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中国,需要承担能源需求、贫富分化、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压力。

      冬天,珠江三角洲那些大门紧闭的工厂和从城市向农村回流的人群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中国,这个曾把“成为世界廉价工厂”作为其基本发展战略的国家,感受到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贸易萎缩的压力。

    在整个亚洲,由于客户需求的骤减和成品库存的下降,空空的集装箱货轮无所事事地泊在港口里。中国对于08年奥运会后经济会有所放缓的情况一直有所预见,事实上也有所准备。但去年九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了全球经济崩溃,而中国对此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问题虽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但那些认为中国可以独善其身的论调无异于天方夜谭。站在全球化大潮的风头浪尖上十几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这场危机。

    不过,一切都是相对而言。中国政府预期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尽管已经从2000年以来的两位数增长滑落下来,但仍然是一个足以令戈登?布朗、巴拉克?奥巴马或安格拉?默克尔抓狂的数字。

    而且已经有迹象表明,政府的财政刺激正在产生效果。在未来两年中,政府的支出规模将达到国内总产值的16%。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是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奇怪混合体,现在则求助于凯恩斯的理论,以尽快走出全球经济下滑的泥沼。

    “中国的体制允许政府通过直接渠道把钱迅速地花出去,”剑桥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皮特?威廉森(Peter Williamson)说道,“在英国,一个基建项目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破土动工,而在中国则可以立即开工。”

    刺激方案的大部分都是对已有的投资计划进行“提速”,而非新增项目。不过,渣打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杰拉德?里昂斯(Gerard Lyons)认为,刺激方案仍会带来效果。“事实上,北京出台了许多新措施,并开始推行和贯彻这些措施。他们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

    然而,中国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能否使经济增长率在明年重新回到两位数。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毫无悬念。在亚洲,持续的快速增长并非一件稀罕事儿:台湾自 1962年后以每年9.4%的速度持续增长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新加坡在1967年到1993年间的增长速度也堪与之媲美;日本在从1960年到 1973年间的高速增长阶段,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但中国将面临下述三方面挑战,这些挑战将决定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在未来半个世纪内的走向。

    政治体制

    最根源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有助于持续发展。西方的经典发展模式是,经济变革带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诉求。尽管上海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店里到处都是时尚品牌,中国仍然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并且鲜有迹象表明,执政的共产党会在这方面有所松动。

    目前存在一种担忧:急剧上升的失业人口,特别是那些不满的大学毕业生,有可能导致今年夏天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刺激的规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

    北京的政策精英们对天安门事件仍然记忆犹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政治变革的恐惧有可能拖中国的后腿。谢菲尔德大学的安德鲁?泰来科特(Andrew Tylecote)教授表示,这种自上而下的财政方案实际上加重了其经济的根本缺陷——缺少富有生机的私有板块。“你要求国有银行发放更多的贷款,他们会 照办;你要求国有企业接纳更多员工并借更多的钱,他们也会照办。如果你把钱撒向任何一件有点眉目的基建项目,都会产生效果。

    “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提升私有板块。私有板块才是活力的源泉。在危机中它遭受了重创,却未能从经济刺激和信贷放量中受惠。这种刺激使经济变得更加头重脚轻、肌肉僵化,充斥着昂贵且利用率较低的设备。”

    发展中的失衡

    但中国曾是造纸、指南针、火药等发明的发源地;并在冶炼钢铁、开凿运河、制造运输工具等领域遥遥领先。而彼时,欧洲仍在为走出“黑暗世纪”而苦苦挣扎。

    最近几年,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展示了他们的创业素质。而在国内市场上,中国公司在专利申请方面将第一次超越西方跨国企业。

    “大量革新浮现出来,”威廉森说道,“那些真正令人感兴趣的公司都是混合制的——国有成分占30%。它们身兼两家之长,既有一定的自主权,又得到国家的支持。那种把中国企业看成苏联式国有板块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些创新在中国面对来自于下一轮挑战时将会派上用场。里昂斯称,这些挑战都与巨大的不平衡有关。

    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富饶的沿海与贫穷的内地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国家的增长预期与对能源的需求严重不匹配;不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使人们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支出;而国内消费需求的疲软也加重了全球经济中出口大国与出口小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问题都无法在短期内轻易得到解决。中国对资源的需求巨大,为此它将出口所得中的一部分转入国家主权基金,借全球衰退的有利时机,以低价大量收购海外资产。

    “现金充裕的中国人打算利用资源行业资产价格低落和清偿债务的时机,为后续发展锁定所需的能源和资源,”环球透视(HIS Global Insight)的詹恩?伦道夫( Jan Randolph)如是说。最近的出击包括与俄国、巴西和哈萨克斯坦签订的“贷款换石油”协议;中国还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公路、铁路和港口,以巩固其对原材 料的获取,满足持续高速增长的需求。

    这种需求在现在和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城市有221个。与此相比,整个欧洲只有35个。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准存在巨大的差距,并且还在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发展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均。

    社会福利的高昂代价

    由于中国需要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不同问题——高速增长和人口的老龄化,政府担心欧洲式的福利制度会造成巨大成本。不完善的医疗保障和接 受良好教育所需的费用,使得中国家庭用于储蓄的收入比例远高于西方家庭,因而每月并没有多少钱剩下来去购物。在这种局面未得到改观前,此次危机的根源 之一——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从长远角度来看,北京需要决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使用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出口所得购买美国的国债,从而支撑了美国人入不敷出的生活。华盛顿担心,一旦北京准备好了挑战美国的霸权,就会拔掉这根供给线。

    泰来科特则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要有限得多。“台湾显然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可不想因为有一支美国舰队呆在台湾海峡而无法收回其主权。中国希望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挑战美国霸权。不过,我认为当局并没有一个30到40年的规划,他们更关注于眼前的问题。”

    另一个始终贯穿于近期、中期和长期决策过程的问题是环境,即中国如何做到环保意义上的可持续增长。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相信,到2050年,中国将具有与美国相当的经济规模。假如中国的资源消耗和能源密集度也与美国相当的话,则需要四个地球来支撑其15亿人 口。

    “污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威廉森说道,“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重视。政府在发展核能、太阳能,以及可再生能源,试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一些城市急于经济增长,环境问题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

    中国在今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所持的立场,将被看作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外交官们表示,他们感觉到了北京所持立场的软化,但中国不会任人摆布。中国的增长速度为其赢得了尊重——而这,正是北京当局最想要得到的。

    原文链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may/17/challenges-for-china-growth

    译文转自:http://guardian.yeeyan.com/guardian/4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