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政府一贯奉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1757年大清皇帝更是颁布诏令,规定只允许广州对外通商,而且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状况,欧洲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先后有荷兰、俄国、英国至少向中国派出五次使团,但均无功而返。因此,在中英鸦片战争后签定《中英南京条约》(1842)开放中国沿海五大通商口岸前,西方妇女是不大可能进入中国的。

    这里有一个插曲。当俄国使团(1719-1721)来到中俄边界时,中方迎接官员看到在他们的帐篷边有几位妇女,就问大使她们是谁、要去哪儿?大使回答说她们都是使团的随从,要与他们一同前往中国。但中方官员予以婉拒,说北京现在有的是妇女,再说欧洲妇女是不能进入中国的。若没有皇帝的明文特许,他无法破了规矩带她们进来。如果大使愿意等待,他可以派信使入京请示。但最快也要六个礼拜。最后,使团相信最简便的方法还是用运行李的马车把妇女们送回去。

    二

    据记载,首先进入中国的西方妇女是英国人安娜·诺贝尔(Anne Nobel)。她是东印度公司船只凯特号(Kite)船长的妻子。1840年的鸦片战争期间,凯特号受命为英军提供后勤保障。安娜·诺贝尔及其小儿子也随舰前往。1840年9月15日轮船在中国东部沿海失事,丈夫、儿子身亡,她和其他脱险者被俘。五个月后,即英军攻占舟山群岛时,她才获释。被俘期间,诺贝尔夫人不断地给她在澳门的朋友们写信,诉说自己的遭遇。后来这些信件被编印出版,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有幸读到第一位西方妇女在中国的遭遇。如果说安娜·诺贝尔来到中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一些悲情色彩的话,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妇女来到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

    根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第一个来到上海的西方妇女是凯瑟琳·洛克哈特夫人(Mrs Catherine Lockhart,1823-1918)。洛克哈特夫人出生于一个英国铁器制造商家庭。父亲叫哈利·帕克斯,洛克哈特夫人是这个家庭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她们三个姐妹兄弟都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妹妹伊莎贝拉同她丈夫也在上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弟弟哈利·帕克斯成为了远东地区最著名的西方人,当时他的塑像就矗立在南京路的入口处。帕克斯一家与远东还有其他的一些联系。她们三人从小就父母双亡,于是她们的一位亲戚格茨拉弗夫人就成为其监护人。格茨拉弗夫人的丈夫是位著名的医生。在他的指导下,哈利·帕克斯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基础。凯瑟琳·帕克斯小姐与洛克哈特医师结婚前,就同格茨拉弗家住在已被英军占领的舟山。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她就同丈夫来到上海。她丈夫是来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医生,在上海创办了“山东路中国平民医院”。他们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上海平民的救死扶伤上。在他们来到上海的第十个年头,太平天国攻占了上海。在战乱不断的17个月里,这家医院日夜不断同时接受敌对双方的伤病员,成为了他们最安全的避难所。洛克哈特夫人一直是她丈夫的得力助手,直至她因病不得不在家疗养。后来,她又随丈夫北上京城北京,慈禧太后还因为他们的出色工作给予了一千英镑的资助。

    洛克哈特先生于1897年去世,而洛克哈特夫人活到1918年,享年95岁。根据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d Press)(1919年3月15日)报道,上海妇女界与“山东路中国平民医院”董事会决定为这位“现代上海之母”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

    三

    根据Ninette Boothroyd、Muriel Detrie编的《中国旅行》(Le Voyageen Chine),第一位进入并在北京居住的西方妇女是凯瑟琳·德·布尔布隆夫人(Mme Catherine de Bourboulon,1827-1865)。凯瑟琳·布尔布隆夫人原籍苏格兰,童年时代在美国度过。她在美国结识了法国使团的秘书德·布尔布隆先生,并嫁给了他。1851年,即婚后不久,她随丈夫前往中国任职。他们先赴澳门,再赴上海,最后于1860年10月25日,即在中法和约签定不久,被派往北京。在此之前,北京未经允许是禁止西方人进入的。德·布尔布隆夫人根据自己在北京等地的见闻写成《中国、蒙古旅行记》,现摘译其中关于北京的若干片段,让我们大致了解她所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北京。

    以下是德·布尔布隆夫人遭遇处决犯人的刑场,地点可能在北京南城的菜市口:

    “我们仅在那儿呆了一会儿,我的马就失了前蹄,而且打响鼻。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使这匹平时非常温顺的马平静下来。它肯定受到了某种东西的惊吓。我不由自主地抬起了头,眼前的可怕景象使我一阵恶心!

    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是一排旗杆,上面固定着木制横梁,横梁上挂着竹制的笼子,每个笼子里有一个被斩首的人头,张大忧郁的眼睛看着我。嘴巴已脱位,表情可怕。由于最后时刻的痛苦他们的牙齿痉挛似地紧咬在一起。一滴滴的血从他们刚刚被砍断的脖子上顺着旗杆流下来!

    我们快马离去,远远躲开这个邪恶的刑场。后来在我的一些不眠之夜里,这个景象还在我的眼前时时出现!

    这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的头颅就这样暴露着接受社会的制裁。他们总共有五十多人,属于最近被抓获的北京周边的一个盗窃团伙。对他们的处决就在我们这次散步的前夜。人们为了把这些人头示众就制造了许多新的笼子。

    就在人们告诉我以上情况的前几天,外国使团的一位年轻人从那个路口经过,不得不从由于人头腐烂而散发出的恶臭逃开!笼子可能已经散架解体!有几个头颅用后脑勺的长辫子挂在笼子的木棍上,其它的已掉在旗杆脚下的地上!

    这对于文明如此发达的民族是一种耻辱!但是,这些野蛮的习俗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它们已成为这个民族生活习惯的组成部分,而且中国人在处决的现场还可以平静地做他们自己的事。当我们逃离这个罪恶的场景时,那些做着买卖的一大群人还在喊着、吵着,讨价还价,根本不理睬他们的上方悬着那些死人的头颅!当我们从处决现场的十字路口跑出数百步远时,我才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中国刑法的残酷让德·布尔布隆夫人瞠目结舌。其实,这种不人道的法律也正是此前西方列强要求中国给予他们“治外法权”的借口。

    接着,她来到了一条珠宝店、书店集中的街,此处可能是琉璃厂:

    “我们刚刚来到的这条街,因为本街居民所从事商业的种类,我要称其为珠宝、书店街,交通极其困难:每走一步,我们都要碰上仪式队伍、婚礼、葬礼、成群结对急匆匆看热闹的人,周围还有变戏法的、巫师、郎中、还有甩卖商品的零售商。

    两层楼的房子都是商店,屋后还有一间用作住所:我们看到商店里叠满了书,有的列在书架上,有的就放在地上,铜板画挂在天花板上,里面还有大量的卷起来的画、地图,铺面张贴的漫画、广告;书店的摊位出售或出租报纸,里面有一份叫《北京新闻》;在一些书店里,我们会发现在几个特殊的地方摆着彩色的旧书或者画在树叶上的画:这些画价格总是不菲,制造工艺颇为复杂:先浸泡叶子,祛除纹路密集的部分,接着涂上一层滑石粉,等一切均干燥、均匀后,我们就会看到一幅幅生动活泼、赏心悦目的彩色图画。

    珠宝、服饰用品商店展示玻璃珠子、小首饰、扣子、饰针、玉质手镯、服饰用品以及所有其它的廉价大众用品。”

    下面是德·布尔布隆夫人发现的“中国民主”:

    “我们走不出这条该死的街道!这儿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刚刚有人在本区警察局长的门上贴了布告:人们大声地念着,用夸张的声音朗读着;在这期间,比起这个布告更带嘲讽、更为无情的一片评论声夹杂在阵阵的笑声之中。

    这个可怜的人做了什么招致如此公众的围攻?

    这种对政府官员的嘲讽与丑化的自由是中国习俗里头一个最独特的方面。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法官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叛国罪或亵渎君主罪的名义判处平民死刑,因此,他就逃脱不了大众的嘲讽。这些嘲讽甚至会穷追不舍,直至他的房子、习惯、服饰以及生活习性。

    在中国,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刷、撰写任何东西:许多人家里都有可活动的印刷设备,当他们怨恨某位官员时,他们是不会不加以利用的。于是,街上的布告、广告、箴言铺天盖地。一位诗人在夜里梦见了几句奇妙的诗,他马上就会把诗句用大号字印在蓝色或红色的纸上,然后就在门上展示出来:这是一种不用编辑的创造性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图书馆就设在路上:法庭的正面、塔、庙、商人的招牌、屋门、房间的内部、走廊上,不但这些地方到处是箴言,而且茶叶罐、餐具、花瓶、扇子上还有诗集。在那些最穷的村子里,即使生活的必需品一件也没有,我们也肯定能看到布告。”

    德·布尔布隆夫人大概还不知道清政府的“文字狱”无疑是世界“一绝”,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晚清中国哪还有什么言论、出版自由可言!

    1861年春天,德·布尔布隆夫妇决定借道蒙古、西伯利亚陆路回国定居。此前他们曾在中国、法国之间来回过五次。这次,他们与俄国驻北京大使夫妇的马队同行。德·布尔布隆夫人穿了一身穆斯林的服装,有时骑马有时坐轿子,近四个月时间跨越了数千公里。在进入草原之前,德·布尔布隆夫人一行人来到了十三陵。他们被认为是明朝皇陵迎来的第一批欧洲游客。他们在“神道”上诧异于排列在道路两旁的“一支真正的巨型怪物部队”;还认为最后一个“凯旋门”可以与巴黎的“星型凯旋门”相媲美。进入真正的墓区后,她看到了更多的“细部”,为中国的雕塑艺术和装饰艺术击节赞叹。最后,她爬上了一个平台,领略到了整个皇陵的壮观:

    “从那儿可以看到一个壮丽的景象:正前方是我们刚刚经过的峡谷;每一边都是我们未能看到的陵墓、塔、庙宇、凉亭的世界,它们被森林覆盖着。这个神圣的区域在山的四围延伸着,望不到边:要游遍所有的这些宏大的古迹需要好几天时间,而我们还得赶路!在我们所在的平台的上方,皇陵继续往上,有一个巨大的穹顶,直至一个金字塔的尖顶,表面覆盖着像蛇那样的鳞片,以及神话浮雕。我们周围每一块大理石都经过雕琢:大量的精雕细刻,隆起和凹陷的图案!我们的眼睛越往上看,这一片古迹的装饰就越精致。

    创造这些中国艺术的精品,即使不是其代表作,也需要多少的精力、时间、想象力的投入啊!最后,这个金字塔的顶部被冠以一个巨大的镀金球状物,如同一个焦点放射着太阳光,太阳此时已在两片乌云之间落在地平线上。”

    游记虽以状物为主,但也写人:

    “我们下了马,坐在了高大落叶松树阴下的绿草地上,用墓石作饭桌,我们就开始愉快的午餐了。

    古代的帝王们!当时谁会告诉您说,这些来自遥远西方的野蛮人,他们令人蔑视的名字从未传到您的耳边,有一天却会用玻璃杯的叮当声以及打开香槟酒瓶塞的爆破声来搅乱您阴魂的平静!

    我们已习惯于那种到处跟随着一大群人对我们表示的好奇心,此时此地反而为眼前的孤寂感到惊讶。只有少数几个村民面黄肌瘦的脑袋从老树后面偶然地冒出来,贪馋地看着我们野炊的馅饼和雏鸡。

    看守人很难找到,我们在听差回来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吃午餐。

    最后,有人为我们打开了门:外层围墙的看守人为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们给聚集在我们周围的帝王陵墓的看守们分发了钱。那条“不付出就什么也得不到”的金科玉律肯定是由这个中华帝国发明的。

    确实,可能是出于尊重或其它原因,看守人不再跟随我们,我们在里面来来去去完全自由;我们进行的真是一次发现之旅!”

    看来,在德·布尔布隆夫人眼里,中国人远比不上这些历史陈迹来得可爱、美好。就在这次旅行的路上,即离开北京后不久到达蒙古时,德·布尔布隆夫人病倒了,后来勉强坚持到法国。她从此再也没能恢复健康,1865年即本次回国后的第四年她便英年早逝,年仅38岁。

    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沿海通商口岸,并割让了香港;1844年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1854年开始,中国海关由外国人控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不仅可以在北京设立使团,驻外交人员,获得了“治外法权”等特权,迫使中国继续扩大通商口岸,而且还在中国设立租界、争夺势力范围。总之,此后西方人基本上可以在中国不受限制地居住、旅行。

    据统计,在19、20世纪之交,长住中国的西方人有三万多人,来中国进行短期旅行的西方人可能会更多。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应该是妇女,其中不仅有外交官或商人的家眷,还有独自来华的女传教士、旅行家。这里面比较著名并留下游记的有“中国天足社”的创始人英国作家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1887-1907年在华,以下年代指在华时间,到达四川、上海、福州、香港等地,著有《蓝长衫的土地》)、美国外交官妻子萨拉·康格夫人(1898-1904,主要在北京,著有《中国来信》)、第一个深入中国内地的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阿诺德·福斯特夫人(19世纪末,著有《长江峡谷》)、英国航海探险家布拉西夫人(1877,到达香港、广州等地,著有《家庭世界旅行记》)、苏格兰人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夫人)(1879,1896,到达广州、东北、中西部,著有《通向金色半岛的路》、《长江流域——中国旅行记》)、苏格兰传教士伊莎贝拉·威廉森夫人(1855-1882,到达浙江、上海、山东等地,著有《中国的旧马路》)、英国传教士“女三杰”(伊万杰琳·弗伦奇,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弗朗西斯卡·弗伦奇,1893,1901,1909-1936,主要在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活动,著有《戈壁滩》等)、瑞士旅行家爱拉·玛里亚(1933,1935,到达新疆、东北、北京,西藏等地,著有《塔克斯坦的独行客》、《禁地旅行》)等等,她们均是19世纪中叶到达上海、北京的西方妇女先驱凯瑟琳·洛克哈特夫人、德·布尔布隆夫人的后来者,接班人。19世纪中叶后大量到来的西方妇女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通过她们在中国办学、提供医疗、给中国妇女带来现代的思想和价值观等等手段,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华读书报200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