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遗憾的是，在人文学科内，没有哪个重要理论范式是首先从中国研究里发展出来、然后应用于其他文明的研究的。因此，我们对中国文学下过的一切论断，不是仅限于中国文学，就是基于从其他文学研究里进口的理论。

    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开幕仪式上，笔者采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他是德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学习汉语，之后在科隆大学取得汉学（Sinology）博士学位，主攻早期中国文本与文献。在美国研究任教多年，柯马丁详述了欧洲和美国的汉学研究路径差异，以及东西方学术彼此面临的问题，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介绍早期汉学的书籍中，我们会发现欧洲早期汉学家最先是传教士，后来有商人、探险家、情报人员，可以说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那么当下的特征是什么？

　　柯马丁：你提到的是欧洲早期汉学传统的例子，后来汉学发展成了真正的学术课题和职业。但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也不是所有的汉学家一开始就从事学术工作，比如不少英美汉学大家是从二战中做翻译起步的，后来才成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现在西方的汉学研究一般集中在高校的东亚系和历史系，是专门学科，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然而即使有了这种发展，中国和海外的学术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差异。很明显，我们有不同学术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同学科历史之间的差别，不同语言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之间的差别，对全球的中国研究现状的熟悉程度的差别，以及我们处理研究对象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别。

　　老实说，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不管身在中国还是西方，都会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不幸的是，我们也常常陷入奇怪的叙事。在西方，有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坚持认为，为了理解一个国家（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人们不需要关于其文化的任何知识，只需要总体的、抽象的、普适性的理论模型即可。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极其不负责任。虽然这主要是社会科学的情况，但人文领域一样有理论的问题。人文学科的理论领域内，作为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我们似乎总是接受但很少给予。遗憾的是，在人文学科内，没有哪个重要理论范式是首先从中国研究里发展出来、然后应用于其他文明的研究的。因此，我们对中国文学下过的一切论断，不是仅限于中国文学，就是基于从其他文学研究里进口的理论。

　　另一方面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大学里的中文系，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反的叙事，即中国文化例外论（Chinese exceptionalism）。这种叙事包含了一些观点，比如运用在研究其他文明上的方法和观念不适用于中国文明研究，学习中国古典文献的唯一途径是中国传统的方法……这也就暗示着，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做到最好。这种观念体现最强的领域是早期中国研究（early China，自周至汉），我们面对的是许多新的出土文献。

　　与此观念相关的是新“信古派”的出现，与其说它是学术观点，不如说它是政治观点。“信古”思维不仅要打败前辈“疑古派”的模式，也是要拒斥受到西方文本批判思潮影响的中国学术模式。新信古派背后是民族主义，他们要证明作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的中国也有着优越的古老文化根基，坚持文化例外论，拒绝非中国模式的阐释方式。这样具有缺陷的叙事基本上有一种防线性的意味。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承认它有一定的价值和道理。比如，信古派对于之前的殖民主义框架下的非中国视角的历史书写略有纠偏作用。然而，真正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再次推动批判性思维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听从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对本国历史阐释权的要求。我们没有理由退回到批判理论之前。

　　其实在现实中，我们根本不需要自设防线。人们时常忽略一种事实，那就是西方汉学家其实十分热衷于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并在国际舞台上论证其重要性。我的德国同事、慕尼黑大学的叶翰教授（Hans van Ess）曾经说过，汉学家的定义就是“中国的朋友”。对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来说，承认中华文明对于理解世界文明的重要性，也正是对我们自己职业的认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西方学界将欧洲之外的古代文明研究贬低为满足个人爱好的恋古癖，比如德国学界讥之为“兰花学”，以兰花美丽而无用。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利用这种诋毁，成功地挤掉了古代中国学研究的职业岗位，或是将这些岗位变成他们自己的。

　　这真是一派胡言，但很不幸，它获得了成功。结果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中，比如德国学院里就不再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职。我作为德国人，对此深感羞愧，因为歌德早在1827年就说过：“民族文学现在已是无意义的术语；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努力加快它的到来。”众所周知，歌德是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后说了这番话，他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了与他熟悉的欧洲文学的许多相似点。那么对中国和西方来说，我们都是世界公民，重新受到歌德两百年前发出的“世界文学”的召唤。我们应拒绝无知的政治。

　　但同时，我们也应拒绝文化例外论的政治。我们要理解一个基本事实：外国汉学家是无法通过推销中国文化例外论而使古代中国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一分子。那些认为我们无法从其他文明的研究中学习的人，应该明白这样的论调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也意味着中国研究对其他领域没有贡献。在中国之外，这将意味着汉学自身的终点。

　　除了汉学的时代特征，您觉得汉学有区域特征吗？有没有所谓美国汉学、法国汉学、德国汉学的区别？

　　柯马丁：汉学的区域性很有意思，我参与撰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宇文所安、孙康宜编）有十七位撰稿人，其中只有一位来自欧洲学院，贺麦晓（Michel Hockx）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撰写的是现代文学的部分。其他所有的撰稿人全部来自美国大学, 包括我这样在欧洲或者中国受教育的人，现在成了美国汉学的一部分。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情况那样，现在整个欧洲学院体制里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职非常之少。相比之下，普林斯顿大学里有三个正教授职位，哈佛大学里有四个，等等。所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由老牌欧洲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几乎全是由在美国任教的学者写作。

　　还有正好相反的情况：我正在跟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系的毕鹗（Wolfgang Behr）和牛津大学的麦笛（Dirk Meyer）一起编辑一本出土文献工具书，书名翻成中文是《早期中国手写文献：文本、背景及方法论》（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Texts, Contexts, Methods），主要是介绍研究中国出土文献的理论和方法。除了华盛顿大学的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和密歇根大学的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以外，这本书的撰稿人基本上全是欧洲学者，包括来自法国、匈牙利、德国、瑞士、英国的学者，还有几位在美国任教的欧洲学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欧洲的学术里有相当强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德国尤其如此。所以编出土文献方面的书，如果找美国学者，结果肯定不一样。这是不同的学术传统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