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用来作为其解释中西文明冲突的工具。多年来，史学界对此多有争论，对他的中国史观也褒贬不一。对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以及他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背景及其实质进行一些理性探讨，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历史。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耕耘。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西方学者能在近代中国学研究领域出其右。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其门下。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有必要去认识他的中国史观，通过对他的研究，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
和绝大多数西方史学家一样，费正清不相信任何抽象的理论。他只有一般的历史观点和立场。他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1](p12)他的历史观主要受当时西方的主流学派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有理论兴趣的史学家，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史的系统理论。事实上，历史理论家往往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史学作品，而在史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也未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费正清即属此类。费正清虽曾援引了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挑战与回应”之说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也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2](p55)“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费正清指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3](p25)因此，当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费正清认为，中西文明是相互对立的两大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与折衷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在费正清看来，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传统模式的迟滞与稳固、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更作不出相应的反应，因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4](p432)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作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
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当作这种模式的注脚。他认为，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与中国思想主题。[1](p8)19世纪强大的西方侵略者以自己技术上的优势使一个在4000年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造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黯然神伤。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下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5](p143)
从费正清的扛鼎之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初版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19世纪以前，面对东方这个国力强盛的宗主大国，西方出于无耐，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以贸易作为与中国交往的手段。入华的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得多的中华文化，大多数传教士在震惊之余，油然而生敬佩。正是在向东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关上了与西方交流的大门，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打转转，会通之路没有打通。中国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可能。明末清初，“康乾盛世”，东西方相互学习、相互倾慕的会通时代终未为中国人所把握。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体制以及中国人的优越感遮挡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背负起一个沉重的文化包袱。当“西学东源说”登场之际，中国思想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变得衰老、迟钝以至僵死。
1840年，西洋人的战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中国的内海，用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火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杀死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屈辱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国人被迫作出反应，世界的中心转移了。
应该公正地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观察是敏锐的、独到的。我们承认，在一定意义上，费正清比很多中国人本身更了解中国的历史。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他认为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强大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在费正清与邓嗣禹1954年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费正清对这一模式作了叙述。他写道：“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它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6](p1)
二
究其根源，我们不能发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比较深刻的认识之上的。
19世纪初以来，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也是最痛苦的一场变革。这场变革不单是王朝的顺延面临危机，而且引起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面临着来自西方现代工业革命的冲击；在文化领域，西方的科学、教育、宗教、伦理、哲学等等向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全面挑战；落后的经济、军事上的一次次失败迫使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传统。一个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濒于绝境。
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晚清政府毫无思想准备，对西方的挑战自然也就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应对能力，以至于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所以如此，费正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中华文明的辉煌史给中国人带来了优越感，也带来了负担。中国习惯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蛮夷”，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万邦之首，居中而统领。热衷于万国朝贺，顶礼膜拜。老大做久了，以至于变得昏庸老朽，拒绝睁眼看世界，拒绝承认世变。没有甘当学生的心理准备。这样的民族心理本身潜伏着悲剧的种子。[7](p147)就连马克思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8](p26)二，中国战略上的失策。一方面，“2000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从未考虑过有什么危险来自东南沿海”[9](pp104-105)。因而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当西方人利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和自身的技术实现军事革命化的时候，中国人还在津津乐道自己冷兵器如何如何优秀，中国人在理念上已比西方落后了。三，儒家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儒学自汉朝成为历代国学以来，在近2000年时间里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尽管王朝更迭，沧海桑田，中国的社会演变始终跳不出儒家学说的模式。虽然儒家文化有其诸多优点，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儒家思想倡导忠君守制，维护中央集权，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自由思想，扼杀创造性等等，使得中国人愚忠，守旧，保守，惰性十足，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对其他思想排斥，将西方文明拒之门外。这样的民族注定是悲剧性的。四，中国人的惰性。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旦确立以后，就任其自然发展，把许多人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邪说。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与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忍耐性强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5](pp13-14)
尽管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要害在于认为是西方书写着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其实质在于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视作西方入侵，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把西方视为中国的“恩人”和“施舍者”。这种史观是“种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费正清对中国的评判和理解带有明显的偏见和片面性。首先，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惰性，看到中国农业经济不利于生发资本主义以及对西方工业革命反应的迟钝，然而却忽视了中国传统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冲击-反应”模式割裂了历史，因而它无法解释1840年以前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以及文明产生的本源。从这种意义上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有失察之处。其次，费正清断定，按照民族主义、科学和工业化的一般原则，儒家传统不可能使中国现代化。正是儒教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僵化和心理上的迟钝，它妨碍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成功反应。[10](pp170,240)他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文化。的确，儒家文化的相当一部分被政治阉割过，篡改过，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不是因为它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所致，而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在精神上，儒家的终极理想实际上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孔子的理想是要建造一个德化开放的社会，儒家思想最终变成奴化封闭的思想是孔子所始料不及的。但费正清显然只看到了儒家思想被政治曲解的一面，他对于儒学的看法显然是几乎完全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成果，即把儒学看成是维护专制的思想工具。第三，“冲击-反应”模式本身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他预设一种模式，由模式来取舍史料，让史料迎合预设框架，随意剪裁历史事实，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这种方法与韦伯(Marx Weber)以“理想类型”作为选取史实标准的研究方法毫无二致。“冲击-反应”模式有时把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错误地解释为对西方作出的反应，有时完全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事实，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有些事变本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却被过多地说成是对外来冲击作出的回应。结果是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被歪曲了，另一些方面则根本被略去或者被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11](pp2,385,133)第四，“冲击-反应”模式体现了一种“外因决定论”，它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违背内因、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费正清的“外因决定论”在美国相当有市场。当年的艾奇逊就曾说过：“……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入侵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12](p1512)“冲击-反应”模式完全把西方摆在救世主的位置，似乎离开了西方，中国改革就不可能了，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第五，忽视了文明的兼容性。费正清过分强调中西的差异。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的冲突史。在文化碰撞中，“生机勃勃”的西方给“惰性十足”的中国带来文明，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说来，侵略非但无罪，反倒有功了。为此，他遭到佩克(JamesPeck)的尖锐批评。佩克认为，西方“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理论构架，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解的意识形态构架”[13](pp59-69)。以此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为依据来认定一个社会蹂躏了另一个社会，就等于忽视这场对抗更加深刻的本质。这种以抽象的分析抹杀侵略性的作法，是对中西关系不平等的歪曲，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罪行的辩护和美化。这反映了费正清的帝国主义思想取向。
三
纵观费正清的中国史观，我们能感受到他受几个人的影响。第一位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韦伯从来不被视为汉学家，但他对中国的研究既独到又深刻，故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外行”[14](p257)。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如何产生，这一命题后来被称为“韦伯式命题”。“韦伯式命题”的要旨在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同样是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它的结论也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社会关碍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韦伯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改变这一局面，但其命题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在这里。[14](p254)费正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生发理性资本主义，他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命题的轨道。韦伯是利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进行区域研究的典范，费正清后来进行的区域研究势必受到了50年代美国“韦伯热”的影响并从中受到启发。第二位对费正清有影响的是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被誉为“国际上的智者”。他的理论核心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汤因比对德国学者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他也认为文明要经过5个阶段，即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认为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15](p10)但他不同意施宾格勒那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文明的灭亡是可以用某种明智的、及时的措施来防止的。汤因比提出“挑战-应战”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文明5阶段。认为，一种文明如果要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对人间的或环境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应，否则就只有灭亡。汤因比自诩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他所总结的历史上26种文明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巨大成就，也各有各的缺点和谬误，谁也没有理由瞧不起谁。但他又说，目前尚存的五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有4种正在走向灭亡，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仍保持着“创造性的活力，闪耀着神圣的光彩”。汤因比貌似公允，实则在竭力美化西方，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无疑受到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当然，费正清同样对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文化形态史学反对区域性研究，费正清反其道而行之；文化形态史学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费正清则认为世界历史有古代、中世纪、近代之分。第三，费正清的中国史观还受赫德(Robert Hart)、马士(H.B.Morse)、拉铁摩尔和蒋廷黻的影响。赫德，英国人，1863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死后被清政府追授为太子少保。他生前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条约制度”下中国海关的贸易和口岸建设，对费正清的博士论文及以后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马士，美国人，是费正清在牛津求学时的老师。他在赫德手下供职35年，在清朝官至二品。退休后移居英国，潜心著书立说，是系统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对费正清影响极大，费正清称马士为他(事业上)的“继父”。马士最初对费正清的指导及他的中国史观影响了费正清的一生。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心，并因此在麦卡锡时代备受磨难。他的边疆史对费正清早期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对费正清产生定型作用的史学家当属蒋廷黻。费正清第一次来华期间，蒋廷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29—1935)。蒋氏那时正在整理清代外交史料，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筹办洋务始末》的研究。费正清后来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的差异，这一问题首先是蒋廷黻提出的。1972年费正清访问北京时，公开承认蒋廷黻是引导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赫德、马士、拉铁摩尔和蒋廷黻，都是中外关系史专家。费正清最初对中国的认识是由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部，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势必受这一取向影响。第四，费正清的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年鉴学派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创始人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ffer)和马克·布洛赫(Mark Bloh)。布洛赫认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只有通过众人合作，方能接近真实的历史。[16](p39)[17](p41)年鉴学派还主张进行跨学科研究，重视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强调文本研究，强调历史的现实功能。纵观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无处不在。他在区域研究上采用了跨学科综合研究，《剑桥中国史》便是最好的例证。费正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首先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根溯源。他对中国史进行纵向比较，中西史横向比较。他非常重视文本研究，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这一点同时也师自其启蒙导师马士。至于历史的现实功能，费正清可谓是经世致用的典范。他一向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思想与实践的一致。1968年在费正清担任美国第83届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18](p405)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是美国人的利益。他曾坦率地承认，“1954年以后，在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19](p355)。余英时先生指出，费正清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即使在麦卡锡时代大难临头之机，他仍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正清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我们读书人学习的楷模。所以，我们在评价费正清时需要时时记住的是，费正清的文章、著作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是为美国人写的。[7](p310)
四
50—6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另一重要模式“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也与费正清密切相关，尽管此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该模式实际上是“冲击-反应”模式的翻版和放大。它同样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许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14](p252-253)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冲击-反应”模式已逐渐为人们所摈弃。在以柯文(Paul Cohen)和佩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和中国同仁的批评中，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纵观费正清的一生，我们注意到他是一个充满矛盾且不易读懂的人。他的言论、思想缺乏一贯性。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他充满了矛盾。他爱交际，宽宏大量，性格直率，但他的个性和举止却经常显得高深莫测。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但却坚信，文化的价值决定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他是一个十分热情而颇具魅力的人，但当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达到目的时又表现得比较冷漠。许多人渴望与他建立友谊，但似乎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却经常表现出更喜欢与持反对意见的人和激进主义者交往。对于这一切，惟一的解释恐怕是与他复杂的经历和遭遇有关，与他内心的无奈和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有关。费正清的个人生涯反映了大多数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经历中所体现出的压力和情绪。他们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把中国的状况介绍给美国人，因此，他们面临危险。像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在对中国的政治秩序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不管是帝国的，国民党人的，还是共产党人的)，费正清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冒着解释过于简单化，以及在时间上导致误解的风险。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50、60年代，在美国，他因所谓的“丢失中国”而含冤蒙屈，灰头土脸。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和仇视共产党的中国人骂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但费正清处变不惊，坦坦荡荡，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稳健和理性。
毫无疑问，我们对费正清的“文明冲突论”和他作为分析“文明冲突论”工具的“冲击-反应”模式有看法，对他的中国史观有想法。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得太精，加上他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了解，以及西方人骨子里的优越感，我们不难在他的观念、行为及政治观点上找出瑕疵。他的中国史观带有二重性，则是他一身两任的结果。他既是一名书斋里的学者，又是美国政府的顾问。作为学者，要探索科学真知，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作为政府顾问，既须顾及国家的现实需要，又要灵活与变通。费正清的思想矛盾，认识上的局限性也许由此而生发。然而，中国有句名言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可能比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具有某种优势，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毕竟，正是我们的局外性，才是我们不同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并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得以再现当事人所无法知晓的并具有意义的过去。”[20](p105)纵观费正清不平凡的一生，我们又不得不敬重他为中美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的丰功伟绩。“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毫无成见与歪曲是不可能的。”[11](p134)凡是历史学家都难免把自身的某一部分注入他所力求表述的历史事实中去，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外国人与我们的观点绝对一致。相比较而言，费正清还算一个比较公正的史学家。我们应该允许国际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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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