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的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受斯坦福大学博士、最近从美国回国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进的邀请,近日来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题为“女性主义视野下明清时期的性别、医疗与身体”的演讲。费侠莉教授是美国中国研究领域里的一位资深学者,她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走在学术发展的前沿,是在中国学领域内妇女史、性别史和文化史等前沿性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她用性别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明清时期的医疗和性文化的探讨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深广。费教授在沪期间与姜进教授就女性主义学术与中国历史研究等问题有一系列的讨论,现部分摘录于下。

    宇宙框架中的“身体”

    姜:您在华东师大的精彩演讲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主义学术视野中的明清时代的医疗和性。但因时间关系没有能讨论您的大作,《济阴:中国医疗史中的性别,960——1665》(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960-1665)。我们是否可以来讨论一下您这本重要著作?

    费: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可以说是质疑现代生物学及其对性别的认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翻译。中国古代医学医疗理论的出发点是宇宙论,而不是生物学。作为一个讲英语的美国人,我对中国医疗解读的出发点只能是渗透于我的文化中的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物学与中医中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而中医中药的理论和实践是不能用渗透了生物学的英语语言来介绍批评的。

    姜:中国的宇宙论,中医中药渊源流长。您能不能确切描绘一下您所理解的中国宇宙论框架中的“身体”呢?您又是怎样摆脱生物学的框架而进入中国宇宙论系统的呢?

    费:中国人认为人的身体是由气,各种的阴阳组合(如血与气,气与精),和对应于五行的器官构成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宇宙也是这样构成的,而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对身体持这样一种理解的人,对人所处的大环境,如对“天”,也有类似的理解。而中医对性别的理解也是建立在阴阳这对概念上的。与西方生物学将性别看作是动物的固定特征不同,中国的阴阳观念是流动的,相对而言的,和可以互相转化而重新生成的。中国的阴阳说给了性别构成的可能性以更大的空间。在明清时期的医案中,我读到大量的有关性别的描述,其中有阴阳人,石女,同性恋者,生而为男却长成女身的,或女人变成的男人,等等,都可以用阴阳说来解释。这同我们西方现代在生物学、生理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倾向于将人体和性别固定化和绝对化的认识有相当大的不同。为了摆脱生物学而进入中国的宇宙论系统,我的首要方法就是回到原文,以对中文文本的阅读使自己从生物学系统中解脱出来,而真正进入中医宇宙观的系统。在这一努力中,对我最有帮助的是中国古代的大量医案。

    姜:为什么是医案,而不是如《黄帝内经》等中国古代医学理论著作呢?

    费:《黄帝内经》这样的医论确实很重要,提供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概念和特殊的词汇。但我对医案有兴趣是因为医案及其叙述记载了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具体运用。医案记载了不同时期的人们是如何对中医的基本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又如何运用这些基本概念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仔细阅读医案使我了解到宇宙论的概念和词汇是怎样在不同情况下获得了不同的解释并被灵活地应用。我认为不同时期的医案表达了不同时期的医疗理论和实践,揭示了中医理论体系并非如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从古到今一脉相承,一成不变。虽然《黄帝内经》所用的词汇,如阴阳、气血等,一直为后代医学所沿用,可是这些词汇所阐述的理论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正是基于对医案的大量阅读,使我看到中医传统的丰富性,从而对传统vs现代这样的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截然分为两节的简单看法提出修正。

    姜:我在给美国学生开的课程“现代亚洲:传统与转型”中也提出“多次性转型”这个概念,指出亚洲历史上有多次可与最近两百年的现代转型相比较的大转型。比如印度佛教在东亚的传播改变了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文化,而唐宋时期中国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震荡性和影响力恐怕不比我们所经历的现代化差多少。“传统vs现代”的模式把传统与现代都绝对化了,一方面忽略了历史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夸大了现代化的影响而反倒看不清这最新一轮现代化的特殊性。

    不过,在解构“传统”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对传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作一番审视呢?就我们现在谈论的中医的问题来说,似乎中医确实有一个与西方现代生物学不同的传统,即:与以生物学的语言来解释人的身体相比较,中医是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语言来描绘身体和性别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一种语言及其特定的语法词汇的传承就是构成一个特定传统的最基本要素。语言是传统的载体,同样的语言在不同时期会有变化,会建构不同的意义系统,从而构成系统内部的断层。断层之间的隔阂可以是很深的,跳出我们自己所处的意义系统进入历史上的意义系统,就像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样,可以是很陌生的。

    费:是的。我在复旦讲演时,一位学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我仔细读了您的文章,觉得您所描绘的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世界,我觉得很奇怪,我是中国人,怎么会对您所描述的过去的中国那么陌生呢?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从我的研究中得到一个启示:要对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类型化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要质问这些类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其权威性又来自何处。

    姜:您这本书是继高罗佩之后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力作。您以中医宇宙观来解读中国古代对身体、性、性别的理解,对中国的性文化作出了与高罗佩完全不同的解读和描述。

    费:我认为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性与性别的解读是从佛洛伊德性心理学出发的误读。他在看中国古代性文化时问的是佛洛伊德的问题,即中国人是禁欲的还是纵欲的,中国人对性带来的快感是否如西方人那样有道德上的负罪感从而发展出禁欲的倾向来。这些问题都不是中医理论体系所关心的问题。在性与性别的问题上,儒家的医学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而道家理论则将其置于养生术的框架之下。

    阴阳建构了社会性别的话语系统

    姜:我想问的是女性主义学术与您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您在华东师大讲演时,有同学问您是怎样看自己的,女性主义学者,后现代学者,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还是女性主义的后现代?您说您对各样的标签不感兴趣,但却又强调自己当然自认是女性主义学者。中国学界目前对女性主义学术很有兴趣,对女性主义的论点及其重要性和影响也有认识,但对女性主义学术究竟是怎样具体地影响学术研究和我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却仍不甚了然。您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中医史中的性别”,而您的材料又都是有关女医生、女病人的医案。您是否可以说说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您对中医史的研究的?

    费:我这本书是由三条线索交织而成的:医疗史,性别的社会史,和身体的历史。而女性主义对女性的关怀,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及其性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了我对古代中医系统的解读。

    妇女在历史中的缺席其实是在历史学家著作中的缺席,历史上的妇女就像今天的妇女一样是不缺席的。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帝王将相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是重要的,他们就会对有关女性的资料视而不见。但一旦将目光投向社会、日常生活、文化系统,你就会接触到大量有关女性活动的材料。一般大家的印象里都认为医生是男性的职业,而我在医案里却看到大量有关女医生的记载。女医生与男医生不同,她们一般不出诊,而是在家坐诊。来看病的一般都是妇女,有很多与月经、妊娠、生育及产后调养等方面有关的妇科及妇科杂症。凡涉及女病人的医案常常都记载了医生与病人和病人家属的交谈,这些交谈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些故事中,女性是从来不缺席的,女性和女性的活动是这些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姜:女性主义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女性在明清社会中是很活跃的,包括您看到的在家坐诊的女医生,也有高彦颐所研究的在上层人家家庭给女孩儿教文学的家庭女教师,她们中的一些有名的因受多家延聘而常奔波于旅途之中。更有许多曼素恩著作中研究的女诗人女词人,杜芳琴研究的农民女词人双卿,等等。以前错误的印象是似乎中国古代妇女既不参与社会活动也没有社会影响。另一个神话是中国古代妇女似乎都是在父权制压迫之下的牺牲品,是在苦难中等待着解放的可怜虫。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由男性知识分子构造的话语,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假设,但却并不反映历史真实。而您的和其他女性主义研究则从各个侧面揭示了历史上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费:我的研究就是要以历史上女性的具体而丰富的活动来还她们以主体人格和选择行动目标与方式的能力。女性主义学者这方面的努力也不是没有问题。人们对我说:您的研究事实上证明了而不是挑战了传统的说法,因为您所描写的女性都是生活在父权社会及其规则之中。她们确实有主体人格,有技巧技能及对目标和策略的选择能力,但她们并没有把自己从父权制下解放出来。确实,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怎样才能说明父权制为什么长期延续并继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女性主义的运动至今未能改变父权制这一基本社会和家庭结构。有关父权制的起源和数千年的延续的讨论至今仍未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女性主义学者从这个主题转移而关注实际历史情境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却没能解决有关父权制的争论。

    姜:在我看来父权制的讨论与确立历史上女性主体人格和能动性是两个有关联却不同的问题。确立女性主体人格和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学术放弃了对父权制的批判,或者接受了父权制。相反,把女性视为牺牲品是现代父权制所建构的一个话语系统,女性主义学术对这一话语系统的批判是其对父权制批判的一部分。父权制并不一定就使男性在每个层面中每个家庭中对女性有绝对的统治权,与父权制的权威几乎同样重要的还有道德权威和感情因素。因此在父权制的框架下女性掌握家政实权处于主导地位的例子比比皆是,严母孝子或“妻管严”的情况并不鲜见。女性主义学术强调女性的人格主体和能动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把父权制绝对化和将其统治权威无限放大的倾向。

    费:用性别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解除这样的神话。性别分析不仅关注女性,也关注男性,关注女性与男性、同性之间、甚至于阴阳同性人和石女这样的不能用男女两性来界定的人群。性别研究打破了把男性等同于压迫者,女性等同于受压迫者的神话。阳尊阴卑、男尊女卑都并不是绝对的。我所研究的医案表明阴阳是一对很模糊的概念,而不同历史时期中以这一对概念建构起来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可以是不同的。我发现阴阳概念所描绘的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的差别,阴阳是一种语言,建构的是有关社会性别的话语系统。

    女性主义学术应该有社会力量的支持

    姜:您在华师大的报告中提到美国女权主义学术是在1960——197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之后开始发展的,所以是以一个广阔的社会运动为背景的。如今,美国女权主义学术蓬勃发展,波及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常规教育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的视野以及性别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概念也已渗透于大众文化领域,其深入人心可以以2003年好莱坞主流影片《时时刻刻》(TheHours)为证。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位男作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叙述的是著名英国意识流女作家,也是第一批女性主义作家伍尔芙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故事,很有震撼力。有意思的是,男性作家也参与了女性主义的书写。

    如果美国女性主义学术是在一个女权主义的社会运动的支持下产生发展起来的,那么在中国现今的情况下,女性主义学术在没有这样一个广泛社会运动支持的背景中是否也能壮大发展呢?

    费:虽然中国目前似乎不存在女权运动,那么有些什么可能响应支持女性主义话语的社会力量呢?

    姜:女性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性别平等,我想大部分中国女性及认同男女平等的男性都会不同程度上认同于女性主义的话语的。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许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在生育期而未生育的女性找工作就特别困难。法律规定雇主要承担员工生育的有关福利,更不得因员工怀孕或生育解雇她们,但法律没有对雇主聘用员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性别、年龄的歧视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育龄期女性在劳动市场上受歧视的问题。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建构一种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通过传媒影响社会,提高社会对性别歧视的意识,并提供女性以反对这种歧视的一套语言来为自己说话,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理想激励了一代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那么中国革命高举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旗帜相信也会激励新一代的中国女性为此理想而奋斗。女性主义学术应该是有社会力量的支持的。

    费:有美好的理想,就会有人们去为之而奋斗。我相信女性主义学术会在中国繁荣发展的。

    (文章原载《文汇报》2004-12-26)

    转自:http://www.chinasareview.com/sky/index.php?modules=show&i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