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9月4日文章】题: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

    加利福尼亚人学学者谢淑丽(susanL.Shirk)接触中国已经近30年,她的经历令人羡慕。作为一名访问中国的学生,她在1971年得到了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这位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对她说:“我希望谢淑丽就是美国总统。”后来,她成为克林顿政府中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包括在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期间。

    考虑到每天都有关于中国正在势不可挡地崛起的新闻,谢淑丽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给这个国家贴上“脆弱的超级大国”的标签,似乎有些奇怪。不仅中国经济似乎超出了怀疑论者的意料,而且外交方面也是如此。当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热衷于挑起新争端时,中国却在迅速结交朋友。中国解决了与多个邻国的边境纠纷,挥之不去的猜疑变成了富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谢淑丽表示,这是中国人个性中“负责任”的一面。但在她极其令人信服的新书中,她向世人表明,中国还有“情绪化”的另一面,在得不到解决的内部紧张局势的驱动下,这仍有可能将中国推向军事对抗。

    中国外交官戏称,民众在他们在任时给其送“钙片”,以确保他们在与美国、日本和台湾打交道时腰板能硬一点。中国共产党一直乐于鼓励民族主义,以填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空白。但谢淑丽称,根据与中国官员的私下谈话,这些领导人害怕被民族主义评论家所包围。她写道:“我采访过的每位外交政策官员,都表示(他或她)自己感到民族主义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对中国的指责,那就错了——谢淑丽提供了一种指引,告诉中国如何看待当前局势,以及如何避免失误。因为当前局势平衡得很好,她对美国的建议让人感觉有点自相矛盾——在亚洲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阻止中国的鲁莽行动;但不要炫耀武力,以免推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入如此关心台湾问题?舆论只能解释这么多。在《中国之路:一个新兴大国的未来之旅》中,罗布·吉福德从一个乘大巴穿越戈壁滩的男子口中得到了另一部分答案。他希望从西方得到什么?这个人说:“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是尊重。”

    最近,身为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北京记者的吉福德得到一项梦幻般的任务:一次为期两个月的公路旅行,从上海沿312国道西行的“欧亚之路”。这是一次长达3000英里的旅行,越往西走,沿途的地方就越贫穷、人口越来越稀少、中国人越来越少。

    吉福德花了20年时间在中国及周边游历。在他往往十分迷人的人物描写中,最美妙的时刻是与他人相遇,这些人大部分是永远不会再碰到的旅客。他遇到过一位道教隐居者,这个人给了他一个手机号,以便保持联系:他遇到过一群安利的销售代表,这些人以传道士股的热情在戈壁滩上销售口气清新剂;还遇到过一位开路边咖啡店的老板,她在自己的后屋经营着一家妓院。这本书不太好的地方是,他利用偶尔经历的遭遇,引发地缘政治讨论。

    吉福德认识的人都声称,他们的国家没有侵略意图,但他们仍经常表现他的一个主题——尽管中国出现了新的繁荣,但仍有一种受害者的强烈感觉。重获台湾对很多中国人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被认为是一种洗刷殖民列强带来的“百年屈辱”的方式。

    吉福德旅程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上海外滩,这段海滨街道是英国自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施行殖民主义的象征。在排列在外滩两侧的阿玛尼店和鸡尾酒吧背后,鸦片战争造成的某些怨恨情绪仍然存在。

    文章来源: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