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美国汉学研究中，费正清等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和保罗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模式，形成了当代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都各具重要参考价值，也各有失之偏颇之处。

关键词：美国汉学；研究模式；“冲击—回应”；“中国中心观”

    60年代中至70年代初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高涨时期。其基本动因有两点：一是侵朝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美国统治阶层认识到了解中国的重要性，开始从经济上资助中国学研究；二是伴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深入，美国学术界出现思想大动荡、大分化的局面，对越战的不满，导致美国中国学出现一股左翼批判思潮。新一代的年青学者起来公开批评战后美国中国研究的传统，批评长期以来在美国汉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费正清学术模式。从而引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学研究的思考。一些学者用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原理，批判二战以来美国汉学界出现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莱肖尔（Edwin O.Reischauer)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爱德华·弗雷德曼(Edward Friedman)和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等人指责“冲击—回应”模式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为美国战后对亚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干涉辩护。①他们以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明的赞美为依据，批判传统偏见，认为早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就曾主张向中国学习。到了19世纪，西方转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成了“被奴役的对象”，“也成为我们所愚弄和蔑视的对象。”②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柯文  （PanL A.Cohen）是批判“冲击—回应”模式的最著名代表。他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架构和指导思想——“中国中心观”（ ChinaCentered Approach)，从而形成当代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 “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

一、费正清与“冲击—回应”模式

    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受过英国著名汉学家马士（Hosea B.Morse）的指导，同他进行过深入交谈，③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是根据大量英国档案和中国海关史料撰写而成，对费正清决定研究海关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为他一生从事中国学研究奠定基础。

    费正清来中国后又受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的影响，拉铁摩尔地缘政治研究的许多新观点“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研究”计划互相补充”④。费正清在中国期间，在蒋廷黻指导下，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研究，以中国档案与英国档案互相堪对，蒋的外交史研究方法在观念上对费正清有重要启发，他在多年从事中国学研究中注重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这对他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无疑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费正清的著作很多，其中《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费正清博士论文）（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一个架构的核心，贯穿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始终。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阐述西方侵略对传统中国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时，费正清认为，这种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一种进步的机遇。他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⑥认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⑦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对西方冲击回应的过程。

    “冲击—回应”模式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过是内部稍作调整，除非外来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这种观点，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有所反映。他认为，“传统中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静态的或停滞的。正相反，它曾经有过不断的变化，并且变化多端。可是变化总是在一个明显的文化形式与规章制度形式的范围之内。这个无所不包的典型之所以能如此坚强持久，是因为在中国的地理范围内，中国规章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曾经在许多世纪发展了规模宏大的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他运用物理学原理分析道，“就物理学的动量的意义而言，联系性已经形成了惰性，积重难返，但还没有达到一成不变的地步。”⑧费正清还从思想意识方面论述中国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认为，“面对近代西方的侵略扩张，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认识外来文明的过程中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文明和政治、社会制度。”⑨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 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费正清指出，“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冥顽和愚钝，实可追溯到它久远的历史。对中国的朝贡制度的评价，费正清认为“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与中华帝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同时表明它的既稳定又脆弱，中国没有能力对西方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反应。”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详细描述。指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彭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费正清的这种观点几乎贯穿与《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的始终，他过多地论述中国对西方冲击所作出的回应，同时又试图说明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他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她的统治制度的失败，也是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与西方文明无法融合而导致的失败。”他列举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许多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这些人“无论是旧式满清官僚还是近代革命者，他们都感受到西方的冲击，并且作出强烈地反应”，但近代中国社会难以变革的原因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种传统文化的情结，也就是强烈的大一统中国的意识”。

    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广泛应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甚至成为战后教科书的核心概念。如保罗·H·克莱德(Paul H.Clyde)和伯顿·F·比尔斯(Burton F.Beers)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一书，将东亚比作“是一个革命的舞台”，认为“这场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从19世纪初开始，通称‘西方之冲击’。到20世纪初，就政治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关于运动的第二部分，该书认为是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指出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彭湃，势不可挡。到  2 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费正清与赖肖尔、克雷格(Albert M.Craig)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再次清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指出“为什么中国对外国的入侵没有较早地作出更有力的回应？”认证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惰性”。他与赖肖尔合著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传统与变革》，也试图阐明这种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并且将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比较，认为，“在日本，一种经济和社会变革已在酝酿中，部分由于对与西方接触作出反应，这种酝酿将发展成为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而在庞大得多的清帝国内部，却没有发生这种变革。”费正清在解释中国变革姗姗来迟的主要原因时，指出“中国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意识造成中国社会死气沉沉”，“这种统治介乎于人口众多的农民和规模相当小的帝国政府之间”。关于中国对外经济反应迟缓，费正清认为是中国“幅员广阔，高度自给自足”的缘故，而“有限的对外贸易不能改变这种庞大的国内经济模式”。他认为，“政府的惰性、腐败导致中国的衰弱”，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财政管理制度的惰性和腐败。《中国：传统与变革》这本书吸收了“冲击反应”观的主要成分，表明在19世纪中期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决定的。尽管费正清等在提法上较以前有所变化，但“这个构架仍然强调西方是在近代中国某种结果的主要量变”。

    费正清还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列举许多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的事例，提出“西方思想成为中国各派斗争的武器”，无论是1898年的主张君主立宪派人士、1911年提出共和思想的革命家，还是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基督教教义，说明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无孔不入。费正清甚至不同意中国近代社会是“封建半封建”性质，认为中国不适合这种体制模式。因为近代中国产生过许多“新生力量”，包括“共产党掌握政权”，而“这些力量形成的根源都是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

    “冲击—回应”模式的产生同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学术界许多人更多地关注欧洲这个重点紧密相连。所谓“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的论点成为学者们认识的起点。“费正清所开创的东亚研究在取向上是难以超越这种特定的‘共识’的”。所以与其说是“冲击—回应”还不如说是费正清的“西方中心”思想、殖民主义学术传统在他头脑里的反映。

二、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到中国中心观的兴起 

    从战后一直到60年代末，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差不多成为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大多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们都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这种划分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近代的革命肇始与中国跟西方的接触。西方对中国的武  力侵略，西方思想和现代技术的输入是这场革命的原动力”。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界定和认识过程中，美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革命运动——反战、反种族歧视、女权主义等。文学界在经过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风雷岁月动荡以后，一些人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开始产生怀疑，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动摇，从而引发了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中心模式的挑战。一个新的研究取向是“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学术观点出现。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70年代以来对东方各国社会研究的基本趋势，作者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从社会内部按照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在探索其历史进程。柯文认为，“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自身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偏见”，“这种奇怪的情况反映了一个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在越南战争中暴露出来并随后得到证实”。柯文以越南战争为例，此时美国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顶峰，它却把“巨大迫害力量倾泻在一个比自己远为弱小贫穷的民族身上”。美国对越南采取的做法使得许多美国历史学家感到震惊、羞愧、不得不重新审视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也是帮助“解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百年来所经历的各种问题的关键”。

    柯文从三个方面批判西方中心模式，他认为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是“严重夸大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取向的错误就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同时也是狭隘的——西方观点，即关于什么是变化，那种变化才是重要界说，强加在中国历史上，他并不否认西方在实际历史中的作用，而是认为和其他因素相比，这种作用被夸大了。而且往往“被错误的加以陈述”。

    柯文指出，“所谓‘近代西方’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扑朔离迷、自相矛盾的性质”。他在书中引用美国史学家许华茨（Benjamin Schwartz）的话说：“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近代西方本身时，我们认识到十九、二十世纪的大师们殚精竭虑地探索近代西方事变的内在含义时，往往会众说纷纭，相持不下，对于我们，西方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迷惑难解。”也就是说，西方这个概念在很多西方人自己的脑子里还模糊不清，怎样来对近代西方进行准确的定义，是认识西方作用的关键。如果不搞清楚这一概念，怎么能理解它会对东方社会变革产生作用。

    柯文认为，西方之所以令人迷惑难解的理由之一是“近代西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巨大变化。”鸦片战争时中国所遇到的西方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时对中国思想、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西方，同样都是“近代西方，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

    柯文从地理位置角度来分析东西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不存在”。作为整体的西方，柯文指出，“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他举例证明19世纪远离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本来就很有可能不是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在柯文眼中，这些人学中文，采纳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在新的环境接触交往中开始经历一个杂交的过程，他们已经不是单单纯粹的西方人，变成了“在中国的西方人”（ Westerner in China）。而且当西方的制度经由中国的改革家予以倡导时，西方冲击的发源地又远隔了一步，柯文认为：“在当时情况发生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种人物与政治斗争绞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环境，柯文称，“冲击—回应的传统分析框架是否能起作用就大成问题了。”

    柯文不相信“中国回应”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他把“中国回应这个词说成‘只多’是一个代表错误复杂的历史环境的符号而已”。他的理由是“因为所有中国本土人——男人、女人、城里人、乡下人、穷人、富人、广东人、湖南人——都参予一个共同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化时，角度却不相同，只是这种不同左右了他们如何对各种情况做出回应。”柯文认为“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应时，我们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上平均。”所以他强调回应的过程也是极其复杂的。有许多事情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但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很少。另外一些事情则虽然直接或者间接接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但决不能把它们看着仅仅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主要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他列举中国晚清历史与西方有关联的方面，如太平天国、19世纪70年代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等事件，虽然都同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都有关系，但最终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所面临的不寻常的历史环境、内部事务万分火急，至于西方则可以暂缓一步。对于费正清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的观点，柯文认为，“尽管明治时期日本政府比晚清时期中国政府在积聚国家权力方面成效要明显得多，但是两国（尤其中国）政府都有实行集中统治的长期经验，而且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两国都得以免遭西方的政治统治。”

    从上述观点中可以清楚看出，柯文对“冲击—回应”模式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他对与“冲击一回应”模式相近的另外两种模式“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也进行批判。认为这两种模式实质上都是以不同方式对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传统—近代”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某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而持“帝国主义”模式的人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瓦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柯文认为，“帝国主义”模式和前两种模式实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理由是因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认为近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有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讨中国近代社会自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冲击—回应”模式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而近代化这一取向的错误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同时是狭隘的观点，即关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界说强加在中国历史上。而柯文认为“帝国主义取向，有时它陷入了非历史的困境，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种‘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道路，可是这种道路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使得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因此迫切需要来自外界的一次震击”。在这种情况下，柯文认为主张这一取向的人“变得不知究竟应如何解释西方的作用”。

    柯文把“传统—近代”模式说成是“冲击—回应”模式的放大，认为“冲击一回应”模式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于是对中国这头‘野兽’来说，西方就成了‘美人’，经她一吻，千百年的沉睡终被打破，她那魔术般的力量把本来将永远被封闭的‘发展’潜力释放出来。”柯文认为这种模式根本无法全面公平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提出“帝国主义”模式的人曾认为他们的观点同“冲击一回应”模式是对立的，但柯文则指出他们二者之间有不少共同之处。“帝国主义”模式同其他两个模式一样，都把作为工业化的近代化描绘成一件真正的好事，而且和它们一样，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必要历史先决条件，无法独立产生工业革命，因此必须直接和间接地依靠西方入侵提供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柯文所说的符合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就是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而不是西方。柯文在解释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变化规律看法时，指出“中国中心观”的特征，其中有把中国按“纵向”与“横向”加以分解，对中国近代史作出较为精细的描绘。柯文指出，“中国问题有的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甚至是由西方造成的；有的则和西方毫无联系。”强调，“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中国问题”。柯文分析这一原因时提出中国问题的两种涵义：“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的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柯文列举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他以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为例，认为龚自珍在19世纪初期就曾意识到外国的威胁，并曾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对他来说，当时“回荡在脑际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世风日下的问题”。而对魏源的评价，柯文认为“作为改革家的声誉是在他和西方接触之前很久，在国内环境中首先建立起来的”。

    柯文以梁启超改革为例，称梁启超虽然是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但他沿袭的整个思想传统则受经世与经文派影响。至于王韬，柯文认为他是标准的西方问题专家，力主按西方方向进行改革，可是在60年代初期，他以社会、政治批评家与改革家身份初露头角时，并不是对西方而是对太平天国作出回应。

    柯文的横向、纵向之分试图说明他的中国中心思想。他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此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他认为，“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是满足于平淡无味地放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这种用空间划分方法来研究问题的不同性质，确定不同水平的具体化程度，并采取不同的变数组合有利于柯文在研究清末改革派时用沿海和腹地来区别保守与改革之说。柯文认为，改革家都在沿海地区生活与工作。在论述中国沿海文化时，他赋予沿海文化以内部的统一性，并使之与中国其他地区有区别的一些特点，归纳如下几点：“第一，沿海地带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处于西方直接影响之下；第二，沿海地带的经济以商业为主轴，包括通商港口之间（即沿海地区内部），沿海与内地之间以及沿海地区与国外之间的贸易；第三，虽然少数中外官员和大量工业和非工业的中国劳动者聚居口岸城市，沿海社会的价值概念则带有社会中中国与西方上层商人浓厚的资产阶级色彩；第四，沿海地带在行政和司法上是一种混合体，既有中国的，又含有西方的主权与惯例的因素。第五，沿海地带和腹地形成鲜明对比，它面向全世界，面向全球；眼光既集中在中国也同样集中在全世界。”通过以上五点，柯文试图说明中国沿海地区有像西方所说的近代化成分，中国改革不一定要靠西方思想的侵入。

    柯文引证美国史学家史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系统研究取向的特点，即“辽阔的中国‘腹地’的内部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史坚雅研究19世纪城市化程度的同时引进区域研究方法，柯文认为这一方法推动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变革力量。他强调史坚雅研究取向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个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不同区域就其内部的地理特征与自然资源而言，自古以来就不相同，加上所遭受的自然与历史事变又不相同，就势必进一步分化。”柯文以此观点来加强他的中国中心观内部动力之说。“中国中心观”的价值取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把中国社会视为按照若干不同层次组合的等级机构。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对上层集团，从统治阶级的人物事件着眼，研究在中国发生的有震动世界意义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中国的鸦片战争、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共产主义，以及声望超出地方或区域的思想文化界人物，林则徐、梁启超、鲁迅等。柯文提出的纵向研究是把研究的领域集中在中下层，特别是下层。然后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引用史坚雅的话“代表社区集中与上级政治实体打交道的人，都是些有地产、有闲暇、有文化的乡绅，而他们在任何合理意义上，都是农民的对立面，是手工艺人，商人以及其他从事经济活动的专职人员，不是农民，使定期集市得以像心脏一般正常跳动，从而维持社区生命的“是得到寺庙的乡绅管理人员支持的宗教领袖，不是农民。”柯文强调，“即使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他认为，“对中国最底层社会的分层也明显地反映在新近对民间历史的探索中，在这类描述中按照柯文的观点，上层社会”（ elite）一词的含义已大大扩展，除了包括比较狭义的只是在高层社会出现的上层人物之外，还包括商人、宗教专职人员。下层乡绅、军人甚至土豪与土匪”，包括“一切在当时社会起领导作用的各色人物”。柯文指出，“当我们摆脱高层社会上层人物的私隘之见来观察底层社会现实时，对低层社会的理解就大为改观。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无法看到的现象。”换句话说，柯文是在试图通过对下层社会的描写，看到他们中间存在着促使中国社会内部变动的某些因素。

    《在中国发现历史》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是向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情报和资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和趋向，着重论述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涉及大量历史事件和许多美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对他们的著作和论文所进行的详细评介。特别是每章都附有注释，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详细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柯文对他的“中国中心观”思想进行清楚的阐述，同时对各种有关论点进行分析批判，使本书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是一种新的历史方法论。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部因素、批判“冲击—回应”模式，这同当时中国近代史围绕“主要线索”的争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阶梯”论强调“叙述中国近代史，不仅要说明外国帝国主义怎样侵略，怎样扩张势力，更主要的是说明中国社会内部，在生产力方面、在生产关系方面、政治文化思想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怎样向前发展，从而最后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主要线索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强调内部作用的重要性。前苏联学者对此有过论述，认为：“外力入侵倘若不导致未被征服民族为征服者所吞并，则其内部发展自然历程必不致中断，其基本方向，亦不致变更。”外国资本主义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没有‘中断’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根据的观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注重从事物内部着手研究其发展规律的方法，无疑为四个阶段说增加理论依据，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强调内部发展规律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提出来的，对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结束语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和费正清等的冲击—回应模式，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但两种理论都有失之偏颇之处。费正清本人就曾对自己所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过反省。他认识到冲击—回应的进程“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费正清在此后的文章中也不断修改其“冲击—回应”模式，虽说没有达到“中国中心观”的认识境界，也没有否定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但就他个人的认识而言应该说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因为他已经注意到内部与外部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柯文在归纳中国中心观价值取向的特点时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指社会科学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提出的批评，以便完善历史学研究。说明中国中心观仅仅是一个大体的理论框架，还有待于更为系统的理论模式分析，需要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使之发挥其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作用。

    1978年，美国近东问题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提出的“东方学批判”，是对柯文中国中心观及其理论的延伸。赛义德在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对长期以来在美国东方学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指出这种统治地位是“文化霸权”的产物。作为“东方学批判”的中心人物，赛义德认为东方学曾“成功地迎合了新帝国主义，过去，英、法两国凭借其势力统治东方的思想界，现在思想界的占领者是美国”。赛义德提出的摆脱东方学殖民主义框架，重建东方学的设想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甚至受到批判，但却受到柯文的重视，把它作为“中国中心观”的理论支点。

    80年代后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又出现新的动向，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近代中国》主编黄宗智（ Philip C.C.Huang）提出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的观点，强调从中国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史，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研究历史。他的两部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巧妙地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从微观问题入手，运用详实的农村调查资料深入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疑难问题。例如，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历史动力、人口与生产关系问题、中国经济落后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问题等等。黄宗智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感性认识，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地批判传统研究模式，如他深入地剖析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微观农业经济问题，并且着重分析被人们所忽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从中揭示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他的研究是对柯文中国中心观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当代美国汉学研究向多元化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不管这种理论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但这一研究方法确实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

注释：

①②⑦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第111页、第55页。

③④余英时：《费正清的中国研究》，见付伟动、周阳山主编《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页、第3页。see Fairbank:Synarchy Under The Treaties,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⑤Fairbank and Deng,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1.

⑥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p.7.

⑧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P.66,see also Fairbank,Reischauer,and Craig,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Hougton Mifflin 1965,P.81-82.

⑨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Basil Blackwell 1988,p.169.

(10)邓鹏：《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11)(20)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an,p167.p169

(12)-(14)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p.1、p.1、p.3

(15)Clyde and Beers,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1830-1965),4th rev.e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6,p.6.

(16)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pp.81-82,404-407.

(17)-(19)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第260页、第261-263页。See Fairbank,Reischauer,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North Sydney 1979,Australia

(21)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p.5-7.

(22)(57)-(59)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23)邓鹏：《费正清评传》第144页。

(24)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代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25)-(27)(29)-(46)(48)-(51)(5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28)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pp. 1-2,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47)G.William Skinner:Chinese Peasants and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July 1971,13(3),pp.272-273.柯文前引书，第153页。

(52)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22页。

(53)张耀美：《也谈中国近代史前进发展的线索》，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76-77页。

(54)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导言第3页。

(56)Edward W.Said,Orientalism,Routlidge & Kegan Raul Ltd,1978,pp.321-328.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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