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当我乘车沿着多车道高速公路，从青岛机场疾驶向这座海滨城市的市中心时，我的印象与其他来华游客一样。路修得非常好，但进城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整个城市毫无章法地向外蔓延，各色建筑遍地开花——而青岛在中国只是座中等城市，城区大约只有800万居民。

    我还注意到，作为从机场进城的奥迪(Audi)轿车上唯一的西方人，我也是唯一系着安全带的乘客。

    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首次访华之际，这可以视为对中国自身情况的隐喻：中国正沿着发展道路快速前行，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没有太多犯错误的空间。

    奥巴马本周访华的重点，是缓和中美之间自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紧张关系。美国要靠中国为其贸易逆差提供融资，而中国则需要美国购买其商品，以维系出口驱动型的增长。

    双方之间的贸易纠纷，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而中国则（以美国国债主要持有者的身份）指责美国的经济政策，凡此种种，令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峰会上的肢体语言显得有些冷淡。

    即便结果对美国无关紧要，中国还是会希望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或许也会允许人民币升值。除非中国能让自己的增长模式更为均衡，否则就可能无法维持8%至10%的经济增速。

    这需要改变发展轨迹，停止依赖出口型公司实现增长，同时鼓励私人部门提高资金效率，为工人加薪，并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这还意味着允许失业，同时让支配本地企业投资的市政当局退居次要位置，转而让开放的金融业接手。简言之，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任务。

    作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本周年度论坛的举办地，青岛是一个观察上述变化的好地方，原因在于，尽管它比中国许多城市都更加漂亮，但仍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型城市。青岛曾经是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如今是海尔(Haier)和海信(Hisense)等电器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也是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的老家。按本地生产总值(GDP)计算，青岛是中国第九大城市，依靠纺织业等基础行业和制造业来创造财富，同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60岁以上的人口160万，80岁以上人口为21万。

    因此，青岛集中国的成就和未来的挑战于一身。这个人均GDP 3200美元、并严重依赖贸易的经济体，如何能更为独立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转型阶段”，试图从一个中等收入、高增长、规模庞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转型为一个拥有多元化工业基础的发达经济体。

    当今世界的规模，已不足以继续消化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面临着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所说的“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

    年轻人渴望从农村地区迁至沿海城市、在纺织厂和制造厂工作的浪潮已逐渐平息。中国需要收入更高的民众，来消费更多的本国产出。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许多人，一直重点关注改善社会及医疗福利的需求，以劝阻人们将大部分收入存入银行，但首先，还必须增加民众的收入。

    中国经济体系的问题在于，像青岛这样的地方政府，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本地公司，来鼓励它们的扩张。政府官员的动机是为增长提供资金，而非确保企业实现高利润率，以及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待遇。

    要确保后者的实现，中国必须培养要求提高资本回报率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手段可以是开放金融业，将决定权从国有银行交给资本市场。这方面的一个难题是：这意味着放松技术官僚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这样做的风险不仅在于决定权要落在别人手里，同时，由于低价值制造业受到挤压，或外省公司收购本地公司，还会造成本地就业岗位的流失。

    斯宾塞教授表示：“这是创造性破坏中棘手的那一面——破坏。”对于中国而言，这不仅会影响到那些失业的民众，还会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

    然而，长远来看，这将使价值更高的企业脱颖而出，并创造收入更高的工作岗位。葛艺豪将其与1998年至2003年间的中国国企改革进行了对比。后者曾造成大量失业，但随后催生了一波财富创造的浪潮。

    从根本上讲，中国可能别无选择。中美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已招致不满，影响了本周峰会的气氛。此外，即使中国希望继续走这条老路，出口驱动型增长最终也会达到极限。更好的平衡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对于经济冲突几乎没有什么保护措施的中国，无法在当前的道路上，保持如此迅速的增长。

 

英文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844/en
译文转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844?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