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7年2月13日，大正王朝睦仁天皇即位，第二年1月3日，宣布“王政复古”，令德川幕府长德川庆喜辞官纳地，随后又进行征讨。5月3日，江户投降，10月23日，改元“明治”。历时250多年的江户时代结束，明治时代开始。关于“明治维新”史学上讲述很多，这里只想强调的是：这场深刻的政治制度变革不仅使日本向西方靠拢，而且也使学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汉学”从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渐后退，最后形成汉学、国学（日本学）、西洋学三学并立的地位；儒学开始退出政治舞台，回归学者身份，真正成为学问家。

　　当然，这场变化的前奏实际上从江户时代即已开始：历时250多年的江户时代文学思想有个渐变的过程：一方面，日本汉学的巨大影响仍在发酵，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仍是日本文化的主流，但批判中国文化的暗流已开始涌动，体现日人审美价值的日本“国学”已开始萌生，并逐步创造了独特的“和歌”和日语文章理论。中国文学理论由奈良－平安时代的主流地位，逐渐变成江户时代的折中融合，到了明治时期，这种折中融合变成了汉学家也开始分化：一部分开始转变知识结构，接受西学，学习用西方文艺观来进行阅读和创作，要将“汉学”改变成体现日本民族意识和美学观念的“东洋学”；另一部分则固守传统文艺观，拒绝改变知识结构的汉学家则被称为“腐儒”，从而导致激烈的思想冲突。明治初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激进学生驱赶“腐儒”呼吁改学“东洋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巨大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延续近千年传统的汉学“训读”方法也开始腹背受敌：一方面，十七世纪开始的中文日译使日本社会逐渐认识到汉语读音的独立存在，随着日本汉学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训读方法逐渐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乡下学问”；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日语言文一致运动的发展，训读与日语的差距越来越大，汉学这门艰深的学问越来越被边缘化，终于从日本主流文化的代表变成外国文学的一个学科，在许多大学中附属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学，延续近千年“汉学”终于在“明治维新”所掀起的改革巨浪中倾覆。

　　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以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为中心的“东方学”开始建立。正如明治初期其它的文化现象一样，日本的东方学也是在西方的启发下产生的。东京和京都的东方学创始者均有很好的传统汉学功底，又都有一定的西方近代学术教养，因而形成与江户末期日本汉学家不同的知识结构，近代意义的东方学和中国学就是从这两个学术中心起步的，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其中又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学为主。只不过比起江户时代文化中心的东京来说，京都的中国学家更多的摆脱了传统汉学的影响，这也就是日本学者所说的“江户汉学京都支那学”的原因所在。当时“东方学”的代表人物服部宇之吉、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与传统汉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既有很好的传统汉学功底，又深受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影响，关注异域社会和异质文明，有着较新的西方眼光和较为深厚的西方学养，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汉学和支那学。“支那学”的创立者狩野直喜，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1900年至1903年在中国留学，他受过严格的传统汉学训练，同时又精通中文、英文、法文，既了解传统日本汉学的弱点，又具备建立新学术框架的知识准备。在他关于建立“支那学”的两篇著名论文《关于支那学的研究目的》和《关于支那研究》中，他一方面批评传统汉学只攻经史子集而无视中国社会的通病，意识到传统汉学的局限而力主以“支那学”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他毕竟是在传统汉学教养中长大的，因此对传统汉学的古典修养乃至“训读”均持温和态度。在他本人学术中始终保持支那学和汉学的两面性，例如他在研究中国古典戏曲时，就用“训读”法读曲辞，用中文口语读台词和其它部分，又对剧本的社会背景、风俗民情进行法国学术的“科学性”（即“实证性”）研究。这种过渡性的特征反映着“支那学”或“东方学”的创造者们试图通过革新改造将传统汉学引入近代轨道，这是他们回应西方文明的一种独特方式。狩野直喜以后，这种学术分化更为明显，他的两个学生盐谷温和青木正儿即是两种典型：盐谷温代表着狩野直喜与汉学难以割舍的一面，他将翻译注释元曲经典看的比本人著述更为重要，在译本上耗费的心血占去他学术生涯的主要部分。他的这种治学思想也影响到他的弟子，如跟随他将《西厢记》翻译成日语歌译本的内田泉之助（1892－？）也是专门从事中国古典诗文和唐传奇的译介工作。青木正儿则代表狩野直喜“支那学”的变革思想。他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就是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概念的戏剧学史。作者从南北曲的起源和分歧论起，追流溯源，一直讨论到昆曲的昌盛和在清代的衰落，内中有相当多的戏剧理论分析和史的框架。青木正儿以后，京都大学形成了一个以研究“支那学术史”为己任的学术团队，包括吉川幸次郎、矢志高、田中谦二、滨一卫、岩城秀夫等。其中以吉川幸次郎影响最大。吉川幸次郎本人是个中国通，曾在中国留学，专攻中国古代文学。为人喜着中式长衫而不穿西装和服，七言和五言汉诗也写得很好。其代表作《元杂剧研究》清楚的显示了他从狩野支那学中继承的学术立场，始终作为一个日本人来研究中国，始终把中国古典文学作为“支那学”的一个内涵来研究。清水茂则是吉川幸次郎的高徒，曾被吉川派往香港师从饶宗颐学习中国古典诗词，也是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继狩野直喜——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之后的末代汉学宗师。

　　清水茂：1925年12月8日出生，2008年2月3日去世，享年83岁。京都府人，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士，师从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任同大学院助教授、教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东方学会京都分会会长。1989年退休。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国诗文论薮》、《语文学》、《中国目录学》等，翻译注释有《唐宋八大家散文》、《韩愈》、《王安石》、《水浒传》、《顾炎武集》、《书经》、《春秋》等。

　　日本学者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往往对研究对象较为专一，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言，很少像西方学者那样同时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社会，但在界定的学术领域内，学术眼光却十分宽泛，研究手段也十分多样。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同时注重中国古代历史哲学、语言文字，以及训诂、考据、版本，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并重，文史兼通，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