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喜欢，洪业总为杜甫设身处地着想，失去了一份作传人应与传主间保持的距离，汉学家一向认为这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瑕疵。

　　洪业实在太喜欢杜甫了。因为喜欢，所以特别能领会杜甫的诗文。也因为喜欢，总为杜甫设身处地着想，失去了一份作传人应与传主间保持的距离，汉学家一向认为这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瑕疵。

　　今年是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年年尾隆重推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中译本，原著是哈佛大学1952年出版的，作者洪业。今年6月2日的《上海书评》刊登了陈引驰的评介文章《杜甫传，就是一部“诗传”》。我不懂诗词，更不是史学家，这里仅对洪业作此书的来龙去脉做点交待，并谈些读后感。

　　说来惭愧，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写《洪业传》(哈佛大学，1987;台北联经，1992;北京大学，1995;商务印书馆，2012)的时候，洪业的学术论文我都囫囵吞枣地翻了一遍，惟独他用英文写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没读，只投机取巧地看了他送我的薄薄一本《我怎样写杜甫》(香港南天书局，1968)以及收在《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的《杜诗引得序》与《再说杜甫》。

　　此书是洪业唯一的学术专著，在洪业生命中占很大的分量，我在《洪业传》中硬着头皮作了些评论。当时为免闹笑话，曾请替此书写书评的德高望重的杨联陞先生过目，杨先生没有异议。洪业曾写过一首诗讥笑郭沫若，因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1971)中说杜甫拒绝做河西卫是不愿去穷乡僻壤，挑肥拣瘦，洪业说郭沫若把地理搞错了，其实杜甫时代河西县离京兆只五十公里。洪业臆想杜甫推辞的原因是该职位主要任务是杖打犯人。诗的头两句说：

　　少陵不作河西卫，总为凄凉恶榜苔。

　　何把近畿移远地，遽挥刀笔肆诛夷。

　　杨先生对我含笑补充了一点，说依唐朝规矩，河西卫本身也会受杖。

　　原著为何让我望而生畏呢?主要是洪业引了大量中文资料，而这些人名地名书名用英文字母音译，我翻了数页便如堕入迷魂阵，没法读下去。这本书不是没有汉字对照表，但美国学术书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汉字。洪业想了个法子，把一千多个中文名词排列成个表格，缩印成两页附录在第二册书后。这些蝇头小字非但难看得清，而且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对英语读者来说，阅读关于中国的文章最大的障碍就是难把人名弄清楚。我们怎么记得人名呢?主要靠各种联想。看到金圣叹这名字，马上就想起其他姓金的，同时觉得这名字好玩，叹息这种口腔动作怎么跟圣贤攀上关系?如果曾听说金圣叹是大学者，又死得那么壮烈，敬爱之心必油然而生;若读过他的诗文，更会感觉遇到老朋友一样，数页后再见这名字，必定知道是指同一个人。同样的，在英文书上读到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名字也会引发一连串联想。首先知道他大概是英国或美国人，取名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约翰，如是法国人会叫Jean，德国人会叫Johann，北欧叫Jan，南欧或拉丁美洲叫Juan。因mill是磨坊的意思，就揣测他祖先做这种生意;若曾听说他是自由派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对他就会肃然起敬或顿然心有戒备。可是金圣叹译成Chin Sheng-t'an 或Jin Shengtan就成了三个没意义的音节，面目模糊，不知高矮肥瘦，连男女都不可分辨。要是遇上一大堆四音不分用罗马字拼成的陌生中文名字，则容易赵钱孙李、张陈曾程都搅在一起，除非记忆性过人或原本对这些人物熟悉的读者，才看得懂。本人才疏学陋，唐代文学历史更是外行，看糊涂就不足奇了。

　　不料洪先生作此书过了一甲子后，隔代遇知音。曾祥波2008年访问威斯康辛大学，观览汉学著作时发现此书，立意把它译为中文，我才有能力卒读，颇有相见恨晚之叹。

　　洪业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了一系列参考书，把中国最重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地用现代眼光重新估评，加了标点符号重新校刊，并编引得(索引)，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很重要的里程碑。这系列中唯一纯文艺的作品是《杜诗引得》，而且是每字都有索引的“堪靠灯”(concordance)，这当然和洪业自己的爱好有关。

　　洪业十四岁时，父亲送他一本《杜诗镜铨》，说不但杜甫如何作诗可学，杜甫如何做人也可学。于是他把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和三十多篇文逐句读完，但觉得难懂，不如李白、白居易有趣。他父亲就告诉他：“读杜诗好像吃橄榄，时间愈长愈好，愈咀嚼愈有味。”洪业以后对人世的酸甜苦辣尝多了，对杜诗有了新的领会，便渐渐收罗杜集，发现有不少版本的问题、杜诗编排先后的问题和注释的问题。《杜诗引得》的长序是洪业自己写的，解决了许多这种问题。

　　杜甫的诗句终身伴随着洪业。1942年当他与邓之诚、张东荪、陆志韦、赵紫宸等燕京教授被日军关入监牢四个多月时，日夜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安禄山之乱时杜甫那些断肠语，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污人，狺狺国多狗”、“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有一次他在洗澡池旁与邓之诚相逢，邓问他有何感想，他慨然道：“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

　　洪业情绪激动时，杜甫的诗句往往脱口而出。他晚年致力于《史通》，要把每句的来历都找出来，以确定刘知几用了哪些书。我有一次问他进度如何，他说快好了，完成后就不做学问专心作诗，说：“作诗像生孩子一样，还没生出来很痛苦，一生出来就很痛快。杜甫有句‘新诗改罢自长吟’，我就喜欢这样。”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仲殊及徐苹芳到哈佛讲汉代出土文物，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差不多最早出国的学者。当时外子朗诺在哈佛执教，有数场讲演当翻译，我们请他们两位以及洪业吃晚饭。徐苹芳恰好带了洪业学生翁独健的信给他，洪业高兴极了，亲自下我们厨房做了一道他拿手的豆豉炒龙虾，又迫不及待地问某某人、某某人在“四人帮”时怎么样。两位远客或说自杀了，或说打入牛棚，或说还好没受干扰;但所问的人差不多都过世了。洪业叹说：“杜甫有句诗说‘访旧半为鬼’，我现在是‘相知多为鬼’。”他翌年八十七岁也去世了。

　　像我这样对中国文史有点根基的人还是看不下去，那么洪业这本英文书究竟写给谁看呢?我猜他此书本来是要用中文写的。

　　洪业在的“引论”里说他心目中的读者是非汉学专家的普通学者，说汉学家自然要从中文入手欣赏杜甫。不过他提出些新假说，有些汉学家也许会感兴趣，于是作了些注释放在第二册。然而，他在书前短短的“自叙”中，却有点抱怨完稿两年后才迟迟获得刊印，言下表示哈佛出版社本来怕普通学者看不懂，不太愿出此书，于是哈佛主持东亚教学的俄人叶理绥建议他把书分成两卷，第一本专讲杜甫的生平和著作，冗长的注释及其他枝枝叶叶全放在第二册，另行销售。“注释”分开销售的书可真罕有。

　　洪业写这本书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照“自叙”说，起因是他19[FS:Page]47至1948年在哈佛和耶鲁大学讲杜甫时，听者鼓励他写本书介绍这位中国诗人。如果洪业的动机仅仅为增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大可写一本很通俗的书。他年轻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完硕士后，曾数年以演讲为业，对象是美国普罗大众，异常成功。当时司徒雷登在北京海淀刚买了一块地，要为燕大建新校舍，正看中洪业轻易和各方人士沟通的能力，请他帮燕大在美国募款。我猜他写此书，有几成是希望在美国奠定他的学术地位，希望能在美国大学找到份工作。

　　洪业虽赞同共产党人人平等的理想，却反对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深知像他这样儒家信念根深蒂固的基督徒，在新政权下不会有立锥之地。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几乎没有汉学可言，除了些归国传教士子弟和哈佛燕京学社培养的几位年轻学人外，几乎没人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何况当时白人种族成见仍深，研究中国文化而能在美国大学立足的华人，大概只数赵元任和杨联陞。(我印象中连杨联陞在哈佛都有人微言轻之感，也许只有赵元任在加州大学觉得惬意。)洪业虽对创办哈佛燕京学社有功，又在欧洲汉学界颇有声誉，但没有博士学位，不久也知难而退，用退休金在哈佛附近买了栋房子，靠收房租和社会福利金过日子。

　　洪业开始写此书时可能针对美国普通学者，但开了头便情不自禁，半个世纪研究杜甫的心得倾盘而出。他对我说他“火候”够了，因他：第一，得利于钱谦益等前人的努力;第二，掌握了引得图表等工具;第三，参阅过西方学者的翻译讨论，这些外国学人虽因语言隔阂常犯可笑的错误，但因不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拘束，常有新的启发。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原著虽普通人没法卒读，但至今仍被欧美及日本研究杜甫的学者奉为圭臬。

　　正如洪业在“引论”说的，中国诗词和西方诗歌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篇幅短，代词和连接词总被省略，一两个词常代表一个典故，而典故后面是复杂的思考，像电报;我们若对诗人的处境和心情不了解就很难把诗看懂。偏偏杜甫生前不显达，他死后四十多年，沦为乞丐的孙子才把他的棺材运回家乡，请元稹写的墓志铭很简略且有错误。《旧唐书》说杜甫有集六十卷，杜甫死后二百七十年王洙为他校编全集的时候，只剩二十卷了。因此要了解杜甫的生平，只得按有限的文献和现存杜诗的内容，七拼八凑地重构。杜甫死后约三百年，知苏州的王琪因公库短缺，将家藏的《杜集》镂版印一万本全部卖光，可见北宋末杜诗已很受欢迎。后来竟出现不少伪杜诗，还有假托苏东坡做的伪杜诗注释，掺杂在各种杜集里，到清代才被钱谦益、仇兆鳌、蒲起龙等考证家纠正。洪先生掌握了唐代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的资料，大半生研读杜甫而素有考据癖的他，替我们爬梳了杜甫一生的事迹，为解读杜诗提供了无数可贵的线索。

　　我们都知道，杜甫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写新安吏捉人充军，“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夏天乘凉，则叨念当兵的连洗澡都成问题，“念彼荷戈氏，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是否能生还更难说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他写夔州负荆卖薪的女人，“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也写被丈夫遗弃的佳人，“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吹破，便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印象中的杜甫自己也很可怜，老带着穷酸味，“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然而洪业提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杜甫年轻时家庭很富裕，足足有能力让他衣轻裘策肥马到处观光和射猎。他虽没通过进士考试——可能因文章作得太晦涩——但父亲死了，他大可靠荫补方式做官，他却把特权让给了同父异母的弟弟。

　　洪业实在太喜欢杜甫了，我在《洪业传》中说他可能潜意识里把杜甫和自己心爱的父亲混为一体。因为喜欢杜甫，所以特别能领会杜甫的诗文。也因为他喜欢杜甫，总为杜甫设身处地着想，失去了一份作传人应与传主间保持的距离，汉学家一向认为这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瑕疵。

　　把莎士比亚、塞缪尔•约翰逊和马克•吐温的语言，转换为司马迁、顾炎武和鲁迅的语言，殊为不易。这是部巨大的工程。曾祥波把书中旁征博引浩瀚的材料，全追根溯源，让中国的人名官衔地名书名恢复原貌，有些洪业一笔带过的诗句则斟酌直接引述以便利读者;他又把原著第二册解释洪业创见的内容当脚注，而且以“译者按”的方式替读者解释一些西方资料。译者显然是位学问渊博对杜甫研究涉猎很深的学者，不然绝不能胜任。

　　译得很好，时有神来之笔，达到读来不觉得在看翻译文字的地步。只有几处不甚恰当，集中在前面的“引论”。如第8页interpretive guidance译为“就引言凡例论”，应是“帮助读者解读诗文方面”。洪业在“引论”里(套他在《我怎样写杜甫》的话说)打洋鬼，译者对他的所指有时也许不甚清楚，比较容易犯错，但往往只是语气轻重之别，无大碍。

　　译本附录了洪业1940年的《杜诗引得序》，1962年原在南洋商报登载的《我怎样写杜甫》;1974年清华学报刊登的《再说杜甫》，可谓囊括了洪业毕生研究杜甫的精华。

　　我提议普通读者由浅入深。先翻翻附录三白话写的《我怎样写杜甫》和附录四《再说杜甫》，了解洪业研究杜甫的经过以及他遇到的难题;再看书后曾祥波的“代译后记”和“补记”，知道译者对此书的态度以及现在看来洪业一些看法的不妥之处。方向搞定了，跳到第一章读起。这不是本可匆忙看完的书，而是放在枕边闲来拿起像嚼橄榄地读几段的书，或放在案头参考的书。

　　至于洪业打洋鬼的“引论”与他打汉鬼的附录二《杜诗引得序》，则可留给专家看，后者主要讨论各种版本。洪业做引得时只见到元代的残本，听说有北宋王琪的孤本尚在，但没看到。他虽对钱谦益的学问非常钦佩，但《序》里举了十个原因质疑钱谦益持有南宋“吴若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的《宋本杜工部集》出来了，是北宋王琪和南宋“吴若本”有刻的也有抄的残本，合起来配补而影印的。九十一岁的张元济作了篇长跋，内说：“近人之疑吴若本为乌有，而深讥虞山之作伪者，观此亦可冰释。”洪业在《我怎样写杜甫》里说：“高年劭德不忍明斥晚后，尤可感激。”他修改了先前一些看法，但仍觉得不老实的钱谦益有篡改之嫌。我们享受洪先生悉心做的“足够火候”的盛宴，没有必要一定到厨房观察，不是吗?

　　可惜中译本读者没法享受洪先生对个别杜诗的解读。中译本中杜诗自然用原文，但洪业英译时把杜甫省略的代词和连接词都补上了，又解释了诗里的典故或没有言明的内涵，这样一来，固然牺牲了原诗的韵味，却把意思说明白了。读者有机会有兴趣的话不妨把原著和中译本对照着看。中译本在每页的栏边空白处标明原著的页数，方便读者对照。对照着看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