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撰《劝学篇》,极言学习西方新学之“力省效速”莫过于“取径于东洋”;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更明确提出译书“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统计,晚清最后15年间中国由日文译出的“西学”书籍,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西文译书数字的总和,对此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来势之猛皆称空前的“西学从东方涌来”的大潮,作者妙喻为“转口输入”,特设专章介绍。而循其介绍又可知,所谓转口输入者,不拘译、述、编、著各种形式,实际上多代表了日本人在各个时段接受西学的模式和反应,乃至彼时学人迳以“东学”指称。换句话讲就是,自“戊戌”以后,中国人所接受的西学,实际上已掺有许多近代日本思想界的独创性成分。从这个事实出发回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过程,自然会引带出一系列新的课题。

    郑匡民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庶几可称大陆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之最新成果的代表作。盖梁氏不仅是近代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师法西方的倡导者和最有成就的实行者,且其启蒙思想对于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至深至广,似乎无出其右。本书的主要用力处,就在全面解读当时影响梁氏的日本思想家原著,再与梁氏发表的大量相关论著加以比较的基础上,出示其启蒙思想中丰富的“东学”成分,并加以厘清和析释,从而在更清晰的层次上展现梁氏从明治日本诸思想以及由它们所介绍和导入的西方新学中作何取舍,再“转口”输与国人的历史脉络。

    实际上这条“历史脉络”甚至接续到“五四”以后: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亦多从日本导入。[德]李博著《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中国社科,2003)重点从和、汉式马克思主义专门词汇的形成过程展开,以详实细密的论证,一个一个地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日语中借用的专门术语及其历史和作用,又“主要将兴趣放在用毛泽东的语言来表述的术语上”。读来引人入胜,其深邃意义已经是毛泽东思想渊源研究的别开境界。可资西学东传“日本化”追溯式研究参考的新书,尚有《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韩东育,中华书局,2003)、《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刘岳兵,商务,2003)等,丸山真南和永田广志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著述,最近也看见了不少译本,此亦“东学”课题益受关注的标示?

    文汇读书周报 2004-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