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业绩有：第一，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理解东亚文化本质的“变异体”理论，把对东亚文化与文学的“双边关系研究”提升为以“文化语境”为生存环境的“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如《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国与东北亚文化关系志》。第二，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的积累开始，建立并推进了“日本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如《日本的中国学家》、《日本中国学史》。第三，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为基本标志，严绍璗长期从事对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的追寻、整理和编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原创性见解和在方法论上的原典性实证的特征，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学术基础。
日本学术界在近代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形成于20世纪的初期。在日本文化学术史上，把在此之前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研究，称之为“汉学”；而把在近代从“万国文化”研究中分化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支那学（中国学）”。这是两门性质不尽相同的学术，它们以后者辩证地否定前者为轴心互相连接在一起。
目前，我国学术界在如何评价“国际汉学（中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方面，仍然智者仁者，见解差异很大。至于提到“日本中国学”，对它的解析可能更为分歧。的确，20世纪的日本中国学是一门性质十分复杂的学术，它既表现了日本人文学术界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近代性觉醒，又杂糅入了承继前几个世纪中的武士领土野心而在近代条件中演进成的军国主义观念。但是，作为一份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性的人文资源，如果我们能够从全球文化知识共识的立场上加以观察和思考，那么，在剔除其腐朽性的成分之后，它内中所包孕的具有科学精神的成分，对我们确实具有着重大的学术的启示价值。本文列举作者读书所及，从日本中国学家在三个方面的业绩，思考这份学术资源对我国人文学术的提示。
（一）20世纪初，日本中国学的创始者之一狩野直喜发现了“诸宫调零本”，认定（此）“为元曲之源流，将放一大光明也”，并从敦煌文献中检出“敦煌故事”数种，认为“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
20世纪初期中国敦煌文献的发现给正在形成中的日本中国学以重大的刺激，作为这一新学术的创始者之一的狩野直喜（1868～1947年），1912年10月20日从俄国京城彼得堡发回信件，信中称他在俄京察访到了原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从中国甘肃一带所发现的文物，其中有《西夏语掌中字汇》、《西夏文字经卷》、《宋刊吕观文进注庄子》、《杂剧零本》、《宋刊广韵》（断片）等。其中最可注目的是，狩野氏在《杂剧零本》下加了一个说明：“匆忙过目，未能断言，疑为宋刊，此为海内孤本，为元曲之源流，将放一大光明也，惟惜纸多破损。”狩野直喜在彼得堡所发现的这一《杂剧零本》，其实并不是“元杂剧”，而是我国戏曲文学史上的珍宝《刘知远诸宫调》的残本。这是1907年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在发掘我国西北张掖、黑水故城址时所获得的文献，共42枚，为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三种“诸宫调”之一。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对“诸宫调”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谓上承“敦煌变文”，下启“金元杂剧”的学术地位，尚无什么认识。狩野直喜依凭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的教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从众多的文献与文物中，发现了这一《杂剧零本》，并意识到这一“杂剧零本”的不同寻常的学术价值，故断言这42枚破损的残纸，“为元曲之源流，将放一大光明也。”此种学术敏感，对中国戏曲文学的研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1916年日本《艺文》杂志上连载了狩野直喜撰写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这是他追踪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文献的直接结果。狩野直喜在文中说：……从这些残留的文字看，可以明白是唐太宗死后魂游冥府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明代小说《西游记》第十一回“游地府太宗归魂”一节，最早唐代张《朝野佥载》中曾有记载，其後清代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六言其事曰“《朝野佥载》记唐太宗事，按此则小说言唐太宗入冥，乃真有其事，惜此事记载，殊不分明。”俞樾尚不知从《朝野佥载》至《西游记》故事，其间唐末已有以此为小说者了。且《水浒传》中常有“唱喏”一词，正见于此敦煌残纸。此对后世小说之影响，关系殊甚。
就20世纪初期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而言，这是极其重要的发现和见解。狩野直喜在此考证的基础上，又辑录了从斯坦因处所见到的“秋胡故事”、“孝子董永故事”，以及从伯希和处所见到的“伍子胥故事”等，并对这些故事的源流与影响，作了初步的论证。在此基础上，狩野氏说：“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
1920年，我国的王国维先生于《东方杂志》第17卷9期上发表题为《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论文。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言及敦煌文献与中国文学发展之关系。由于王先生与狩野直喜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王先生称赞狩野氏为“一代儒宗”，并有诗赠狩野直喜曰：“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王国维《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故而，王国维在此篇论文中有相当部分的论述便是依据狩野氏在《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中所披露的“敦煌故事”作为材料而立论的。
（二）青木正儿是世界上第一位评价鲁迅的日本中国学家，1920年他称鲁迅先生“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
20世纪20年代中日两国政治社会文化形势——各种思潮突发涌起——的演进，使日本中国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在思想倾向和学术倾向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一部分学者加强了用近代性眼光对中国的古典和日本的传统的批评，以召唤日本的民主主义；一部分学者则进一步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的赞扬，并从中寻求日本向亚洲的发展之道。前一部分学者便结成了“支那学社”，后一部分学者便结成了“斯文会”。“支那学社”的学者们在思想上举起了“反孔”的旗帜，与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相呼应，成为本世纪20年代日本文化中一道亮丽的异彩。
“支那学社”中有一位杰出的思想代表青木正儿（1887～1964年）。有人以为青木正儿是以《支那（中国）近世戏剧史》闻名于世的，却不知道他是“支那学社”中一位狷介不羁的学者，他思想敏锐，眼光开阔，他的研究从古典一直贯穿到当代。而他首先关注的，便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东亚地区的精神觉醒。1920年，青木正儿在《支那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的长文，满腔热情地介绍并评论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评价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论文进而评价了中国新诗、新小说所取得的成就。青木正儿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评价《狂人日记》：“在（中国）的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载《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
这是极为可贵的见解！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此篇论文，不仅是在日本，而且也是在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介绍与评价了鲁迅与鲁迅的作品。茅盾先生于1921年在《小说月报》二月号上发表了《新年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在国内对鲁迅及其文学做了第一次评述。
（三）70年代中期伊藤道治与贝冢茂树提出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思考，倡导改“黄河文明”为“河江文明”。
70年代中期，在中国考古界不断报道地下文物出土的刺激下，一些学识丰富、眼光敏锐的学者开始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思考。
1976年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伊藤道治教授（1925年出生）首倡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河江文明”史观（见1976年10月1日《每日新闻》）。伊藤先生认为，50年代以来，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构成了中国史前文明的新的文化系统。特别是1957年以来，位于长江北岸的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发现了同属于殷代中期的青铜器百件以上，同时也发现了铸造用的坩埚等。从所发掘的城郭与宫殿的遗址来看，其建筑技术与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应属同等水平。伊藤教授指出，长江之南的江西省青江吴城也发现殷中期遗址，有瓷器、彩陶多件，而近来又证明长江流域的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新石器文化分布又较为广泛。伊藤道治教授认为，由此可以断言，中国的史前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并不是为黄河流域所独占的，它应该包括与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互相交融，在一个比黄河流域广大得多的地区中发展，这表现了中国大陆新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伊藤道治教授认为；“把中国文明的源头称之为‘黄河文明’是过于狭窄了。应该取‘黄河’之‘河’及‘长江’之‘江’，改‘黄河文明’为‘河江文明’，这样可以更加接近中国大陆文明形成的实际。”
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见解！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著名的中国史学家贝冢茂树（1904～1988年）的响应。贝冢茂树教授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应该划定为由青铜器、宫殿遗址、原始文字所表现的殷代前期。而对于文明源头的理解，则应该特别注意到稻作地带的文化。”贝冢茂树教授的这一观点，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之再发现》（岩波书店刊）中，有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他特别强调了“从文化上看，大汶口文化与江南的青莲岗文化应该是属于同一系统。”从而明示了关于中国文明的源头存在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袤区域的观点。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