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中外文人、学者的讲演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对西学东渐和中外文化交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刊从本期起将不定期刊登最近的有关讲演摘要,意在引起国人对有关话题的进一步兴趣,同时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尽微薄之力。)

    讲座人:周振鹤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地点:北京大学中文系

    时间:2002年6月25日

    周教授认为语言接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是文化交流的先导,又与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联系密切。由于国内材料的缺乏以及学术界的兴趣限制,虽国外对此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国内一直未予重视。周教授主要从两个层面谈近代中英的语言接触:民间的层面、学术的层面。

    民间的层面主要通过中英两国通商史上的人员交流来考察。1637年英国商船首次进入中国。为了贸易的便利,后来出现了中英混合语,即俗称的洋泾浜英语。《东印度公司编年史》有这方面的记载:“1715年,在中国沿海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语言……”当我们发现这种“很奇特的语言”的存在时,它已经非常成熟了。至于其早期的情况及发展过程,我们所知甚少。

    最早的中英混合语称“广东番话”(Canton English)。它是一种民间汉语与英语接触的产物,并成为中英商人的通用语。关于“广东英语”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8世纪40年代的一本英国人的航海记。其中有两个例句:“I moiki handsome face for he;I moiki grandi chin-chin for he”(均表示“我向他致意”)。19世纪20、30年代曾在广州做生意的美国人亨特在80年代出版了《广州番鬼录》,里面也有关于广东英语的记载。这种语言一般仅用于口语,不用于书写。1836年,一份美国传教士在广州主办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曾登载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文章,介绍两本在广东佛山出版的有关教科书:《红毛通用番话》、《澳门番话杂志丛抄》。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上海代替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心地位。因此,广东番话就被上海的洋泾浜英语所取代。1872年,一位广方言馆学生在刚创办的《申报》上发表“别琴竹枝词”(注:“别琴”即pidgin,“洋泾浜”英语的另一种汉译)一百首。其中两句如下:店船夷皂羊汤样,少破二字能该云。意思是英文“shop”“ship”“soap”“sheep”“soup”“sample”只要念一个“少破”音就可以了。由此可见,洋泾浜英语的特点是词汇量少(约700个),音位也少,而且相近的音都可以互相替代。这种中英混合语在中国一直沿用到20世纪的30、40年代(在香港到60、70年代),共有两百余年的历史。

    中英语言在学术层面上的接触主要表现在早期的字典、教科书。1807年英国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来华。他编有《中国语言字典》(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本字典是一部双语字典,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仿照《康熙字典》按偏旁排序,第二部分按中国的音韵排序,以上两部分均是汉英对照;第三部分称英汉词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卫三畏也曾编过《英华韵府历阶》(澳门,1844)。我们从学术层面上研究中英的语言接触,就要研究这些词典是怎样把汉语译成英语、英语译成汉语的。至19世纪末在中国共编印了50余部字典,其中有一部分由中国人编写。

    中国人编的英文教科书最早的一部是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华英通语》,本书用广东话注音。此后分别有《英语集全》(首次称谓“英语”,介绍正式英语和广东英语,广东话注音)、《英话注解》(宁波话注音)、《英字指南》(吴语注音)、《英字入门》。除了《英话注解》尚有少量的洋泾浜英语的痕迹,以上教材教的都是正规的英语,从中可见晚清英语教育及近代中英语言接触的基本情况。

    中国官方教正规英语的教育机构是同文馆,开办于1862年。后来在上海、广东均开办了广方言馆。19世纪60、70年代,随着上海商贸地位的提高,上海的一些学校正式开设了英文课,社会上也涌现了一批英文培训班。教会学校由于以英文授课,因此吸引了一大批的中国学生。当然,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的最大发展是在晚清废除“科举”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均为英国人编的亚洲版英语教科书)等教材对中国的英语教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编的中文杂志、报纸是研究中外语言接触的另一个重要层面。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共同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马六甲创刊,学界一般认为这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在1815-1895年间,共有七十余种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杂志在中国发行,它们一般是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合作的成果。即先由外国人用中文写出大体的意思,再由中国人润色成更为地道的中文。英国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在上海办的《六合丛谈》,就是一个实例。英文的“chemistry”早年在日本被译作“舍密学”,后来通用的“化学”译名最早出现在王滔的日记里,而王滔正是《六合丛谈》的中方编者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英合作创造新词的情况。

    中英语言的接触产生了一个当时人们没有料到的后果:晚清的话语革命。譬如我们今天脱口而出的“民主”、“自由”、“经济”等词,一般人不会意识到它们其实均早已存在于中国语言里,只是后来形同而义异,借旧词赋新意。当时有人称此现象为“续貌易神”。这是一场悄悄的革命,但意义深远,因为在人们不经意间大量的中国话已被外来语所替代了。

    注:由于暂时无法与讲座人取得联系,以上摘要未经其本人审阅。

    中华读书报200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