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深秋,有幸拜读了张西平先生和其他几位作者共同编撰的一部著作《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该书上下两册,洋洋八十余万字,纵横古今,会通中西,在学科史的层面上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浩大的历史和学术的画卷。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入华传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中西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客观上促进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发展。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各派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需要,开始学习汉语,进而研究汉语,研究中国文化。他们在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以及汉语语言本体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诸多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著名的如利玛窦的《西字奇迹》、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万济国(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马若瑟的《汉语札记》等等。传教士们的研究传回国内,又引起了欧洲本土文化界人士的“汉语热”,纷纷开始学习和了解这门古老的东方语言,他们也撰写了不少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如基歇尔的《中国图说》、米勒的《中文钥匙》、雷慕沙的《汉文启蒙》等。

    这些来自传教士和欧洲本土的资料不仅对西方早期汉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汉语本体的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都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学术影响。但可惜的是,这批学术遗产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也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恰在此时,令人欣喜地看到了西平先生的这部大作的出版。这部书旨在探讨明清两季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总体情况,由此再深入进行个案研究和文献的翻译整理。拿着这部厚重的著作,看到如此丰富的文献目录,可以想见,作者们当初从文献资料的整理开始,一步一步汇集成一部完稿,其间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繁琐。

    由于国内对“西方早期汉语研究”这一领域至今尚无专书作系统研究,因此该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首创之作。它所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汉语教学史和汉语学习史,也将西方早期汉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两个方面纳入其中。这本《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通过细致的考察为我们初步梳理了一条学术史的清晰脉络,通过详实的史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学术研究领域。

    归纳而言,该书的特色有三。既有综合考察,也有专题研究,也有文献基础,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印证,缺一不可。

    其一,开篇即以总论从宏观上构建全书成书的基石。第一编“概论”部分首先分阶段(明清之际与晚清时期)、分地域(中国与欧美本土)地综述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总体情况,论述了加强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通过西方早期对中国语言的肤浅认识到普遍语言学运动中把中国语言认定为原初古老的语言,再到逐步摆脱宗教观念和追求普遍语言的影响三个阶段,介绍了西方人近代以来的中国语言观;接着,从开创汉外辞典的编撰,开拓中国语法研究,开启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和丰富近代汉语词汇四个方面总结了西方近代以来汉语研究的成就;最后,以1800年为前后两期,分中国本土和海外两个地域,从教师和教材两处入手,介绍了明清时期汉语教学的概况。总论部分近十万余言,既概括了全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也阐明了作者的基本思路和分析理据。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学术史的反思与回顾,条分缕析,述评结合,初步勾勒出了西方人学习与研究汉语的发展过程。

    特色二,该书不仅有宏观概说,同时又收入了三项个案研究——马若瑟《汉语札记》(1731年)、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1864年)、毕利干《法汉合壁词典》(1891年)。通过这样专书专题的研究,把读者的视野从前一编的史海遨游中迅速拉回到几部现实作品的评介,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个案研究从小处着眼,从专书做起,以一本书为学术研究的开凿点,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几篇文章都有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之言,也属难能可贵。

    特色之三,也是《调查》一书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的文献和目录部分,这也是全书篇幅最重的部分。“文献”部分包括了四部西方人研究汉语著作的部分译文: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基歇尔的《中国图说》(1667年)、恩德利希的《汉语语法基础知识》(1845年)、约翰·韦伯的《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论文》(1669年),都是首次翻译成中文。“目录”部分则将西方几个著名的书目中关于中国语言知识的部分加以辑录和整理,包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馆藏西文汉学书目(LUST书目)有关汉语部分的目录,法国考狄编《西人论中国书目》中中国语言学部分的目录,以及在华耶稣会士所撰关于中国语言的语言学著作目录。这些原始文献的翻译和目录的整理都是十分琐碎而枯燥的工作,而译者和编者们却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潜心编译,为有志于这一领域研究的诸位同仁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一手文献和丰富实用的资料汇编。

    事实上,从清代的乾嘉学派开始,就提倡在考据训诂上下功夫,提倡学问自目录始,以大量的原始文献和材料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而现在已少有人肯下这种苦功夫做一做目录的整理和搜集,这样朴实的传统和学风正是我们今天所欠缺的。《调查》秉承乾嘉学风,从具体史料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做了大量艰苦而实在的工作,在这一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掩卷之后,不禁进一步想到,这样一本横跨了汉语教学、语言学、汉学、比较文学等多个学科的著作,由于其研究的跨学科和开放性的特点,其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这本《西方人汉语学习史调查》对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本国学者对汉语的研究,与之相反,对西方人研究汉语的历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法国学者贝罗贝所言:“1898年以前没有由中国文人编著的汉语语法书,但自16世纪起,有不少由西方传教士及早期汉学家编辑的著作。对这些著作的彻底整理工作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这些书对几世纪前汉语(国语及方言)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如前辈学者罗常培先生、美国学者杨福绵先生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所的姚小平先生等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罗常培1930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三分册上发表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和1951年发表在国学季刊上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两篇文章,介绍了利玛窦的罗马注音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拼音系统,并对耶稣会士对于中国音韵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五期发表了美国乔治城大学学者杨福绵的文章《罗明坚、利玛窦<葡华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该文以事实说明这部辞典所用的罗马字注汉字音,是最早的汉语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并且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论证了明代官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

    而姚小平先生则侧重于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西方汉语研究史”,他于2001年在《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了《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著作——瓦罗著<华语官话语法>》一文,介绍了第一本刻印成书并得以传世的汉语语法。

    不难看出,这一领域尚有相当多的空白有待有志于此的学者探索与研究,而该书的面世恰好为学界提供的了这样一个丰富的学术“宝藏”,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从书中我们已然了解到早在中国人开始系统地研究本国语言之前,已经有那么多西方人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中文拉丁拼音化等多个方面对汉语进行了探求,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语言的历史面貌和演变情况。那么,直面这段历史,就更应该谨记“所谓‘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并不限于中国人,我们在讨论中国语言学的过去和现在时,要把眼光放远大一点,不能只注意到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而忽略了外国人的研究”(周法高,1980)。

    所以,我们要开阔眼界,博采众长,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在中国人的范围内研究中国语言学,而是应将其纳入世界的范围,重新审视西方人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把这个研究更加全面地深入下去。

    其次,《调查》一书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建设具有更加实用的价值。

    我国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自汉代始,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回溯历史,可以发现汉语教学的发展跟宗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后来的天主教,通过宗教传播的途径都对汉语教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明清间的传教士,由于怀着强烈的宗教使命,主动学习与研究汉语,并担负起向后来者教授这门语言的任务,逐渐过渡到开设了专门的汉语学习的学校和有目的地编写汉语教材。《调查》一书中列举的很多关于中国语言的读本都是以汉语教材的形式出现的,有的侧重口语(官话),有的关注书面语(古代典籍),从学习者的角度分析汉语学习的难点重点,介绍汉语讲授的教学方法,各具特色,即使历经百年时间,对今天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士仍是十分宝贵和有益的经验总结。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学科,因以往缺乏对自身历史的挖掘,只停留在经验层次,没有历史的支撑,被人视为“小儿科”。事实上,通过《调查》所勾勒出来的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为世界汉语教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为今天对欧美学生的汉语教学提供了极其实用的历史经验。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不仅将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还将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体会。

    最后,从西方早期汉学史的角度来说,该书也不失为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的互动是同欧洲近代大航海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把握这段历史必然要从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世界近代史的前提出发,才能掌握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原因和背景。此外,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充当中西文化交流媒介的是传教士,所以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不可能绕开宗教而独立进行;也就是说,不了解中国天主教史,是无法理解这段历史中西人学习与研究汉语的诸多特点和“汉语热”起伏涨落的根本原因。

    同时,“传教士汉学”是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期间西方汉学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的烙印,受缚于传教学的框架。而西方汉语教学史和研究史是伴随着汉学的确立而逐步确立的,所以我们还需要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课题。

    本书突破了以往仅局限在一个学科内做研究的旧模式,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空间和崭新思路。它的跨学科跨文化特点,启示着我们只有将研究放在东方文化和西方学术的大背景下,从以上三个方面出发,才能真正把这一新兴领域彻底吃透。

    通览全书,深感西人学习与研究汉语这一领域的广阔深远,也更加体会到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诚然,由于这样一领域研究尚处于草创之期,特别是西方人研究汉语的进程中仍有不少细节不甚明了,有待进一步的了解,研究工作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成熟;同时由于书中收集的文献涉及多种欧洲语言,难免有疏漏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毕竟为整个汉语教学史的全面梳理奠定了基础,也为西方早期汉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课题。

    一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能使读者有所思,有所得,有所用。本书虽不完美,但对今后的研究确有启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探路索源的工作是必须有人去做的。路只要开辟出来,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继续走下去,并且因着前人的探索而能少走一些弯路,走得更远。可喜的是西平先生和其他几位作者的努力,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后来人提供了前行的指南。作为读者的我们,完全可以以当年西人学习与研究汉语的谦虚心态和探索精神,求真求实求创新,以期在这一学术领域有所作为。

    中华读书报 2004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