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无休止的宫廷政变中自得其乐地玩了许久的"大唐"政权，与普通民众其实相当隔膜。只有当李氏政权被异族的叛乱者闹得快要维持不住时，才想起去打出一张民族主义的牌子，以便谋求人数最多的汉族民众的支持。但由此却从社会的中层（至于下层，依然无关）唤起了一批读书人，他们也许真诚地相信权力冲突的性质是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认为召唤华夏先圣的儒家之道可以挽救眼前快要崩溃糜烂的帝国。或许也们并未预料到，这样的努力恰恰促成汉唐型征服帝国的瓦解，而使中国走向宋明型的民族国家。但更未料到的是，他们的后人会对那个令他们伤心的时代充满梦想，会化几百年时间去虚构一个无比强大富裕、灿烂辉煌、华丽浪漫的"盛唐"，来满足莫名其妙的虛荣之心。在宋人严厉地贬斥唐人"不识道"后，诗歌批评史的话锋突然一转，以"盛唐"为不可企及之顶峰的观点越来越拥有听众，乃至于"诗必盛唐"成为"盛唐神话"的一个突出标志。时至今日，无论读者怎样地被韩昌黎激发，被白居易感动，被李长吉震撼，被李义山吸引，仍会毫不犹豫地相信：王维、李白、杜甫比他们写得更好！很难理解我们怎会对这种无法比较的高下之感如此深信不疑，最大的理由也许是："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的李白本身就是"盛唐神话"的象征。

　　"诗必盛唐"的影响力也越出国界，到达了处在"中国崇拜"时代的日本。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成为江户时代最流行的诗歌选本。与中国最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一样，这个选本也没有收录一首李长吉的诗，一片秋风鬼雨从神话世界被放逐出去，自也不难理解。不过他们也许没有忘记，真正教会他们写作汉诗的不是神仙般的李白、圣人般的杜甫或菩萨般的王维，而是已经视"盛唐"为昨天的白居易，以及根本不是唐人的苏东坡。他们当然不需要"盛唐神话"，一旦走出了"中国崇拜"的阶段，便发现"中唐"的意义比所谓"盛唐"远为重大，认为那是东亚世界从"中世"走向"近世"的转折点--这便是"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变论"，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而仍是日本汉学的标志性成就。内藤的下一代吉川幸次郎改变了老师的侵华立场，壁立千仞地抗拒军国主义，而使京都大学的"中国学"能在战后发扬光大。然后，他们当然没有因"文革"而中断，所以京大的学风代代相承，重视"中唐"的特点在目前主持中国文学教席的川合康三教授身上，依然显著。1990年，他与筑波大学松本肇教授共同发起成立"中唐文学会"，到去年为止，出版了十三期《中唐文学会报》。1999年，他个人的21篇论文结集出版，名《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汇录了他二十多年中唐文学研究的成果。

　　在《文学的变容一一中唐文学的特质》这篇纲领性的论文中，川合康三教授指出中唐文学的核心是试图打破"经汉魏六朝而完成于盛唐的古典文学的规范"，"过去根本不能进入文学的现实、感情，现在都纳入了文学作品，拓展了文学所承载的领域"。这即给许多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了辨识破解的角度，比如元和诗坛为何能并立以韩、孟为代表的险怪诗风及以元、白为代表的浅切诗风。《终南山的变容--由盛唐到中唐》則从作为风景的终南山在诗歌描绘中的变化，揭示出唐以前诗人共有的安定、瞬间把握全体的世界观在中唐的解体，导致诗人们只能在"个人的经验、知觉的基础上去领会对象"，中唐文学向个体方向的深刻转变便根源于此。从选取文学谱系中的某个细节人手，深入开掘，得出具有宏观性的结论，是川合教授所擅长的论述风格，这不仅得益于他良好的理论思辨能力，而且与他出众的艺术领悟力密不可分，后者使他能坚持以"文学"的立场看待诗文作品，而不像大多数古代文学论文处理的那样，仅仅视之为文献资料。作者的这一优长在作家的个案研究中表现更为突出。如《韩愈诗中的几个人物形象》从韩愈对身边几位怪异人物侧重不同的描写，透彻分析韩愈自身笃行"古"道、拒绝因袭、奔放不羁的精神追求。《初入长安的白居易--喧噪与闲适》以白诗为依据，展现了白居易从早年滞留长安时的感觉不适，到从中获得闲适，并恢复了能在长安居住的自我的精神历程。表明闲适一直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存在于其老年所作的闲适诗中。韩愈、白居易都是已被人反复论说的对象，川合教授能从平常易见的文本中细读出如此多的心得，可见功力非同一般。

　　作为"京都学派"的传人，川合教授正是以探讨中唐文学的新变，来印证"唐宋变革"的真实存在。读过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的人，定会觉得两者之间血脉贯通。一个学术流派具有如此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不能不令人感慨。这本论文集视角新颖，论述细致，颇多独到见解，此次翻译出版对中国学界定会产生有益的启示。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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