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就狭义而言，英文Sinology一词，主要指海外学者对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等。其特点在于注重历史与人文；而就广义而言，“汉学”则可以包括本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并在今天遍及欧美的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问题研究的所谓“中国学”，即英文的“Chinese studies"。“中国学”的特点是侧重现实与社会学科。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并不相互排斥。要严格地加以限定，有时反倒不大容易。

    国内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世界汉学的介绍，基本上是从资料目录和文献起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良好开端。“文革”之后，已知最早介绍“中国学”的出版物是《外国研究中国》（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第一辑，小32开本）。当时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从第二辑开始，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数达1．9万册之多。到1980年5月，此书共出版4辑。

    《外国研究中国》虽然只出版了4辑，但却是70年代以来“汉学”介绍的先声。稍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情况》（1979），但也只出版了4期。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至1995年停刊，共出版27册。

    此后，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该室在已故孙越生先生主持下，编著了“国外研究中国丛书”。

    “国外研究中国丛书”，从基本信息入手，介绍了美国、日本、俄苏的汉学、中国学状况，代表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国内对世界汉学的认识和研究。这些成果，为国内汉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是一批值得重视的工具书。其缺点是，有些资料在内容上略显陈旧，对8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最新发展，介绍不够。即便如此，这些工具书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1994年，该中心又编著出版了《世界中国学家名录》。

    8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海外汉学介绍与研究的力度增强了。重要表现之一，是两套大型翻译丛书的出版，即王元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和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上述两套大型丛书，前者更注重古代研究，称之为“汉学”，后者则更关注于近现代，称之为“中国研究”。

    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出版了若干套与汉学有关的“译丛”，其中有“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谢方主编），还有“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以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套10卷（1992-1993）。还应指出的是，关于日本学者的中国学著作，在此之前，中华书局还出版过《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冈田武彦等著，辛冠洁等编，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气的思想 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小野精则一等著，李庆译，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一套3卷（1995）。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计划出书10种，已出版的有《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英〕鲁惟一（M．Loewe）主编，李学勤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有“海外珍藏善本丛书”。地方出版社出版的与汉学有关的丛书或单本书近年来呈上升的趋势，如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东方文化丛书”（季羡林等主编，内容包括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东方国家），还有如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一套10册，此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李范文主编，1986）；山西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中国文化在世界”丛书；河南大象出版社计划出版“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其中《利玛窦全集》即将出版。

    关于中国典籍文物在海外的流布，国内也有一些专门介绍，例如《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及《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即属此类。还有如《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严绍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江户时代的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研究》（〔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李孝聪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等。199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作者将近十年来在英、美、俄日等地见到的稀见清史资料整理归类分篇，进行了专门介绍。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学勤著《四海存珍》，其中精到地记述了作者在海外15个国家所见若干中国古代文物。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天石《海外访史录》。以上三书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汉学（中国学）所关心的内容之一，国外的专门研究非常之多，近年来国内的专门介绍亦有相当数量，如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花城出版社，1990～1992年）。还有如刘柏青等编的“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吉林教育教育社，1986～1990）已出版4辑。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两部多卷本大型汉学著作，都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就其分量及水准而论，在汉学著作中堪称佼佼者。此即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英、美汉学家崔瑞德、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

    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内出版界对世界汉学的介绍，深入到国别和人物个案的研究。这些书的作者大都有过访问学者的经历，因此不仅在材料上比较新颖，也融汇了感性的认识，有独到的见解。

    在属于工具书类的汉学出版物中，应该特别提到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本提要，收录世界100余名汉学家的113部著作，提要勾玄，使中文读者对世界各国的汉学名著有一总体把握，是极佳的入门工具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主编，耿升译1998年8月），是一本全面介绍法国中国学历史和现状的较好的工具书。

    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离不开旅行家、探险家以及后来的外交、商务人士和学者。因此，游记与见闻一类的著作，也应该视为与汉学和中国学紧密相关的领域。在这方面，赫赫有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早已有不止一个中译本，最近，还有一部据说早于马可·波罗的游记《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游记类似于笔记一类，涉及的面比较广，从学科的角度看，它包括地理、考古、社会学、甚至某些比较专门的领域。从时间的跨度来看，也是从古至今。以下介绍近年来出版的几套有关的丛书。

    “瑞典东方学译丛”（新疆人民出版社，杨镰主编）。“‘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认识中国系列’丛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颜玉强主编）。

    游记和见闻一类著作，一般笔调轻松，更有些趣闻轶事，容易受到读者的喜好。这类著作，在早期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学术价值也非常高。中华书局曾系统地出版过此类著作，如前面提到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最新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首版于罗马之后，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共有拉丁、意大利、英、法、德、葡、荷兰7种文字出版，被认为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状况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著作。

    同类著作还有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的《中国记行》（〔波斯〕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等译）。澳门文化司著、海南出版社等出版的《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十六世纪手稿）（王锁英译，摘要或节选了6种16世纪葡萄牙人的见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大中国志》，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u Semedo）在中国生活22年之后，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的。18世纪末，英国马戈尔尼使团来华，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之后使团的随员斯当东（George Stounton）写了著名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和三联分别出版过中译本。

    近现代的有关中国的见闻和实录有些也非常著名。如《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中国西部四十年》（〔美〕鲍大可著，孙英春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还有如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程宗骏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美〕洛克著，刘宗岳等译，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等等。

    对社会现象的描述，有些进入专题性研究的领域，就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资料。如《民国时期的土匪》（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华南海盗1790-1810）（〔美〕穆黛安著，刘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洋票与绑匪 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徐有威，贝思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除了专门出版物以外，随着90年代国内对世界汉学研究的深入，陆续成立了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和有关学术团体，召开了一些汉学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一些相关论文集，如《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新加坡〕林徐典编，中华书局出版）、《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等。

    由于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一些期刊或文集性质的出版物也在增多。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

    这些定期出版物的面世，必将推动汉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http://www.zisi.net/htm/xhjy/2005-03-24-100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