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汉学家中，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尤为引人瞩目。它具有多重身份和多种爱好：外交官、汉学家、收藏家、诗人、小说家、音乐家等等，而且每种身份都做得很出色：作为外交官，通晓荷、英、法、印、德、中、阿拉伯、日、藏文、梵文等十五种语言文字，在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海牙、东京、重庆、南京、大马士革等多国领事馆任职；作为汉学家，终生痴迷中国传统文化，写了《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两本奇书，竟成为中国性学的开山之作。他一生情牵中国　娶了位中国的大家闺秀作为妻子，养成中国文人的生活习惯：平时在家经常穿宽松的袍子，喝中国茶，弹古琴；他会写文言文，时与中国朋友写诗酬唱，互赠书法；像中国文人一样，有字、号。字为“笑忘”，寓“笑忘百虑”之意；号“芝台”是书斋曰“中和琴室”。娶了位中国妻子后，又把书斋改名为“吟月庵”。这些渗透着儒文化的字号、书斋名称，体现了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倾心向往；他甚至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祖国，说话、写文章，经常说“吾华”，“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如何如何。以至他的夫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作为作家，他写过二十多本狄仁杰侦探小说，使公元八世纪这位中国断案高手，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闻名于欧美，至今仍在畅销，并多次拍成影视剧；作为音乐家，师从古琴大师叶诗梦，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名流组成“天风琴社”，并撰写《琴道》，把各种琴学著述、古琴乐谱等中国古琴艺术介绍给西方。他欣赏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意，在家养了长臂猿，甚至还写过一本《长臂猿考》，更为特别的是在书末还附有一张唱片，录有猿啼声，可谓是“有声书”。如此广泛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使许多海外汉学家乃至中国的国学专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对高罗佩这位儒雅、多才能的荷兰汉学家有个精当的概括：“作为个人，高氏最特异处，尚不在其中国知识的博洽，而在其中国文化素养的全面。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能说汉语未必能写中文，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不仅非任何汉学家所能及，在现代中国人之中亦属罕有。而且，他身为西国官员，下笔每称‘吾华’如何，开口即道‘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之类，更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若有继陈垣而作《现代西洋人华化考》者，自不可无此公也。”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高罗佩是他到中国后起的名字。他1910年出生于荷兰祖芬，幼年时曾随父亲在荷属东印度住了9年，1923年回到荷兰。小时候，家中有个中国花瓶，上面的中国文字使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16岁时，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1929年，他进入当时荷兰的汉学中心莱顿大学学习中文与法律，同时系统地学习中文。1933年，他进入乌得勒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东方历史文化。25岁时他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此时已初露端倪。

　　1935年，高罗佩从乌得勒支大学毕业后，到荷兰外交界供职。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先后供职于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等的领事机构。抗战期间，他来到中国的重庆，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那时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中国学者、名流荟萃之地，于右任、冯玉祥、徐悲鸿、郭沫若、沈尹默等中外文化人云集，外交官的身份使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触这些名流，与他们共书丹青或宴饮酬唱，为他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重庆，他与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结为终生伴侣。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沉迷，高罗佩一心想找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女子终身为伴。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任一秘时，他爱上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水世芳生于1912年，祖籍苏北阜宁，在北京长大中学在北京慕贞女子中学就读，这是京城一所知名的女校。从慕贞毕业时正逢中日战争，所以水世芳先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在齐鲁大学修完历史社会学学位。1943年，高罗佩与水世芳在重庆结为终生伴侣，一生共育有三子一女。有趣的是两人一共结了“两次”婚。一次是按中国的传统举行，一次是按西方的传统举行。这在当时也成为一种美谈。婚礼期间，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学路相近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1967年，高罗佩身罹癌症病逝于海牙，年仅五十七岁。高罗佩病逝后，水世芳仍保持中国人习性，一次与国内友人接触时，这位中国友人惊奇地发现：这位在西方生活多年的女士中国口音居然几十年没变，仍保留着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国语”语法和极软的一种标准音调。这位搞语言学的朋友甚至要求录下几卷带子保存。他们的子女中长子威廉也继承其父的中国情结，现任荷兰莱顿博物馆馆长，该馆专门收藏如南京马桶之类的中国民俗文物。

　　高罗佩的中国文人式儒雅和才华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他精通中国琴艺。他曾说自己“癖嗜音乐，雅好古琴”。他聘请中国琴师叶诗梦首先指导自己弹奏古琴曲《高山流水》，因为他认为“贵国琴理渊静，欲抚此操，必心有高山流水，方悟得妙趣和奥秘。”可见他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领悟，演奏时也很投入：弹琴时，神情专注，摇头晃脑，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样。他还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专门从事中国琴艺研究。1943年年中秋节，高罗佩与美国东方学者艾维廉博士等社会名流聚会，在嘉陵江边鼓琴弄瑟，引吭高歌，当时新闻报道称：“此次雅集，堪称抗战时期华夏文化绚丽异彩的一次弘扬，是文人的盛会。”高罗佩在操弄琴艺的同时，还认真研究中国琴文化。高罗佩在追寻中国琴学东传日本的踪迹时，发现明末清初有一位旅日僧人，法号东皋，在日本琴史上很有影响，也许是把中国琴学传入日本的第一人，而其名字却绝少出现在中国史籍中。随后他用了整整7年时间遍访名刹古寺、博物馆院，共获得禅师遗著遗物300余件，辑成《东皋新越禅师全集》，原拟于1941年付梓，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流产。1944年，他在重庆出版了《东皋禅师集刊》，成为中国佛学史补缺之作。1940年，他花费大量心血写成英文专著《琴道》一书，由日本上智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