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但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九四九年，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一书出版，尽管篇幅不大，但该书中对欧美诸国的中国研究作了很精致的梳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发展线路还是非常清晰的。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海外汉学通史著作。此后，不少学者陆续出版了一些汉学研究专著，然而对国外中国研究的通史性的著作，在很长的时间内也就仅此一本。

　　 国内学者对国外中国学的全面关注，即对国外中国研究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此前，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也有很多学者在这个领域做出了贡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传统没有保持下去。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领域的著述越来越多，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中心相继出现。不管是传统的中国研究重镇如日本、德国，还是新兴的后起之秀如美国、澳大利亚，都有专著问世。也有一些专题研究，如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如中国学家的研究等等。诚如国外的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一样，国内学界对国外中国研究的研究，或曰国外中国学研究，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学界不可忽视的一个新领域。但是这些著述多数都限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研究，也少有整体反映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总体面貌的通史性的作品。不过，随着《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问世，这种情况无疑将会得到大大的改善。

    一

　　熟悉国外中国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的前身）曾经在已故著名学者孙越生先生的带领下，撰写出了《美国中国学手册》等开创性的著作。而撰写这本《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也是来自这个中心。显然，本书的出版，是孙先生等前辈学者开创的这一传统的延续。

    《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是一本集体创作的通史类的国外中国研究著作，收录了欧美、亚洲及大洋洲总共十八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情况。大致看来，就中国研究而言，这些国家可以分为四部分：一个是历史上的中国研究中心区，如欧洲的法国、德国、荷兰、英国、俄罗斯等；一个是二战之后新兴起来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一部分是传统中国文化圈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最后一部分是此前被我们所忽略，但实际上在中国研究方面也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新西兰、以色列和北欧四国（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可以说，这个安排，既照顾到了国外中国研究的实际历史情况，也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最新发展。除此而外，每一个国家的中国研究机构、成果和主要学者都有介绍，如果说本书是一本全面反应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研究的通史性的著作，的确不过分。下面介绍一下本书的四个最主要的特色：

    1 ；时代性。 改革开放不但为国外学者提供了新的素材，甚至促进了国外中国研究范式的转型，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更多了解国外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渠道和资源，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的结项之作，《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关注当代国外中国研究的前沿成果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本书多数作者都注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个国家中国研究的转变、国外学者的前沿研究成果，以及最新的研究动态等等，并作了尽量详尽的研究。正如书名所表明的，时代性是本书最明显的特征。

    2；全面性。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意味着面貌一新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政治、文化、外交等关系的重新接续，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也的确实现了与世界主要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全面反映世界上这些主要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当然也是我国学者的义不容辞的义务。稍显遗憾的是，这本书还不能认为是完全意义上对国外中国研究的反映，因为还有一些国家如印度、新加坡之外的东南亚其他国家，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南美洲和非洲等地区的中国研究，还没有纳入本书。相信随着以后研究条件的改善，这种不足会得以消除。

    3.；历史性。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今天的成就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史的断裂与承续的逻辑结果。因为有了上述两方面的特点，关注各个国家的中国研究的历史传承与转折自然也就是本书的逻辑结果。《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既照顾到了中国研究在当代的发展，同时也没有忽略这一领域的历史传承。参与撰写的多数学者都对国外中国研究发展的内在发展脉络作了很细致的交代，对其中的原因作了周到的分析或说明，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罗列书目或者点将录。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在使用“汉学”与“中国学”的时候，因为存在理解上的不同，对“汉学”和“中国学”的关系及其当代变迁方面的描述在整体上有些不很一致。对这个问题，主编在本书的“总论”部分作了解释，下文再谈。

　　4.；资料性或者文献性。除了上述三个特点之外，本书所提供的丰富的资料也是其一大特色。本书并非关于某一个国家的中国研究的专著，后者的任务要留待专业学者去做。为此，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就变得相当重要起来。《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线索，这些线索包括国外学者的简介、专业研究机构的特色，已经或者正在开展的课题内容，等等，在文献方面可谓多种多样。我们认为这是编写者的用心之处，因为这既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个整体式的画面，也为其他专业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研究线索。这一特点，很容易使人想起前辈学者孙越生先生主持的《美国中国学手册》。

    另外，本书的“总论”也值得一说。

    《当代中国学研究》的总论是由该书的主编何培忠先生撰写的。这篇“总论”分为三部分，除了对当代国外中国学的发展作了概括性的总结和分析之外，作者最先给出的却是“汉学”和“中国学”两个术语的来龙去脉，给出了他们不同的缘起、研究对象和方法。猜想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为了解释本书中两个术语在使用上的不一致而可能造成的误解，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对“汉学”和“中国学”的不同理解及使用，其实是学界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在这里，作者是否在有意识地提醒读者，这是两种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性质、方法和理论等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需要小心地区分开？本文的不同之处是，作者除了从西方国家的中国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之外，还从日本的汉学研究的角度，同样得出了与其他学者相同的结论。尽管看上去问题显得更复杂了，但是对于解决“汉学”与“中国学”的关系问题却大有帮助。最后，作者注意到目前国外这两个学科（如果说“中国学”也是一门学科的话）有相互接近和兼容的趋势，并且认为应该以“中国学”代替“汉学”。当然，这个建议能否得到国内学界的积极响应，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二

　　 如前所述，国外的中国研究在最近的迅速发展使这一领域成为一门“显学”，而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对于前者，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对后者，我们要问的问题则是：怎么办？

    “汉学”最初起源于欧洲，参与研究的除了在华传教士之外还有欧洲的专业学者，一般来讲，当时汉学家对中国文明的态度还是肯定的。十九世纪中期之后，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衰落，“汉学”成为所谓的“东方学”之一，成为与“埃及学”、“印度学”和“亚述学”等同的一种专门学科，其对象都是已经死亡的文明。美国学者列文森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就是“博物馆化”，意思是中国古代文明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只能被保存在博物馆中供后人参观了，也正是因为此，中国学者张君劢才将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斥之为“洋汉学”；二战之后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时期，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以“情报研究”为核心的区域研究在美国迅速兴起，“汉学”被以对策性研究为趋向的“中国学”（“中国研究”）所取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国外的中国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如《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所说的，国外对中国研究不但在研究力量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学科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所以，国外对中国的研究范式的变迁，实际上一方面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学术上的一种自然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国外学者的视角转换和研究目的变化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每一次转化，都会尽力挖掘此前被忽视的那些中国属性，都需要对中国的不同性格进行“解构”。在这里，我们把这些性格称之为“中国性”。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国外新一轮的中国研究已经开始，那么我们也要承认这种新动向的背后就是西方所谓的“中国崛起”。如果说汉学内部的变化以及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化，是国际社会对多重中国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不管“中国崛起”是西方的一种想象还是实际存在的现象，这种中国性肯定还会呈现出更多的品格。而实际上，《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十八个国家中的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已经在经验上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面对多样化的中国性，我们应该怎么办？

    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曾经说过，“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其实当初汉学的兴起，就是西方学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借鉴和利用之需，因为他们需要寻找一个不用于自己文化传统的“他者”并藉此来反观自身。这一方面的例证即便现在也很容易找到。福柯在其《词与物》的“序言”中曾经引用的《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百科全书》显然是一部虚构的著作，其中关于中国人的动物分类法更是荒诞不经，但却被福柯作为事实而有意识地用来作为自我批判的理想参照物。 对于这种以东方（中国）想象作为事实，而以之作为自我认识的参照物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盛宁研究员曾经于零一年在《中国学术》第三期上发表一篇备受关注的论文，题目是《“认同”还是“虚构”？结构、解构中的中国梦再剖析》。上面所说福柯的话也源于此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

　　 顺次而推，国外的中国研究实际上也提供了另一角度的中国认识。实际上，在本书的“序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朱佳木先生就认为， 研究国外中国学的意义之一，就是促进“知彼之知己”。这一点其实与当初“汉学”的起源有异曲同工之妙。朱先生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如何实现第二次自我认识的问题，而这正是学界在国外中国研究方面的不足。

　　 当然，从目前来看，国内对国外中国研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学界也已对这个新领域的重要性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但是尽管如此，在吸收国外学者的新视角以促进我们的二次自我认识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并不多。多数学者仍把重心放在与国外同行的对话与交流方面。这当然有其必要性，但问题是，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能据此从一个我们自身无法获得的视角上更好地认识自我，而仅仅充当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裁判”，评头论足，是不是有点买椟还珠？

　　以国外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为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表现出持续的兴趣，到目前为止英语世界中已经有八十多部专著和一百多篇期刊论文问世，而他们的作者则分布于世界各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列文森的研究就显示，文化主义／民族主义是解释近代中国社会思潮转化的关键。从民族主义来解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为我们理解我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模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更有政治学、历史学、新闻学等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中国大陆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并称之为“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让人不解的是，国内学界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即便有人（如王小东）做出了回应，也不过是停留在“辩解”或“评判”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地探索诸如此类的问题：民主主义这一视角能否推动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和现在？

    “知彼之知己”目的其实就是实现第二次自我认识。由于有了此前二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机会，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取长补短，把中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伟大。

    三

　　《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映国外中国学整体研究成果的第一部著作，本书的问世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国内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已经成熟，似乎为时尚早。就目前来看，至少存在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学科建设问题。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新成立的与国外中国学有关的研究机构已经接近二十家，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但是与之不相协调的是，国外中国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因此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种情况应该得到重视。

　　第二，研究组织问题。尽管目前涌现出了众多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但是相关的学者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没有，也缺乏一个具有指导作用的组织来协调和规划研究课题，这样也就造成了研究题材重复、资金浪费等问题。希望一个全国性的联合会尽快形成， 有效地整合现有的研究力量和资源，使国外中国学得到稳定的发展。

　　总之，国外中国学研究是一门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最近几年取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希望《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问世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持续发展，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9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3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