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1916年12月21日 诞生于美国麻州波士顿东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4年哈佛大学深造,1938年毕业。1940年哈佛教育学院求学并获硕士学位。1942年入伍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9月到驻扎于华盛顿地区的美国通信兵情报部门工作。1945年委派到日本工作。1946年从部队服役归。以老兵照顾故再度进哈佛深造,攻读博士学位,转向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1950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史华慈掌握语言有12种,为英语、希伯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俄语、拉丁语、中文以及Yiddish。 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学术负责人。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常务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亚洲协会1979-1980年度主席。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成就赢得美国学术界的尊重,影响直逼“中国学之父”费正清。1998年1月,被授予美国历史学会“学者荣誉奖”,这是美国历史协会给予资深历史学家的最高荣誉。次年,也即1999年11月14日,因病与世长逝,享年82岁。迄今为止,他的中国学遗产受到美国、中国和世界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对此的研究兴趣方兴未艾。

    史华慈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

    史华慈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与费正清等学者合作编选);《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196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及其他问题》(China and Other Maters)等,1996年哈佛大学出版。

    史华慈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对美国中共党史的开创意义的研究。他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展开对中共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的崛起》是他这一学术研究的代表作。这部包括有14章的专著,主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其有影响的重要观点,就是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道路不一样,毛泽东的革命战略不是向莫斯科靠拢,中国人的胜利是靠自己打出来的。他不同意当时所谓中国人的革命受苏联人指使的说法。他在这本著作中写道,我的研究的结论就是,“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并不是按照莫斯科的轨道设计的,甚至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当这样的战略确定的时候,莫斯科的思想还被认为是极其神圣的”。史华慈在当时所撰写的这本著作中还分析说: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会有如此复杂关系的原因,在于其很不一样的历史因素。他写道,正如“传承于其不同的历史因素一样,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会影响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进程。”

    史华慈关于中国不是莫斯科传声筒的意见, 是在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讲的,也是当时美国人中颇流行中国共产党受制于苏联控制的假设的情况下提出的。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分析很不容易。现在,这个分析已被证明是有识见的理论探索和政治预见。史华慈的这一研究,实际上也为当时的美国提供了对中国革命观察的最新分析和理论咨询。1949年新中国成立,很多西方人士有所准备,但总的说,还是对她缺乏了解,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认识不充分。甚至觉得无法预计其对整个东方乃至世界的影响。史华慈的研究有助此方面危机情况的舒缓。拉铁摩尔、韦慕庭等有影响的中国学家都撰写书评,认为史华慈的著作对认识这个东方大国的革命是有益的,也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

    史华慈所以得出这样与众不同的见解,涉及其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特别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原本的阅读和研究,强调从文本中探求对历史真实面貌的看法。他对道听途说的东西从不轻信,凡事自己思考。 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很可以看出他的这一研究特点。这本书由他和康瑞特 ? 布兰特(Conrad Brandt)、费正清等学者共同主编。收集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50年的40套重要文件。史华慈等学者在文集的引言中强调,对中国问题研究,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注意原始文本的研究。引言道,美国对中国革命估计有错误,所以有错误,在于了解的情况不实在。引言说,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介绍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但他们对实质性的历史事实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道。引言说,缺乏对中国革命基本事实了解的美国,又隔膜甚远,怎么会不犯错误?引言说,文集编辑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当局和研究者能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引言说:我们知道的情况应该与希腊戏剧中演员和合唱相似,“能够揭示实际的革命过程中的某些情况,领导人的计划和目的,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战术和组织方法,一直到他们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引言确定的这一研究方法,很快为学术界关注。有关评论当时就指出:“建立于最近中国发展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对于我们是多么地重要。”《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对于我们理解共产党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这部著作的引言、鸣谢词、结论,都没有说明引言具体是出自三位主编中谁的手笔,但据笔者了解,史华慈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史华慈一贯的学术观点,贯穿一生的研究方法。他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结论,也不轻易跟随什么思潮,“他的最大特点就是相信文本,主张啃文本,从文本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他的研究往往有突破性成功的原因也在这里” 他的一些学生在研究中也很注意老师的这一方法。 史华慈的这一思想和方法,在晚年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中有更实在的阐述。是书引言强调:“在文本和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辨证的互动关系,因而任何解释的真诚的努力,都必然包含对于文本本身的深切关注”,他说,“我们必须仔细斟酌我们对于原始文本的理解,对于文本的关注反过来又必定会引起对于文本所由以出现的环境的关注。”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的引言写道,纯粹从美国人的观点出发很难理解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的具体情况出发又不是这样,然而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的任何进展又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这番话说明了史华慈等学者编撰文献的基本出发点。史华慈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研究问题,体现了他的撰述背景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学术成果时应该注意的。

    《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出版后的又一本重要论著。收集了他本人从1954年到1967年间发表的论文,包括了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化、毛泽东思想等系列问题的研究。主要篇章有《中苏争论的若干问题》、《中国人的理想和美国人的政策》、《现代化和毛主义者的理想》等。诚然,史华慈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会有很多原则点的不同,但史华慈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解说,说明了美国有影响学者对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和治国方略的看法,而这种了解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必要的,尽管都已成为历史。美国学术界认为这本著作代表了当时西方思想史专家和汉学家的水准,体现了这方面研究的具体进展,是西方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和见证。 关于意识形态,史华慈曾经说过,意识形态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学说和指导政策的目标,而这些思想和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大半生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史华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至少有两点意义:首先,他的研究是面向世界的,是从我们所无法企及的角度研究和介绍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其二,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海外对中国意识形态研究的研究从来是认真的,他是身体力行研究中共意识形态的学者。  

    如果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史华慈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比较多考虑的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战略和中苏关系前景;那么,60年代中叶开始,史华慈的相当部分注意力转向对中国现代化和中美关系思考。大概是在1966年初春,史华慈就比较多地介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思考。当时,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的处理上陷入僵局,全国反战声浪日高。史华慈的主张是:解决越南问题的背景是亚洲问题,亚洲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势所必然,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确实日益巨大。为此,他曾提出一些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建议。他认为应该增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他还指出在亚洲既和中国友好又和美国有关系的重要国家应该是巴基斯坦。史华慈当时的建议引起美国国会以及有关咨询机构的重视。史华慈中美关系的很多文章在这样特定背景下撰就,与改善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进程紧密结合。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他都写过文章。他还与很多政界和学术界朋友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他是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首批成员。

    为了推进中国问题的研究,史华慈还为进入中国的实地访问和考察做积极努力的争取工作。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他大概是最早进入中国实地访问的中国学家之一。还是在1975年夏,就圆了这个访问华夏之梦。当时中美虽已建交,但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交流还不十分方便。史华慈实现这一访问的路径也颇有曲折趣事。1981年,他再次来中国,这次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邀请做专题访问的。史华慈每次到中国来总要走很多地方,随看随记。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所谓匣书自随,了解山川利弊形势,史华慈作为异乡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颇有这番情志。

    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史华慈中国问题研究又一重要领域。他所撰写的代表作有《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1964年出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哈佛大学1985年出版。他还有《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e Value),1985年由亚里桑那大学出版。这是应邀到亚里桑那州立大学作的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国文化----东方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由田浩整理出版。田浩在序中说,这本书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尽管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仍然反响热烈。田浩强调这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其重申云:“史华慈这两个学术报告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阐述”,“卓具世界眼光。”此外,他还主编过《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rth Movement),197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史华慈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起步相当早,而不是一般所以为的开始于60年代。据笔者了解,还是在少年时代就读拉丁学校时,他就表现出对思想研究的兴趣。 1938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学士论文就是法国学者帕斯卡尔的研究。 二战胜利后,他一度到日本工作,他研究过日本的思想史和印度的佛教。所以在1946年从日本回来重新上哈佛大学时,他的第一个志愿还是思想史。在费正清的影响下,他选择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对中国思想史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早的例证是,1951年下半年,他在哈佛开设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课程。系列讲座共12讲,从严复、林纾、梁启超、章太炎讲到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思想家。这也许是美国相当早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列讲座。1957年,他撰成《中国思想史:初步的反思》,这是他对思想史的一次重要反思。 1959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的论文《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点》,刊载于倪德卫、芮沃寿主编的《儒教在行动中》的专著中。这是美国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会议的学术论文专集,撰写论文的学者还有列文森、倪德卫、狄百瑞等。论文显示了史华慈对儒家思想研究的浓厚兴趣和功力。所有这些努力,说明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由来已久。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就是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对近代学者的研究切入的。第一个成功的作品就是《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这本著作揭示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史华慈对严复的翻译工作审慎地解读,认为严复在认识西方近代化经验和向自己的祖国阐释方面做了有成效的工作,严复并结合其分析了中国贫困衰落的原因。他甚至发现斯宾塞对自己思想内部的逻辑的理解有时还不如他的中文翻译者。史华慈向西方学界介绍了这位启蒙思想家探寻西方富强原因的艰辛努力。

    为什么史华慈一开始的思想史的研究是从近代人物做起?他曾谈及这方面的想法。他说,至60年代,自己对历史兴趣的天平,正倾向于地区思想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探讨。他说,严复是世纪之交西方思想的伟大传播者和翻译者。严复带着他的时代问题和对西方思想的看法,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一直到共产党人获得政权,这些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中都有重大影响。 他在向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提出课题申请时,阐述了这样的想法。他的这一研究目的显然是达到了。 诚然,他当时实际上还强调了另一层深刻的思考,那就是出于比较研究的考虑。他写道,“哈佛的教学迫使我要关注现代日本历史的研究,并且也已经导致我从比较的视角去看中国的发展,包括观察现代印度”。史华慈说,他试图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学术,包括日本、印度相应情况下的中国近代问题。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沟通和阐述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思想经验。在史华慈看来,中西文化虽然不同质,但跨文化的理解是可能的。这本书完成后,路易斯? 哈茨请缨作序。哈茨着重谈到,假如史华慈仅仅展示一块异国土地对一个人的明显影响,仅仅尽职地记录这种远距离的思想交流,“效果也许不会是这样。”他说,史华慈的这本书不是对“影响”的研究,而是“真正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其所涉及,“比我们原有的看法更宽更广”,“向西方思想中一些为人熟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这是史华慈对严复成功研究的很关键突破,实际上也贯穿了他后半生学术道路的重要理念和方法。

    如果说,史华慈一开始的思想史研究是从近代入手的,那么,接下来,史华慈的研究就开始向上下两头延伸。向现代延伸的这头是先出成果的,当然也相对简单,这就是他主编的《五四运动的思考》,一个会议的论文集,着重于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思考了。 史华慈对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观点集中在他撰写的引言中。他认为迄今为止还难以估量五四运动所产生的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

    不过,史华慈没有将这段思想史作为他研究的重点。他化大精力投入的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他一生中国学研究、思想史研究的闪光的顶点。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展示了他中国思想史研究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史华慈何以将自己的最后一步,放在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探讨上?这也要追溯到1965年的一个思想考虑。这是他的一个课题申请报告。史华慈说,在开了几年中国思想史课程后,越来感兴趣于中国思想史探讨,并希望写一本总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阐释性专著。证实有这样的中国思想史,它是活跃变化、新颖而又影响社会的发展。

    史华慈这部著作大体实现了20年前拟定的方案。对早期周代思想、孔子、墨子、道家、孟子、荀子、法家、阴阳家等逐一研究。他的学生田浩对这本书的内容和特点有较实在的解说。 认为《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史华慈几十年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史华慈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在史华慈看来,他说,有的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史华慈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

    田浩十分了解自己的老师,他的简略阐述所蕴涵的意义是深刻的。至少,他强调了史华慈所清理和研究的古代中国思想的非凡的努力。确实令很多中外的学者折服。正如《美国历史评论》的书评所说的,这是一本经过多年研究、思考和反思的著作,所做的翻译和琢磨的工夫是巨大的。“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研究,也将是我们以后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它会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所有历史学家都将认真看待这本专著。” 田浩所强调的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的问题,点到史华慈研究的一个要害处。史华慈在书的引言中就这样说,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已摒弃“西方冲击论”。他们不再认为在西方冲击来临之前,中国是沉默、静止和“无历史”的;中国“有创造性的”时期不是短暂的,“传统中国”后来的若干世纪内,“中国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内在变化的趋势”。 作为史华慈的学生,田浩的阐述,还准确地强调了老师一贯的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史华慈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也确实重申了这一思路。《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引言着重地说明:“当人们从整个文化取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情景的层面上时,跨文化的比较就会变得极其激动人心和启发性”,“真理往往存在于精细的差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X文化和Y文化的全球性概括之中。”1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以其卓越的成果,获得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学会詹姆斯 ? 亨利 ? 布里斯底特奖,以及爱默生奖等多项学术大奖。这都是美国历史学系统的特殊奖项。

    从中国学到对人类文明比较研究

    杜维明说过,史华慈是美国少有的几位大师级的思想家之一。史华慈夫人也说,中国研究不是史华慈学术研究的全部。 如果有机会遨游史华慈的学术王国,会体会到这些说法的道理。史华慈的学术见解,确实涉及对人类文明、人类文化异同、人文关怀等问题的思考。这是史华慈晚年经常深思的问题,其出发点和基础是中国学,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研究的升华,是史华慈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理念。所以对史华慈的研究,这会是很重要的一块,核心部分。

    史华慈在大学时代研究帕斯卡尔,大学毕业后曾经研究过日本的佛教,1964年完成对严复的研究后,又转向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深入思考,1966年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对古代中国思想研究的课题申请。1968年,他基本上形成了对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大思路。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他1968年1月写的题为《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的论文。这篇未发表的论文,实际上是影响史华慈一生学术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观念,赞同雅斯贝斯所提出的公元前800-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是人类轴心时期,人们至今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几乎同时在相互隔绝的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 不过他更强调“轴心时代”理论所体现的人类文化的比较意义。他强调对“轴心时代”发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认为那些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智力以及伦理发展感兴趣的学者尤其应该多注意研究。他认为只有发掘出有意义的核心问题或主题时,此类探讨才会有价值。他在文中强调,在某一时期,当所有的更高级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变得不可避免时,对于这样一个时期——某些基本范畴决定了这些文化以后的整体发展——的思考,就成了高度相关的课题了。即便是许多人都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反映了对“轴心时代”所衍变的趋势彻底违背,这种违背本身也只有和这些趋势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   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出于对人类总体文明的反思和比较,而且蕴涵对现实生活的深层关注和考虑。他所以把“轴心时代”改称为“超越的时代”,也是为突出它的比较意义。当时,史华慈还建议召开关于轴心时代的研讨会。1972年9月和1973年9月,美国艺术与科学杂志编委会分别在罗马和威尼斯举行了两次关于轴心时代研究的专题研讨会,1975年春季《美国艺术与科学杂志》还出版了关于“轴心时代”的研究专辑。这一专辑发表了史华慈《超越的时代》(The Age of Transcendence)和《中国古代的超越》(Transcendence in Ancient China)两篇论文。通过这两篇论文,史华慈将他对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研究的全面思考公诸于众。

    1990年,柯文和戈德曼教授主编的《穿越文化的思想》,强调了史华慈的中国学理念,他说在史华慈看来,中国问题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事实上,这一研究的标志性实践,是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编撰。从1966年提出课题设想到1985年《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完成出版,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进行了将近20年的努力,作了非凡的探讨,从而也深入了对人类文明的理解和比较思考。他关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的新见解,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引言”中有进一步阐述。1985年出版的这部著作的“引言”强调,公元前一千年的时期内,确实出现了某些“有创造力的少数人”。通过反思的、批判的以及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超越的”途径,把他们本身和他们所处的文明联系了起来。他写道,无论是印度的《奥义书》、佛教、耆那教,还是犹太教、希腊哲学和中国儒家、道家和墨家兴起,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以及出现了新的积极的视野和通见”。《诗经》中发现的那种追问力和超越能力,“也许有着更为古老得多的根源。” 引言强调,轴心期出现的思想运动直接、间接地塑造了所有这些文化随后的历史。轴心期时代所奠定的问题情境以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到此后更高级文明的人类文化史。   他强调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共同取向问题,当人们从整个文化取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情境的层面时,跨文化的比较会变得极其激动人心和富于启发性。人们也由此找到“建立普遍人类话语的可能和希望。”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作为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精深研究和对人类文明的比较探讨的重要著作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关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书评在世界很多学术杂志出现。英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所发表的法国学者列维(Jean Levi)的书评 认为,这是一个杰出的研究,标志传统的大哲学研究的复兴,所提出的问题超越了中华帝国早期的时空框架。列维写道,史华慈试图对人类文明卓越成就进行研究,并由此把握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东西。墨子刻的一篇书评(载《美国亚洲评论》杂志1986年4期 )探讨了史华慈研究的深远的学术意义。他认为,曾有一批才华卓著的学者代表了哈佛大学学术造诣的最高理想,转变了中国研究的面貌,史华慈、费正清、杨联陞处于这批学者的中心。他认为费正清的主要作用在于组织、推动,杨联陞的作用在于把二十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传统中成熟健康的成分(如训诂治史)引进海外汉学研究,史华慈的贡献则在于发挥哈佛大学汉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引导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在一个更广阔的思想视野中进行,使研究向广度、深度和精密度发展。与费正清、杨联陞相比,“它是一种更无形,但可能更加深远的影响。”这两个评论,一个谈的是史华慈研究对人类文明研究的宏大视野和抱负,一个谈的是史华慈何以成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的新领军,实际上把史华慈及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准确地勾勒出来,涉及了核心价值及其意义。

    史华慈晚年很注意自己学术道路和方法的反思。1988年,他在一篇文中这样写道:“我的特殊的中国学研究给我这样的西方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即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探索文化历史的经验,而这是研究一种非西方的文明。在同意人文主义者坚持的要将以往人类的经验运用于今天社会的同时,我自然要反对那种文化沙文主义,因为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变得很狭窄,脑子里考虑的只是‘西方遗产'。没有什么比全人类的比较研究做得更少的事了,而现在这些正在得到改善。” 这段话是他对自己治史道路的新探索。意思很清楚,中国学是他学术研究的根据地,也是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最终目的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他明确自己对文化沙文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立场,主张西方学者要改变自己的学术偏见,加强对非西方文明的研究。史华慈是在《哈佛大学1938届同学录50周年纪念集》中写下这样的感言的,也是他第一次发表这样内容的学术感言。这一感言表明,他的中国学研究和人类文明比较研究探讨的辨证关系思路的进一步明确。

    在此基础上,他还把中国学看作是哈佛大学全球视野的基础和“全球主义”认识的基础。1996年,在费正清中心成立40周年的座谈会上,谈了这方面的想法。他说人们喜欢谈论“全球主义”、“地球村意识”,但“全球主义”必须从非常个体的研究开始。哈佛所具有的“全球”视野,是从费正清创设的“中国学”开始的。史华慈说,你不可能见到一个中国人不是以一种特定的文化面目出现,没有任何一种超级的结构可凌驾在不同文化之上。“全球主义”恰恰是要求各种文化的理论尽可能地发展自己,同时交叉、互动出更普遍的意义来。历史不是因此终结,而是变得更复杂、更有意义了。   在这一阐述中,史华慈进一步明确了他关于中国学和人类文明比较研究辨证关系的看法。哈佛大学是世界学术研究执牛耳者,所谓哈佛的“全球”视野来自于费正清创设的“中国学”和中国学是“全球主义”认识的基础的论述,实际上是对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意义、社会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确认。   这是他对中国学研究和人类文明比较研究探讨辨证关系的又一次重要阐述。

    1968年,史华慈在其关于轴心时代的首篇文章中,谈到过他的这一研究还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他当时就提出:许多人都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反映了对轴心时代所衍变的趋势彻底违背,这种违背本身也只有和历史趋势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这一思想在其晚年显得尤为激烈。

    1999年2月,他在题为《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比较文化》的论文中,谈到物质水平提高和人文素质下降问题。他认为,面对世界文明高度发展和社会伦理道德丧失的现实,人文关怀有重大意义。即使在全球资讯时代,这样的人文关怀也至关重要,“甚至可能使其中一些问题更形迫切。”他写道,“希伯莱先知、中国士大夫和希腊哲者不仅关心经济分配,同时也关注物质和社会技术发展造成富者愈富、权贵愈强的不良后果。”他强调,人类集中精力於科技经济理性化过程所展现的惊人能力是前人未能预见的,但也没有转移对非经济问题的关注。史华慈强调,一直确信有一些跨越文化的、普遍的人类关怀。 这里的所谓“普遍的人类关怀”,实际上是他比较文化研究所考虑的终极问题,也是他所以研究的出发点。

    初看起来,史华慈的对人类前途忧虑的思想和中国学没有直接关系,但只有联系到他一生治学的出发点就不难理解了。在史华慈的晚年,对这一问题的思虑尤其迫切。几乎所有哈佛的学者,凡是与他有接触的,都知道史华慈的晚年,天天痛心疾首的,就是世界文明高度发展和社会伦理道德丧失的现实。他的临终遗文尤其阐述了这一想法。也许他已经觉察到将不久于人世,他的《中国与当今千禧年--—太阳底下的新鲜事》(China and Contemporary Millenarianism—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文中,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重要文明都做了深刻研讨以后,强调了在物质文明特别丰裕的千禧之交面遇的严重问题。他强调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意义——多少年来人类文明所思考的问题,不是科技和经济发展所能包办取代,东西方社会普遍面临这样的严峻事实。作为中国学大师的史华慈,用这样的文章作为他的人生谢幕之作是意味深长的。

    在对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和人类文明研究过程作约略回顾后,可以对他的这样两个问题及其整个学术道路做一个简短描述。

    (1)史华慈一生学术以中国学研究为基础,人类文明研究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和人类文明比较研究是不可忽缺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互为仲伯。没有中国学研究为基础,他的人类文明比较研究不会有这么深的根基;没有人类文明研究的宏观视野,他的中国学研究也不会有这样不同寻常的定位。史华慈的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在他的中国学研究之树上发展;对史华慈中国学的了解,离不开对他的人类文明比较研究的认识。在史华慈的认识体系中,中国学是他个人的人类文明比较研究的智库,是哈佛大学全球视野的基础,也是对“全球主义”考察的重要的文化依据。

    (2)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可以划为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经世致用阶段,一个是学理深究阶段。所谓经世阶段,就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经世目的。大致上讲,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的主体是这样,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研究中苏中美关系等,目的也十分明确,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决策和咨询依据。70年代后,这方面情况有转化,中国学研究的学理研究含量越来越占重要地位。可以认为,在他确定要研究轴心时代以后,整个中国学在转向,转到以中国学为基础并探究轴心文明的内涵及其历史影响,从中国学出发研究世界的文明进程。这时的中国学确实成了他对世界文明研究的智库、窗口和实验室。史华慈说哈佛的“全球视野”是从对中国的研究开始的,个中的有些道理也在此。

    (3)史华慈的人类文明比较探讨包括这样几个重要方面:其一,对轴心文明的探讨。人类是否存在轴心发展期,他们怎样发展、怎样影响后世更高级的文明。其二,对人类文明共同点的探讨。人类发展有没有共同点或相通点,东方语言能否准确表达西方思维?东西方文化不同质,可否跨文化理解?其三,人类摆脱困境问题的探讨。这里所说的困境,根据临终遗文,有宗教情节,但其更多的考虑在于----人类在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增长时代是否一切遂心?非科技经济的人文因素在社会大发展的文明时代有否意义?其四,“西方中心论”批判问题。如何关注非西方文明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东方如中国是否长期为沉默、静止的社会,是否在“西方冲击”下才发展?诸如此类的情况告诉我们,准确理解史华慈的中国学,不能忽视他的这些宏观思考。

    (4)史华慈学术经历、知识结构和中国学成就问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几个关节点:其一,史华慈掌握12国语言,这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做到的,而他的中国学和人类文明的研究是以此为基础的。其二,犹太人身份问题。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坚持对犹太经典的研究(每个星期都坚持犹太经典的阅读)。又熟谙儒学、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所以对世界主要宗教与文明都有研究。其三,强调比较的方法,跨学科、多学科的方法,不能单打一。他一辈子的学术都很注意之。其四,坚持原始文本阅读,坚持从原始文本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确切脉络。这些都造成他学术研究的不同凡响,造成他有远见的洞察。其五,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论深刻理解和把握,对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全面把握和理解。他对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强调这样的思想,也是他一生所身体力行者。      

    史华慈是美国中国学有影响的大师级人物,他的中国学成就已经在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界造成很大影响。他又是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所以对他的研究,不仅是对他个人研究的需要,也是我们对整个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需要,了解其研究的方法、理念和进程。这对我们自己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我们对世界文明的总体研究。诚然,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会有这样或那样与我们有距离的见解和观点,包括一些中国学者不能接受的不合理阐述。但只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份来自西方的重要学术遗产。

    (文章原载《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史学研究网》转载2006-2-16)

    ----------------

    附:《史华慈学谱》后记

    《史华慈学谱》终于出版问世了,我的久久不安的心也终于落地了。

    也许有人会问,你是做中国史学研究的,怎么突然去写一个外国学者的学谱?这问题很自然,也是我想作一个说明的。2000年,我拿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应裴宜理教授的邀请,来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中心访问期间,恰值史华慈教授去世不久,我发现那里的教授、学生都对史华慈教授有一种特殊的敬重,这使我好奇,也使我形成了研究史华慈教授的念头。当我提出这样的考虑的时候,中心主任裴宜理教授给予热情支持,史华慈夫人本尼?史华慈也表示同意,哈佛大学档案馆遂向我开放了史华慈的学术档案。

    当我接触了史华慈的学术档案,马上被它的惊人的丰富的内容所吸引,我发现已经进入了一个了解美国中国学的大富矿。在这个富矿和资料库里,不仅有史华慈本人几乎全部论文和著作的收藏,还有他的教案、书信、学术札记,各种会议通知、纪要。档案里还有关于他本人的各种媒体报道资料。资料有近二十大箱,每一箱子又有成百近千的便条、信笺。从时间上看,基本上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从空间上看,这些资料不仅来自美国各地,还来有来自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大都与史华慈有关。我确实很高兴、我觉得,如果处理和研究好这些资料,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史华慈中国学研究的一生,反映美国中国学近半个世纪的历程。

    艰苦的阅读开始了。我大概是以一年的时间读完了全部的资料,边看、边记录。一年里,春夏秋冬,我都挎着电脑包到档案馆,记得书包带也断过三次。中午,在馆里吃点面包、磕在桌上打个小盹,继续工作。等到完成任务回国时,我已经做了数百页的学谱长编。在此期间,哈佛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热情支持了我的工作。哈佛是个很大的学校,图书馆和各类档案馆百多个,我所在的总馆有时会有很多阅读人员,但有时人也不多,少的时候就我一人。波士顿冬天长,多雪,有时候踩着很深的雪去那里,从早到晚,就我一个人,即便这样,馆里的职员照样很敬业地工作,暖空调开得足足的,令我感佩。档案馆的哈雷?P.霍尔顿教授及其很多职员都热心帮助过我。

    我决定对史华慈的研究分两步走,先是做一个学术谱略,然后再做传记研究。用编年体的形式做年谱或学谱,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做法,在西方大概不多。但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做。首先是条件具备,这样详实的资料,如果不编起来,实在可惜;其次,用东方人的治史传统和方法编一本西方人的传略,不也很有意思吗?这样的中西结合何不尝试一下?我想,谱牒学在中国很有一段历史了,中国著名学都有年谱或学谱,既然这里有条件,何不编一本西方学者的学谱呢?

    在哈佛阶段的工作,我应该感谢的学者很多。

    首先是裴宜理教授,当时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她对我的想法十分支持。在她的支持下,我访问哈佛档案馆的计划得以批准。在我的初步的谱略完成的时候,她仔细地审阅,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没有她的热情而坚决的帮助,我再好的想法也难以实现。裴宜理教授的果断、干练的工作风格令我钦佩。她一任期满后,费正清中心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孔飞力教授还亲自朗诵了一首诗,肯定她对费正清研究中心发展的贡献。

    史华慈夫人也十分支持我的这一研究,她同意哈佛档案馆这一文件的开放。她还接受了我对她的访问,介绍了史华慈的生平和学术生活。她强调史华慈是一个喜欢不断深入思考问题的人,他的哲学理念使他平等地对待他所遇见的所有人。她认为史华慈的中国研究是以人类文明为背景的,中国研究是他人类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史华慈的寓所十分简朴,客厅里安放了夫妇俩从中国、印度等世界各地携回的纪念品。史华慈夫人深情地向我介绍了这些纪念品的来历。

    柯文教授也对我的这一研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他是我当时访问哈佛大学的推荐人。他对我的史华慈学谱的编写的想法很支持,他认为这是很意思的尝试。他向我介绍了史华慈的情况,他希望我读一下他和戈德曼教授主编的《穿越文化的思想》这本著作,这是史华慈的学生们庆贺老师的论文集粹。他说在史华慈看来,中国问题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他还向我提供了史华慈编写《中国及其它》时的一份重要资料。

    杜维明教授也是我这次研究中的非常重要的支持者。我查阅史华慈档案的后期资助来自燕京学社。杜先生还接受了我对他的访问,谈了史华慈的学术特点。他强调史华慈学术研究的宗教学背景。他认为像史华慈这样,对世界上基督教、儒学、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多个重要宗教和学说都有研究的人是不多的。他对人类很多问题的考虑立足点很高,视野也很宽,有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他认为史华慈是美国最好的一、两位重要的思想家。

    麦克法夸尔教授也接受了我的访问,他当时是哈佛大学政治系主任,是史华慈一生的挚友。他帮我解决了史华慈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疑惑。1975年,史华慈曾经作为美国自然科学家代表团成员去中国访问,他说,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还没开放对美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访问,而他本人又非常期待有机会去中国,目击所思考过的一切。他说,他1980年又有机会去,但因为不能携带夫人,放弃了。一直到1981年,他再次成行,这次得以和夫人同行,主请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同奇先生也是那时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位。他对史华慈的研究很执着,这在美国学术界大概也很少有。他读史华慈的著作,有点“韦编三绝”的精神。我到他家时,看到他的这些书几乎翻烂了。每次和他谈话,都会有大启发。他一直向我强调,史华慈对中国和人类文明问题思考非常深刻,想得很远,现在真正了解他思想的人还不是很多,而这些是现在中国很需要有研究的。“西方不亮东方亮”,我们对史华慈的研究不妨先走一步。

    李欧梵教授也向我谈了他对史华慈的看法。他认为费正清和史华慈都是伟大的学者,但两人所处的背景不一样;他认为史华慈所思考的很多问题更深刻,都是这个时代所应该关注的一些大问题。他希望我注意史华慈的研究方法问题,尤其是史华慈对文本研究强调的一贯思想。他说史华慈从来独立思考,从来不跟风,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是深入研究文本所做的结论,也往往被历史证明是有预见的。

    默尔 戈德曼教授一直是费正清中心的重要人员,她的丈夫马歇尔 戈德曼也是史华慈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两家一直保持很友好的关系。我拜见戈德曼教授时,向她呈交了刚出版的她和柯文教授主编的《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Fairbank Remembered),这是关于费正清的回忆录的中文本,我和复旦大学金光耀等学者合作翻译的,她很高兴接受了这一中文翻译本。戈德曼教授对于我的研究也十分支持,介绍了她所了解的史华慈。

    回国以后的几年里,我着重搜集了与史华慈研究有关的学术资料和论文。史华慈的每一本著作出版,美国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书评。有些书评相当深刻,使我难忘。墨子刻评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文章(《美国亚洲评论》杂志1986年4期 )认为,多年来有一批才华卓著的学者,代表了哈佛大学学术造诣的最高理想,转变了美国中国研究的面貌,史华慈和费正清、杨联陞一起处于这批学者的中心。如果说费正清的作用主要在于组织、推动,杨联陞的作用在于把二十世纪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传统中较成熟健康的成分(如训诂治史)引进海外汉学研究,史华慈的贡献则在于发挥哈佛大学汉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引导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在一个比较广阔的思想视野中进行,使研究向广度、深度和精密度发展。所以史华慈的影响与费正清、杨联陞相比,是一种更无形,但可能更加深远的影响。法国学者列维(Jean Levi)在关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书评(载英国《中国季刊》1988年3月号 )中认为,这是一本关于从商到中华帝国建立时期的中国思想发展的杰出研究,标志着传统大哲学研究的复兴。这本著作所提出的问题超越了中华帝国早期的时空框架,是对雅斯贝斯所提出的伟大文明创立时期少数人们角色作用的一种回应。他说,史华慈的主要思想在于,通过对这样社会的人类文明的卓越成就的特点研究,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住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东西。

    这些年里,像墨子刻、列维这样的对史华慈著作的评论文章我还收集了不少。学者们入木三分的评价使我加深对史华慈学术思想的认识,增进我做好史华慈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决心。

    因为工作和教学的繁忙,一直到今年,我才又重新开始学谱的撰写工作,因为“史华慈与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我在原来学谱长编的基础上工作,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大体完成了现在的这本著作。编著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微恙而小住医院。但由于学谱编纂任务紧,不得不坚持了工作。也许病房里打吊针敲电脑的情况很罕见,但我又不能不这样,没有后路了。护士问起,就说是在玩电脑。这成了这本书编纂过程中的一个很搞笑的经历。

    在新一轮的编纂工作中,我试图使整个学谱体现这样的特点:一是,史华慈一生的学术发展经历,勾勒出他从早年的求学到晚年的整个学术发展过程,如何从当代中国研究转向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以及如何走向对人类文明的比较研究。二是,试图通过对他的历史的记述,透现哈佛大学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中国学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历程,他们所召开的会议、出版的著作、重大的学术活动。三是,通过学谱的记录,也反映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大势,其传统汉学的研究和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史华慈所收到的来自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的会议通知及其所描述的主旨,再清楚不过地勾勒了这样的历史轨迹。他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和他所收到的很多学者的新著作,体现了美国中国学的最新动态和学术前沿。其四,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从学谱中可以看出,史华慈是中美关系改变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在这些关键的时候,美国政府和政策制定人充分注意到中国学家在改变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史华慈为美国政府新的对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咨询意见。学谱表明,史华慈在中美学术交流方面,是很积极的实践者。其五,史华慈的不凡的教育家的生涯。档案中有大量史华慈的上课教案、教学计划、教学提纲乃至考试方案,还有各种课程参考书目。这些资料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连续几十年。史华慈的课程和演讲深受欢迎,他对研究生的指导也循循善诱。他对学生的指导都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和深刻认识。他的桃李满天下,很多成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带头人。

    我在档案中发现了史华慈对他的朋友、同事、学生的学术研究的评论,这些评论散见在各种记录中。在我看来,将这些评论综合起来,是关于美国中国学学科前沿的主要课题、方法、特点和领军人物的重要分析。他对一些学术新人的评价十分精当和有预见性,已经得到时间的证明。他对美国中国学的总体情况与特点烂熟于胸。但也许这些资料在若干年后问世会更好,当忍痛割爱。

    在这一年的研究中,也是我们开展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比较好的时期。在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学校又成立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学校安排了专项经费来推动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我要衷心感谢张济顺教授对学校海外中国学研究和我个人研究的亲切关怀和帮助,感谢俞立中教授等学校领导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和鼓励;感谢余伟民教授、胡逢祥教授等历史系领导对我们学术研究的一再支持;感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研室、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及其创新团队诸位教授和朋友的全面合作。在这样气顺人和的氛围下,我终于完成了全部学谱的编纂。在学谱编纂的后阶段,博士生高勇协助了工作,他帮助翻译了一些资料。小高是外语系教师,专攻英语翻译。龚咏梅博士访美期间,也继续帮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姜进教授对拙著的英文书名也提了重要建议。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许纪霖教授也主编了《史华慈论中国》论文集,收集了史华慈研究中国的重要论文。他也向我提供了一些我所没有收集到的论文,一并衷心谢忱。

    应我的请求,柯文教授仔细审读了这本学谱,提出了重要的修改建议。现在的文本是在听取了他的意见的基础上重新改定的。他还对文本中的英文内容做了仔细核对,指出了我书写中的粗心和疏误。应我的请求,裴宜理教授协助我联系了哈佛大学档案馆。由于程序上的关系,她曾多次地将这一问题提交对方讨论,费了很大的周折。我非常感谢裴宜理教授这次非常珍贵的支持和帮助!现任费正清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也起了关键作用,专门致谢哈佛档案馆同意我对这些档案资料的摘录、引用和出版。哈佛大学档案馆Megan Sniffin-Marinoff 给予拙著出版的最后决定和允诺,当特别鸣谢。

    应我的请求,柯文教授、戈德曼教授、麦克法夸尔教授还同意他们发表在《中国季刊》的《纪念史华慈》一文章刊载在拙著上。柯文教授还特地征求了《中国季刊》(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同意。罗斯?珀尔格里尼(Ruth Pellegrini)代表林达?尼可力(Linda Nicol)发出了这一授权函。柯文教授、戈德曼教授、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这篇文章刊载于《中国季刊》2000年3月号(第161期)。

    还要着重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张晓敏先生和总编办秦志华先生、以及编辑余岚、李纳女士。当我接到哈佛方面同意可以出版的信件后,离“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间很短了。张社长调集了精兵强将处理编务,加班加点,让这本著作按时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对于上海辞书出版社这样的特别支持,我禁不住要向他们深深鞠躬鸣谢。

    当然,我还要向我心爱的夫人林雪仙致深切地谢意。她了解我编纂这本著作的全过程。在波士顿,她陪伴我,帮我处理各种后勤;回国后,为了保证我的研究,她又包揽了全部家务。这部书的成功的一半来自于她无私的配合帮助。

    由于我的了解和学识有限,也由于时间上的匆促,这本著作会有不足之处。我想说明的是,拙著所有资料的选择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肯定会有处理上的欠当,由我个人承担责任。

    史华慈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这里所引用的资料,是我所携回资料的一部分,还有相当的资料没有用进去。我深知,一些材料的展示还需要时间。但我会继续做下去,我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完成史华慈研究的专著。“窥一斑而知全豹”,我深信史华慈研究对了解美国中国学史的价值和意义。

    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对它的学科建设也任重道远。作为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工作者做这样的研究,我坚持它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意义。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应该充分关注海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研究,关注海外这方面研究的状况、特点和趋势。对海外中国学这一方向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对海外中国学这一方向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同样,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需要具体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支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体系会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支撑学科、重要组成部分。对史华慈的研究,也寄予了我个人对这样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期待与希望。

                                        2006年11月26日于沪上左家宅

转自： http://www.chinasareview.com/sky/index.php?modules=show&id=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