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贵刊第三期和第六期上,介绍了基督教监理会在苏州创办的二所书院后,有朋友问监理会是如何打进苏州、又如何发展的?天赐庄是怎样成为美国人“小居留地”的?因此,我想再写篇小文,说说这方面的情形。

    戴乐最早来苏考察

    监理会原是美国基督教卫斯理宗,因在黑奴解放问题上南北意见分歧,于1844年分裂。北方叫美以美会,南方称监理会(或称监理公会),会本部设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此时,满清政府已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也在1844年7月被迫和美国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使外国教会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获得了传教权。这样,西方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相继来华活动。

    1848年,监理会派遣传教士戴乐(C·Tayor)和秦右(B·Jenkins)先后到达上海。不久,在郑家木桥谋得土地二亩,建造洋楼为居室。后又在住地附近扩占土地,建造教堂。这样,上海就成为监理会在华传播“福音”的基地。

    对毗邻上海的苏州,他们也分外青睐。1850年11月,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戴乐化装成中国人的模样,由一个中国人作向导,在苏州河的一座桥堍上了船。“夜深人静,悄然起航”向苏州而来。船经黄渡过昆山,有人前来围观,他乘机散发布道传单,停停歇歇,一直到周三午后,船才停靠苏州。

    戴乐雇了一顶轿子,进得城来,但见“店铺林立,颇形热闹”。他先游览了玄妙观和城隍庙,再登北寺塔,发出“皆古代建筑”的赞叹。畅游狮子林,感叹太美了。然后他又出城,坐船沿山塘街前行,观赏了有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虎丘。迷人的景色,使他流连忘返,“不愿即去”。复至阊门,“相率入城,步行市廛”。城里城外转了一大圈,他的印象是:苏州人“并无歧视异族的表示”,还说“我想就是不穿华装,也可畅行无阻”。最后,他还“绕护城河一周”,仔细观察了一番而去。

    戴乐是监理会第一个擅自闯入苏州游历考察的传教士。此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今后有着重要的影响。

    蓝柏来苏后的初传时期

    1852年底,秦右因妻子生病回国,次年底戴乐也“黯然握别”。他写了一本《旅华五年记》。上述来苏考察的经过就记在这本书里。

    二年后,秦右再度来沪,还带了蓝柏(J.W.Lambuth)等三名教士同行。后秦右出任美国驻沪领事,并于次年见上帝去了。别的教士也相继离华,独蓝柏留华三十二年,还二次来苏布道。

    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西方列强又攫取了在内地的传教权。蓝柏趁机来苏发展。相传1859年,蓝柏刚踏上苏州这块宝地即“时遭辱骂”,只能无果而返。原因不言自明:民族的旧恨新仇,正在苏州人心中涌动。一直隔了十多年,到1869年,他才敢二次来苏。他的坐船停靠在钟楼头,把船和陆上的空地作为他布道的工场,然而还是听者寥寥。幸好有个“造纽扣的李”带着还是孩童的儿子受洗进了教,不算一无所得。

    “造纽扣的李”,原是南汇县人,曾在上海蓝柏处慕道,妻闻氏,系蓝柏初抵沪时接办的女校学生。《天津条约》订立后,蓝柏动员他举家迁苏州。那时监理会在苏没有教堂,蓝柏每次来苏就住在他家。自从李受洗入教之后,不久成为华人牧师,经常布道,很受欢迎,人们称他“升台讲经,诚恳动人”。

    许是蓝柏已经懂得光靠高鼻子的西洋传教士是打不了天下的,所以与此同时他又重用了另外两个中国人:

    殷勤山,苏州人,颇有资财,是位富商。住葑门内十全街石皮弄。在沪听蓝柏讲道而受感动,于1856年受洗入教,是苏州人接受监理会施洗最早的人。《天津条约》订立后,他经蓝柏劝说回苏居住。1870年,他把房子租给监理会作布道处。他自己则到处传道,还去过南浔一带。

    曹子实,浙江秀水人孤儿,在沪为蓝柏夫妇收养。曾去美国生活、学习十年。回国后,1870年被蓝柏派到苏州。他在石皮弄租教友殷勤山的房屋设布道处。这是监理会在苏州的第一个传播“福音”的据点。翌年,又办起日校一所,是天赐庄博习书院的前身。三年后,他与上海一个基督教家庭的女儿结婚,生男育女。后来,他的长子和殷勤山的女儿结婚,两家成了姻亲。

    这三位华人,对监理会在苏州的立足、开创起了很大作用,故被称为“苏州开创时期的柱石”。

    他们三人初打天下五年之后,有两个洋教士接踵而至。一个是潘慎文(A·P·Parker一个叫蓝华德(W.R.Lambuch)。

    潘慎文,1875年来华,初在上海,第二年来苏州。他能用中文讲课和编写教材,有能力研究我国的经史。他先把曹子实办的走读学校改为寄宿制,1879年他又将学校迁至天赐庄,命名存养书院。他自任校长,曹子实则离开了学校。

    蓝华德,是蓝柏的儿子。他生长于上海,后回美国读书。1877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到苏州,在天赐庄租赁民房三间,开了个诊所,行医兼传教。这时他心中已在盘算着要建立一所设施完善的医院。

    综上所述,历经十年的经营,到1879年,可称是监理会在苏的初创时期。它已拥有布道处四所,分布在十全街石皮弄、护龙街、凤凰街和濂溪坊。学校教育亦渐发展,存养书院已有十八名学生。医疗事业也有诊所一处。所以传教士们高兴地说“这里的教会已有蒸蒸日上的气象了。”

    终于在天赐庄成了气候

    既然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立足点,监理会的那帮传教士就力谋发展。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他们的确化了不少力气,因此分别在教务、学校、医疗几个方面有了不少收获。

    监理会在苏初传时期还无教堂,直到1881年,潘慎文在天赐庄折桂桥弄口谋得土地,建起教堂一座,起名首堂,有四百个座位,后又添建一段,增加了二百个座位。辛亥革命后因建圣约翰堂将该堂拆毁。又隔十年,再在宫巷造了乐群社会堂(今宫巷基督教堂)。1892年,在养育巷建救世堂。这样,它已拥有三所教堂了。教堂一多,传教士自也渐次增多。他们在教堂里唱着赞美诗,传播“福音”。罗马教廷说过一句话:“在殖民地修建教堂,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重要。甚至他们认为一个传教士可以抵得上一营的军队。”

    1884年,潘慎文扩大存养书院校址,提高程度,更名博习书院。它的宗旨是“为教会去培训当地代替人——布道员、教师、医生等”。潘慎文还说:“一个卓有成效的当地(教会)机构,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作保证是不能成功的。”正是在这所书院里培训的华人牧师,把布道工作推广到太湖南岸的南浔、湖州,太湖北西岸的无锡、常州和宜兴,还有松江、太仓等地。遍及长江三角洲富饶的江南一隅。

    比潘慎文此举还要早一年,1883年,潘的夫人在天赐庄创办了一所号称苏城第一女子学校的冠英女塾。这位夫人确实胆大而且有魄力,开了风气之先,可惜,开始时深藏闺中的苏州姑娘还没有那等见识,入学者极少,便从宁波等地招来女生二十名。除免收学费、宿费、书费外,还供给膳食和被褥等物。有了这些优待,学生逐渐增多,学校也始具雏形。据称“学生经数年之熏陶,被化成基督徒颇多”。一直办到二十世纪初,因监理会女布道会要在天赐庄办一所规模较大的女校,冠英女塾才告结束。

    1895年底,传教士孙乐文(D.L.Anderson)在城中心办起宫巷书院。来年,博习书院韩明德(A.G.Hearn)也在天赐庄另设收费的英文馆教授英语了。还有女教士金振声(AtkinsonVirgiania M.)在长春巷开办了英华学堂。使监理会以传教为目的的教育事业前景诱人。

    与此同时,蓝华德想开医院的雄心不死,一晃三年,他决心回国继续研究医学,旁涉医院建筑。两年后,他再度来华,途中还和一同来华的柏乐文(W.H.Park)去英国伦敦考察。1882年年底,两人抵苏州,着手筹建医院。之后柏乐文和蓝华德的妹妹结为夫妇,办事更加起劲了。两人先从教会及苏州地方人士筹得捐款一万美元,翌年,即在天赐庄购得土地七亩,兴建院舍。历时半年,建起平房八幢。1883年11月初,医院开业,命名苏州博习医院。初办时各方面都比较简陋,但已是一所综合性的医院。苏州人对这样的教会医院,多数人是颇多疑虑的,可第一年就诊者即达七千六百人次,住院者一百二十五人次。后来不断扩充完善,竟然远近知名。据称当时教会在华办诊所的较多,开办医院的仅四个通商口岸有之。“自上海至北京二千余里之内地,尚无一家正式医院”,苏州博习医院“实为嚆矢”。

    博习医院开业后四年,又有监理会女教士斐医生(Phillips Milderd M.)于毗连博习医院之东,建起一所小规模的专科医院,名叫妇孺医院。分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除门诊外,也有整洁干净的病房,可住院治疗。斐医生和柏乐文在医务和教学上合作得很好,博习医院开办医药班,他们共同授课,培养了不少医学士。直至1921年,苏州妇孺医院合并到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俗称红房子医院)才告结束。

    办医院也和办学校一样,意在拓展教会事业。传教士纪好弼(R.H.Graves)说过:“在消除中国人的反教情绪和开辟传教新工场时,医药工作最为有用。对仍然关锁着的中国内地,医药也是打开通道的一种方法。”所以,监理会在博习医院和妇孺医院都指派专职传道人员一至三名,在医院职工和病员中布道。

    延续到1897年,据苏州洋关税务司的报告说:“紧靠葑门里边,教会已形成一个外国人自建房屋的小居留地。”又说:“在近葑门的地方(指天赐庄),那里有六所外国人住宅、二家医院、三所寄宿学校(其中一所为英语学校)、一所教堂。另有一所规模较大的英语学校建立在近市中心(指宫巷书院)。”这一年,美国人侨居苏州的有四十九人,而四十八个是传教士。足见监理会在苏州的发展不可低估。然而,仍未满足他们在文化上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野心,于是有了创办东吴大学之举。

    创办东吴大学的前因后果

    1860年初一位大胡子传教士从美国纽约漂洋过海来到上海。下车伊始,他就忙着去学中国的语言文字,学上海的阿拉方言;直到他能够读通了中文版的《圣经》,他这才大摇大摆去教堂布道。此人就是林乐知(Y.J.Allen)。美国南北战争发生,教会经济贫乏,影响他在上海的收入,他就去上海江南制造局任职,还兼一所外语学校的教习。稍后他主编《万国公报》,享有声誉。1881年,来华已二十多年的林乐知,总理监理会在华教会事务,他就想在上海办一所大学。他先办了一所预备学校,名曰中西书院。无奈教会当局尚无此等计划,他的办大学梦想因而迟迟不能实现。又等了将近十年,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上海会议,重新研究办学方针,方始把办学重点转移到高等教育方面。他这才有了重圆旧梦的希望。

    客观上也给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关条约》的订立,把苏州也列为通商口岸之一。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苏州人民“恫国势之日蹙”,爱国知识分子“知科举之学不足恃”,争言维新。因此,苏州出现了一个学西学、学英语的热潮。传教士孙乐文,本来就想扩大办学,便乘势于城中心开设了宫巷书院。三年间学生数量不断上升,由二十五人猛增至一百零九人,且皆上乘之士。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孙乐文于是想到林乐知一心想办大学的设想“至是始流露其试行之可能性”了。监理会也加紧调整办学的计划。

    为了节省经费和人力,1898年秋,监理会决定将博习书院与上海中西书院合并,“迁聪颖学生易于造就者”三十人及中西教习四人去沪。校产及设备则归并宫巷书院。

    1899年10月,在天赐庄首堂举行监理会第十四次年议会,总干事蓝华德和惠会督(Wilson Alphous W.)前来参加。“会议提出调整现有学校,并与其他学校发展为由苏州一所大学牵头的一个体系。”经六天讨论,议决以宫巷书院为基础,迁天赐庄旧舍,创办一所大学,先设文科、圣道科和医科,为监理会的最高学府。

    洋人在华久了,深知办事没有官府和地方上层人士的支持很难奏效,为此,传教士“经常与有影响的中国人联系,如不久前任湖南学政大臣的江标等,计划开办一所高等学校”。年底还在葑门外苏关公署集会,邀请“合城官长及绅商学各巨公”参加。会议由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Goodnow John)主持,林乐知等将办大学的“计划详细演说”,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

    事情只剩下筹捐和在天赐庄买地了。十四次年议会决定由林乐知和柏乐文负责。他俩先请古纳致函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江苏巡抚鹿传霖请求协助。1899年12月16日,刘坤一复信古纳表示赞同。原信不长,照录如下:“蒙寄书三种六本,拜谢。承示贵国进士林乐知拟在苏垣设立书院,为敝处教育人才,与在江宁设立之汇文书院,后先济美,东吴士子从此皆是公门桃李矣。鹿滋轩(即鹿传霖)中丞以翰苑起家,于中外名儒莫不加礼。适馆受粲,自能宾主交也。”由于这封信里提到造就东吴人才,故林乐知、孙乐文等认为“东吴为历来锺毓之地,地灵则人杰可造必多,故以命名”。这就是东吴大学校名的由来。鹿传霖则“传谕元和县令从速助成”。传教士们满意极了,很快购得土地五十余亩,以后还有续购。同时,从无锡、苏州等地募集捐款近二万美元。稍后,在美国新奥尔良也募集到五万美元。

    1900年5月,创办大学的计划书送到监理会本部。接着在田纳西州首府开会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年底在沪成立了由美国人组成的校董会,林乐知任会长。又推定孙乐文为大学校长。

    二十世纪第一年的三月,东吴大学在天赐庄正式开学:有学生四十五名,半数来自宫巷书院;有中西教习各三名。同年6月,东吴大学在美国田纳西州州政府呈准立案。

    越二年,监理会女布道会在天赐庄办景海女塾。后来,着眼于培养师资,正名景海女子师范。当初欲以创办一所大学牵头,建立教育新体系的目的,终于步步实现。

    教会办大学,自是首先为了教会自身的事业。尤其在它的早期。惠会督在新奥尔良为东吴大学筹款时演讲,说:“如果你将中国的教育变成基督教的教育,它将会影响从皇帝到最底层苦力的中国人。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孙乐文也说:“我们的教育必须是基督教的。”故东吴的圣道课程,“占本校之最重部分”。甚至有的东吴教习也惊讶地说:“以造成合乎时势之牧师耶!”

    东吴大学在稳步发展,到辛亥武昌起义枪声一响,清朝皇冠落地,东吴已有中西教习十九名,内西教习七名;大、中学生二百二十五名。毕业生已有五届十四人,计文学士十名,医学士三名,神学士一名。1911年春,孙乐文在沪逝世,葛赉恩继任校长。随之上海中西书院也并入苏州东吴大学。

    以上,是对监理会晚清时期在苏活动的概略叙述,尚祈补正。至于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老人会作公允的评说。

    ——摘自苏州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