，国际《东西方哲学》杂志主编，英文《中国书评》杂志主编。他对东西方哲学尤其是实用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会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中西哲学思想的对话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著作有：《通过孔子而思》、《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等。

　　汉语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变之通，而现代汉语中的辩证观是西方辩证法的通之变。

　　温海明（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博士）

　　夏威夷大学是东西方比较哲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镇，在西方中西哲学与政治文化比较领域长期处于领先水平，其中安乐哲和成中英的比较哲学研究代表了西方比较哲学界自陈荣捷以降研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田辰山浸润在夏威夷的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比较氛围中前后近二十年，沉潜有得，其融合比较哲学与比较政治学的专著《中国的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体现其多年经营的心得，一言以蔽之——“通中西之变”。

　　《易经系辞》曰：“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生生不息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人间事业的发展来自对变化世界的领会和把握。２０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文化上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变易和变通的传统哲学观念可以说贯穿始终。在中西文化冲撞中，如何继续发展古今一贯的文化事业，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田辰山将此总结为辩证哲学的重新发展。在西方的辩证法（“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人一直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这一观念，而从西方对立的二元思想基础出发，准确地说，似乎中国传统中并没有什么与之完全对等的哲学概念，即使如此，在传统哲学中寻找合理的思想资源的努力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将传统的“通变”思想与西方的“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进行相互“格义”的努力。虽然其结果可以说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名词，但其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区别也就相应地被忽视。准确说来，西方以对立两极为基础的辩证观念并没有完全等同的对应物，因为中国传统的对立两极观念是彼此依存，无法分开的。当然，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中国的阴阳观念，可以说是辩证哲学的古代版本，其与西方辩证观点的对话在剧烈变化的文化格局凸显了传统辩证观念的生命力。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是西方辩证法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此间，西方与中国传统辩证观念的交锋势不可免。田辰山认为这一交锋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法观念，他对这一中西哲学贯通的领会可以说是敏锐而且深刻的。毛泽东的辩证观念，无疑是西方哲学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通变”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但如何理解这种中西文化的会通，西方的诠释者们往往带有过度的解释前提，如把中国式思维方式拉到西方二元论的宇宙论框架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误读。作为一个在西方语境中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田辰山保持着相当的敏感，他批驳了那些强加于中国哲学与思想之上的西方解释框架，认为不从以《易经》为根本的变通融贯的宇宙观和关联式思维方式出发，将很难对中西方辩证思维的融合作较为恰切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一方面，安乐哲对中国哲学宇宙论的重新解读无疑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因为他长期以来反对西方将中国哲学经典基督教化的解释倾向，也反对诉诸任何独立或超越的本源，认为应当将中国宇宙观看作是前瞻性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而非回溯性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才较恰当，其间中国人与世界是一种共同创造的关系，而和谐也由此产生。安乐哲和郝大维合作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框架，尤其是其关于中国哲学“互系性”（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思维模式的思想方式改变了西方研究中国哲学的固有方向。他们挑战西方的同行，认为将西方传统辩证法的基础，即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强加于中国哲学的解释就容易犯独断论的毛病，轻易地执着一端，而这恰恰违背了中国传统的“通变”（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ａｎｇｅ）原则，力图在变化的情境中把握某种不变的因素。固然中国的哲学思考也不能离开对事物的分别和判断，比如认为事物存在对立的“两极”（ｐｏｌａｒｉｔｙ），如《易经》中的阴阳，《老子》对高低、上下、祸福的理解和体会等，都不得不以对事物的区别作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但中国的哲人无不强调对立的双方其实是相融不分、互为前提的。“互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二者之间互相联系、无法分开，彼此的存在可以说是相互决定、相互转化的。如此一来，中国的形上学与本体论跟西方寻求现象背后之本质的“本质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大有区别，安乐哲谓之中国式“事件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事物不是孤立单独存在的，而是不断迁延流变之中的暂时停驻，是变化之流中的连续性和通达性。

　　该书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的深入解读不仅是哲学性的，而且是历史性的。西方辩证思想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瞿秋白等做出了独到的贡献，而且从一开始这一中国化过程就与中国传统的“变通”哲学观相交织。后来的哲人们力图运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来理解和分析西方的辩证法思想，同时也把中国的辩证观点从不同角度加以深化和发展。田辰山对辩证唯物论的反对者张东荪、张佛泉、叶青和倡导者如李达、艾思奇等之间，关于何者为辩证思想的合理诠释做了相当精当的分析和研究。回顾他们的哲学贡献，我们可以说，这些哲人见识的高低无疑要通过他们的理论解释是否适合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来体现。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哲人不是单纯的理论思考者，社会的大变局无法容忍他们闭门造车，雕琢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而是共同倾向于毛泽东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尺度。毛泽东作为一个具体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者，其理论思想可以说最契合于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其辩证观念当是古代通达事物之变思想之高度准确的体现。

　　毛泽东时期和之后的中国文化界都在力图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虽然从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关于许多政治词汇的含义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如 “法治”、“理性”、“权利”和“民主”等概念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哲学与政治含义，但是通达世变、与时俱进的内在哲学精神并没有改变。政治概念的时代性越突出，其“通变”的哲学意涵就得到更为准确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