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世纪》杂志2009年2月24日文章:在中国的路上
弗莎·邓禄普(Fuchsia Dunlop):《鱼翅和四川麻辣:吃在中国》(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 A Sweet-Sour Memoir of Eating in China);
罗伯·吉福德(Rob Gifford):《中国之路:行走在崛起的中国》(China Road: 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a Rising Power)
“对中国的看法不可能存在中间立场,”罗伯·吉福德写道。“有些外国人从第一脚踏上中国土地起,就厌恶中国;而有些人深爱中国,最后扎根于这个国家。”不过要爱上中国可能要更难一些。吉福德作为美国广播电台(NPR)驻中国记者站的记者已经有六年时间了。他尝试将上述两种态度糅合起来,客观地看待这个国家。“在爱与恨之间取得平衡。”
弗莎·邓禄普在中国旅行、生活、品鉴美食已有16年的时间,在她的传记中,同样达到了对中国的一种难得的平衡态度。她与中国的联系开始于一场恋爱,却结束于深深的幻灭中。
为何中国能唤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在成都度过的日子里,我曾挣扎于这种反应之中。1994年邓禄普在四川大学上学时,当时的中国看起来依然是世界上不起眼的地方。“那时候没人会考虑跑到上海度假或者购物,”邓禄普写道。14年后,我走在成都宽阔的商业上,在这个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卡地亚、阿玛尼、Burberry的展示窗口鳞次栉比。
成都雾蒙蒙的天气如今因为污染变得更糟糕了。大街上尽是汽车。邓禄普喜爱的小巷和传统四合院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大道和无止境的高楼。“感觉上这是我的个人悲剧——在一个迅速消失的地方开始了我的爱情,这个我落入爱河的富有魅力、个性突出的城市,如今变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城市样子差不多的地方,简直糟蹋了。”邓禄普说。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社会时她对此很乐观。虽然现在她的这种热情没有减弱,但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让她的乐观态度蒙上了阴影。
在最近为期2个月横穿中国旅途中,吉福德早先造访的城市也给他带来了同样的反应: 城市都成为了现代化的都市,吉福德一方面对“过去的中国”的消亡感到十分痛心。另一方面,他也为作为新时代象征的高速公路而欢欣鼓舞。农民虽然生活差些,但不再被束缚了。年轻力壮的人现在可以去到城市,在那里,尽管被人雇佣做这做那,可是他们能赚到比种田更多的钱。
中国闪电般的发展速度成了两个作者又爱又恨矛盾心理的来源,也给了他们对未来忧思的理由。接近这个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并给予两个作者非凡的洞察力。
邓禄普是一名美食作家,她是为了探索中国烹饪而来到这里(她是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第一个西方学生)。吉福德则是通过312国道(上海至乌鲁木齐)穿越了整个中国。他们笔下的中国人都是热心肠和值得尊重的,但是两人也看到了如吉福德所说的威胁中国未来的“危险高压线”:环境退化、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传统文化岌岌可危。
邓禄普记得在中国的第一年是个很棒的时期。就如其他在四川的留学生一样,她很快发现语言上的障碍,以及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不足,这让她准备着手的工作难以完成。不过,邓禄普很快将时间用在探索成都上面。她一步步爱上了成都的美食。邓禄普必须和街边小摊贩、厨师和餐馆老板打交道,她发现在中国,畅谈美食是交朋友的好办法,因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谈论着食物。凭着一股子青春热情,邓禄普超越了她的西方同胞,大啖蛇肉、狗肉、昆虫、鱼眼等让西方人难以下咽的食物。“如果你真想融入另一种文化里,”邓禄普书中写道。“你就必须突破自己脑中的文化定式。”
邓禄普出版了她的四川烹饪著作《天府之国》后,又回到了中国。这时人们都邀请她参加宴会,各界名流和饮食历史学家都把她当朋友对待。四川真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它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邓禄普的贫困朋友一样可以吃好吃饱。之前她并未意识到这点,直到她前往更贫困的省份开展饮食研究时,匮乏的食物才让她知道四川有多么富饶。
但寻访中国各地美食期间,邓禄普也见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现象:对熊掌的肆意贩卖、某些政府准备的奢华浪费的招待宴会(她的朋友甚至拒绝和她一起出席)。邓禄普周围的朋友也向她说明了乱吃野生动物和大量浪费粮食的例子,让邓禄普对自己的做法很是羞愧。
不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钱吃上好东西。浪费食物只是一些个别典型。邓禄普注意到这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大多数中国人在家里吃的都很简单普通。她希望以后这些奢侈的酒席只会出现在幻觉中。
当一个美食作家失去胃口时会做什么?邓禄普曾希望她能放弃她对中国的爱,和那里的生活。但是2007年的一次短暂停留,让她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和希望再度复苏,原因是一本书——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把邓禄普拉回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宗教、价值世界之中。而扬州,这座东部古老的美食之都让她瞥见了中国古代精致文化会如何与中国当代和未来发展融洽发展的模式。扬州城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好无损。扬州人很礼貌,对人特别友好。比起物质享受和敛集财富,他们更热衷于如何过好日子。扬州,将会挽救濒临危境的中国文化,在这里,传统将得以重生。它给了邓禄普希望:“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物质与金钱。”
当邓禄普小姐沉浸在中国美食生活之时,记者吉福德正在穿越中国的旅程,关注和采访他旅途上遇到的人们。吉福德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有很深的认识理解,这使得他对当代中国的解释显得非常有价值。相较之下,吉福德笔下的内容比起邓禄普著作要来得更广泛和客观。对中国现状,他在书中也提出了和邓禄普类似的结论。
吉福德的旅程选择了中国最具历史意义的路线之一,这给了他一个框架,将自己的采访对话放进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沿着312国道,他造访了许多能反映中国现实问题的地区。他还写到了许多环境问题,但吉福德都没有将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焦点。他所要探索的议题更为深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吉福德对中国的兴趣开始于童年时代,他阅读了大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赴华外国传教士的传记与自传。如今,312国道将他带到了赛珍珠和戴德生(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曾生活过的地方。吉福德常常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盖群英和冯贵石(20世纪初来华女传教士)书上所写相比较。吉福德认为许多外国传教士远赴中国,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现代化教育和医疗技术。他们的影响现在都还存在——19世纪末戴德生在浙江建造的一所小教堂现在依旧是人流不息。
吉福德旅途中见到的许多人都在哀叹中国民族传统的丧失,中国正在毁掉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开启这扇“大门”的正是19世纪敲开中国国门的西方人。有人告诉他,说中国人缺乏道德准则,如果没有外界的束缚,他们很容易为所欲为。难道所有中国人做事的动机都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富裕?
在思索这个问题的同时,吉福德也在认真审视东方哲学。他在书中写到:“儒家最大的一个不同:它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因此个人能管制住自己。这让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文明。他同时写到,儒家理论提供了一个明晰连贯的道德体系,中国式的经济飞跃与这种世俗体系密切相关。
文章来源: 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