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英文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1946年生于美国南方小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59年移居北方大城市巴尔的摩。宇文所安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诗歌，从此对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产生了终生兴趣。1968年获耶鲁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学士学位。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孟郊和韩愈的诗》。1972—1982年任教于耶鲁大学。1982—1984年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84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编著有关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论著十多部。其代表性的论著有：《初唐诗》（197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198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贾晋华译本，2004年三联书店版），《盛唐诗》（198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1992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贾晋华译本，2004年三联书店版），《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199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2005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引驰、陈磊译，田晓菲校本）《晚唐诗》、《传统中国诗与诗学》等；主编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抒情诗的生命力》（与林顺夫合编）；翻译有《文心雕龙》、《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等。写有关于美国学者《元明清诗选》、《待麟集（清代诗词选）的书评等数十篇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论文。另著有《追忆》，是一本尝试把英语散文（ｅｓｓａｙ）和中国式的感兴糅合起来的散文集。鉴于宇文所安在唐诗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1991年他人选“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AmerieanAeademyofArtsandseienees)院士，1994至1995年人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并获得“梅隆杰出成就奖”(MellonDistinguishedAehievementAwa记，2005)，成为美国唐诗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宇文所安赞赏有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美国汉学家是：“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见2007-04-04《南方人物周刊》电子版）

　　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情有独钟，他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剑桥中国文学史》这几本关于唐诗的专著作之中（其中最后一种也兼论唐传奇）。在唐诗研究中，他从一个纯粹西方人的视角，审视和解读中国古代文学，得出不少全新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从体例上看是遵照诗歌史的模式进行写作的，与中国学者自著的文学史、诗歌史相比，宇文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并无太多出入，诗人是大家都熟悉的诗人，诗也大多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诗，但与国内学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观察现象、运用资料、提出问题的角度。作为一个外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背景、出发点是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因此，他在研究中必然地带入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与当代西方文论思潮息息相关。正如他在三联版《初唐诗》之“致中国读者”中所说：“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

　　《初唐诗》作者自称此书“中国文学史试探”,“特殊的美”。这本研究初唐诗的著作,他的研究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历史考证法、历史源流法，社会分析法都不同，我们甚至难以给他独特研究方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既结合了东方人的感悟特质，又采纳了西方人的严密推理，还加入了一点想象力。《初唐诗》的最大特色，就是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但又十分重要的视角——宫廷诗。作者通过宫廷诗这一线索，对初唐时期近百年的诗歌发展作出了详尽的论述。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宫廷诗概说，宫廷诗的特点，宫廷诗的历史作用面。作者认为：宫廷诗不仅为后来的诗歌发展提供了形式、主题及诗体惯例，而且“宫廷诗还提供了同等价值的、宫廷诗时代之前大部分诗歌所缺乏的某种东西；它给了诗人控制力，这种与艺术保持距离的感觉使他得以将它看成艺术。只有保持这种距离，诗人才能避免简单地陈述诗意，学会将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蕴含在诗篇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宫廷诗本身所具有的严格的法则、典范的惯例以及与生俱来的保守性，成为了那些不肯轻易摒弃个性的诗人们所要努力超越的对象。从“四杰”到陈子昂，再到沈宋，无不以自己的努力与之抗争，使之改变。按照作者的看法，宫廷诗的贡献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整个唐诗，“李商隐之所以能够感到自己及同时代诗人写得更好，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正写着与初唐相同的诗歌。”这个结论自然可以商榷，但毕竟是一种以别于我们研究传统的“他者的眼光”。

　　《盛唐诗》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中国文学史断代分期的看法和革新。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批评家划分文学史时，往往用年号、朝代或者同一朝代的“初”、“中”、“晚”，如果这样单纯地按编年方式来界定，那么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切断了。于是宇文所安把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关于唐代的诗歌分类标准(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重新以“代”的概念来加以厘定。在这里,诗歌的代不只是历史的统一体,而且还是一种联系。他把盛唐诗人分为三代。上编九节讲述了盛唐肇始和第一代诗人，包括王维、孟浩然、李白等人；下编七节,讲述第二、三代诗人，包括岑参、杜甫等人。作者强调：不应以李杜总揽盛唐，而应以盛唐的文学特点去理解众多的天才,他提出“京都诗”一语,并分析其渊源、风格和流变。他认为王维与李白、杜甫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盛唐重要诗人中，只有杜甫在运用文学传统的严肃认真方面超过王维。”“第二代诗人”,比如岑参、杜甫、元结,他们主要沿袭了京城诗的传统。随后,安史之乱导致的文化创伤影响了诗作的数量和质量,再加上八世纪中叶的诗人一个接一个逝世,一种严格守旧的风格统治了京城诗,尽管钱起、戴叔伦、皇甫兄弟努力追随开元天宝的伟大诗人,但盛唐的“第三代”已无法再创辉煌,也无力摆脱陈旧诗风的束缚,逐渐走向衰落或者转向。至此,盛唐的三代诗人把开元的共同风格无变化地带入了九世纪。

　　《晚唐诗》以“元和主要诗人的去世，以及对他们的诗歌风格的明显抵制”作为晚唐[FS:Page]开端，认为这一“诗歌兴趣的反叛和重新定向的时刻”标志了一个时期的转变，以860年收尾，此后出现的大量诗歌出现只是“继续着我们所研究的诗歌传统”。在具体论述上，他主要择取了三类人物，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元和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诗人，再是以贾岛为代表的律诗巧匠及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忠实追随者，最末则是为人熟知的代表晚唐诗歌特点的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在《晚唐诗》中，宇文再一次从手抄本文化的角度强调文学史中的“文本流动性”问题。他举李商隐诗集编撰史为例：李涪在约成于公元十世纪初年的“刊误”中激烈批评李商隐：“商隐辞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这番激烈詈骂的背后是这样一则事实，李涪可能根本没有看到李商隐的全部诗歌。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李商隐小集，而这些诗作恰恰是按照李涪所谴责的特质——“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所编选出来的。直到宋代的杨亿耗费心力地搜集李商隐的诗作，我们才得以了解更全面一点的李商隐，虽然杨亿当时的定本也只是现在李集的三分之二。这则故事告诫我们，我们今日对于唐诗的了解其实只是偶然的产物，偶然的编选者出于偶然的口味进行编辑，最终偶然地为我们所见。与其说我们保留了什么，不如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丧失了什么。

　　宇文所安这种中国文学史观念在他承担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扬，并成为同行们的共识。这部完成于2009年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分为两大卷，宇文所安承担上卷，从上古一直写到十四世纪的明初，下卷由耶鲁大学孙康宜负责，从明中叶一直到2005年。其中承担上古部分的作者柯马丁（Martin　Kern）就一直从春秋、战国的金文写到西汉，他说如果不把西汉包括进去，他宁愿不写。因为他认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上古”文本都是经过西汉人编辑处理的，而且尽管经过了秦代，西汉的书写系统还是同以前一样，以简帛为主，技术也不是特别发达；我们以前一直在谈社会背景，但其实物质文化也很重要，到东汉开始有了纸，文字的传播途径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也是第一章“上古时期”到西汉结束的一个原因。第二章的作者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从东汉开始写到317年西晋灭亡，因为西晋时期的文学仍然处在东汉的世界中，尽管东汉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而到了东晋，则完全是一个新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用朝代来划分文学史才会有意义。田晓菲教授负责的第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去世（649年）。她将隋代和唐太宗时期看作北朝后期的遗绪，因为它们的文学和文化的确属于北朝的世界。宇文所安从武则天掌权写起，这是一个新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宋早期。宇文所安认为：“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有一种模式，他们一直在试图重复这种模式。断代的模式就是要讲述一种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其中很多事情都有了定论。对我来说，武后是个英雄，可她对很多人来说不是英雄。她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分配，如果不是她的话，天下肯定还是老样子。当唐太宗继承皇位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王朝将继续三百年，因为之前的北朝诸政权在几代之后都衰落了，太宗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担心。的确，唐朝到了第三代皇帝就开始衰落了，他的担心是对的。巧的是，改朝换代的恰好是个女人，而她的孩子仍旧继承了李姓，这才让唐代得以延续下去。如果是某个异姓大臣篡权，唐代那时就结束了。我不想批评中国的文学史，但我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描述太宗。如果用断代的方式，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你就看不到那种并存性；如果你把唐和之前的时期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北齐、北周到隋、唐，是一个较为一贯的世界。而武后把这一切都打断了，所以说到她的时代有了大转变”（盛韵《宇文所安谈文学史的写法》，见2009•3•8《上海书评》）。所以，他把武则天掌权作为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艾朗诺（Ronald Egan）撰写了北宋剩下的部分；傅君励（Michael A. Fuller）和林顺夫撰写了南宋部分；奚如谷（Stephen West）负责元代和明初部分。

　　在文学史断代上，宇文所安还有一个观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他认为“文学史是不稳定的，我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而学者们在书写文学史时，也应该有意识地从更多元的视角去体现当时文学的复杂情境。以前人都说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写了的话，那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啊，得花多少时间才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呀。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事实，早期中国是个口头传播的世界，从口述到书写的过程中就有许多不确定性。研究需要讲证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诗经》？有证据说明这其中是有问题的。当《毛诗》形成的时候，会说明一共有多少章，每一章有多少字，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注明？他们就是在试图让文本稳定下来”（（盛韵《宇文所安谈文学史的写法》）。宇文所安在他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一书的“三联版前言”里说到这一新的文学史断代方法带来的益处：“当我们改变文学史分期的语境，熟悉的文本也会带上新的重要性，我们也会注意到我们原本忽视了的东西。”就像“有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博物馆里的雕像的正面，我们可以看很长时间，可以看很多遍，直到我们认为我们已经非常了解这一雕像了。但是假使我们换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可能是不舒服的，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设计和期待的，但是，从这一角度，我们会看到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因素。我们感到惊异和兴奋。”

　　宇文所安的文学史意识日益强烈，他自称“每次重返，文学史都会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与其说因为我们掌握了更全面的细节，毋宁说因为我们带着更多的疑问。在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文章中，他已经强调“我们实际上拥有的不是两个时刻——过去的真面目和现在，而是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过程，这些中介过程联系起了过去和现在”（南方周末记者王寅，见2007-04-04《南方人物周刊》电子版）。一旦意识到我们拥有的材料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前人选择和定型的，也就不能随意认为自己的结论多么确定。相反，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始终应该“史中有史”。文学史著作不是文学名家集锦图，亦非文学英雄排行榜，必须写出文学的历史衍变，不同时期文学美学观念的互动，揭示出导致不同文本的诞生、改变与消亡的背后原因以及今人又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身的兴趣和利益悄然更动了文学史。

　　他还对对民国时期重写文学史很有兴趣。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人们在说到‘传统中国’的时候，这个‘传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物，这造成了现代人看传统的中国有个固定的意象—[FS:Page]—单一和单调。如果能够恢复古代的历史性，还原古代中国的历史语境，这样就能让人看到更多不同的形象，让人们知道不再是铁板一块的简单的古代中国”。（同上）

　　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宇文所安还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及其理论译介给西方世界，翻译有《文心雕龙》，并对乔纳森•查维斯翻译的《元明清诗选》，罗郁正、威廉•舒威霖翻译的《待麟集》（清代诗词选）进行评介。其中《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共选取先秦至清代的以诗歌为主的各类作品以600余首，1200余页,并“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了所有翻译任务”（宇文所安《盛唐诗•序言》）。其中唐代共选诗206首，约占全书规模的三分之一，体现了宇文所安一贯以唐诗研究为主的传统。与柳无忌、罗郁正编选的经典大型中国文学选本《葵晔集》相比，《中国文学选集》虽然在规模上有所不及，但是由于后者是宇文氏独力翻译，更能保持译文的连贯性。宇文所安的翻译精到，对不熟悉唐诗的英语世界的读者而言，该书“译文脍炙人口，易于接受”因此该书被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评为1997年度杰出译作，并被美国多所著名学府列为研治唐代诗歌的必读书目。

　　在对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Chaves)翻译的《元明清诗选》以及罗郁正、威廉•舒威霖翻译的《待麟集》（清代诗词选）评价中，不是就事论事评价两书翻译中的得失，而是把两书置于中国诗歌史接受史的宏观框架中,探讨诗歌选集出现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中国古代诗歌诗人诗作太多，读者读诗不能穷尽，研究者亦不愿放弃有价值的诗歌，这样一来,必然出现取其精华的诗歌选集。然后，作者分析了唐、宋、近古三个时期的选诗标准,尤其详细探讨了近古诗的无标准问题。并对唐诗、宋诗、近古诗的不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中还详细介绍中国大陆古典诗歌选集的出版概况，指出选集存在着选取标准问题。透露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状况的熟悉和掌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译介，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建立在相当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上。他认为，文学传统就好像神话里的宝盒：你把其中宝藏给予越多的人，你就会同时拥有更多别人的宝藏。但是，假如你想把这个宝盒锁起来，说“是我一个人的！”那么，它就只是一个空盒。宇文所安把译者视为“文学经纪人”。他认为，在国际文学界，语言的差异导致了不平等的文化权力的问题，对欧美读者来说，中国古典诗歌非常需要一位代言人。宇文所安曾把国家本土文化比作食廊里出售的食品，若想在全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国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国家色彩。”（转引自朱易安、马伟《论宇文所安的唐诗译介》，《中比较文学》2008年1期）唐诗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粹，在中国文化迈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宇文所安的翻译观念和翻译策略，给我们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启示:外译中时，既不能过度归化，也不能对原文照抄照搬，使译文估屈警牙中译外时在保证对外国读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归化的译法，最大限度地传达汉语的语言文化特质。只有立足于全球主义语境之下，综合运用归化、异化的译法，才能真正传达汉民族文学文化的精髓，使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

　　在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中，也包括对中国古典诗歌诗歌理论的研究。他翻译有《文心雕龙》，他的《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是一部中国古典诗歌文论选介，是由作者的讲稿整理而成，于1992年刊于坎布里奇。内容从《毛诗大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到唐代司空图《诗品》，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一直到清代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旨在以要籍选介方式为中国文论勾勒出发展脉络。书末所附“基本术语汇编”，对中国古典文论常用术语如“意境”、“镜像”“风骨” 50余种进行简释和辨析，起一种工具书作用。

　　宇文所安作为一位哈佛的比较文学教授，他对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同异以及如何进行比较也给我们许多启迪。他认为：作为一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从郭绍虞这一代学者开始的，也就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郭绍虞研究文学批评史的最初动机，是考虑到批评史研究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而这又受到了英国史家书写英国文学史的影响。但是要知道，即使是欧洲，文学史这个领域当时也只有大约50年的历史，也是一个新兴学科。如果你看《四库全书》中所搜罗的属于“诗文评”的范围，也比郭绍虞考虑到的要狭窄得多。郭绍虞对这个学科范围的设想，主要受到欧洲文学批评史观念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批评这一范畴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它是服务于现代性之需要的后设建构。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进行所谓的中西比较时，人们往往把中国古典时期包括六朝、唐宋或者18世纪以前的著作，与黑格尔的著作进行比较，而黑格尔的著作却产生在19世纪。如果我们真的想进行比较，最好把欧洲从古代到1770年左右的批评著作考虑为一个整体。我们一般把1780年称为“现代”的开端。随着“现代性”的展开，现代世界发生了巨变，与古代世界完全不同了，进行比较非常困难。如果你把文艺复兴的文学批评拿来与中国文学批评进行比较，尽管两者的差别很大，但是，两者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如果你把中国古代文论拿来与18、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相比，那根本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西方的古代世界与中国古代世界的相似性会多一些（程相占《与宇文所安先生的一次学术对话》，见《江苏大学学报》2010•3）

　　宇文所安性乐烟酒，心好诗歌，喜俳谐，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常说搞不清自己是个汉化的胡人还是胡化的汉人，“宇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安”出自《论语》“察其所安”，所以这也是一个胡汉结合的名字。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情有独钟，每当茶余饭后、工作之余，喜欢捧读吟诵王维、李白的诗句，达到一种忘我之境，每每说到兴起，他就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唐诗，找到要解读的原诗，用汉语大声朗读起来。哈佛大学规定不能在室内吸烟，但是宇文所安却是例外，校方不仅默许，而且给他装了排风扇。手执烟斗的宇文所安振振有词：医生说烟斗比烟叶的危害要小。他喜欢唐诗，却愿选择活在南宋，因为“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南方周末记者王寅，见2007-04-04《南方人物周刊》电子版）。他的父亲曾担心他以中国诗为职业，无法谋生。宇文所安曾自嘲说，自己后来竟能够自食其力，“实属侥幸”。友人曾戏称他是为唐诗而活着的美国人。他却自称是“唐诗王国的异乡人”“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