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研究一个译介学的小问题——宇文所安在译、注中如何处理《二十四诗品》的文本歧义，发现他的译文与原文，他的注解与中国传统注释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的思想传统相关。
    关键词 宇文所安；《二十四诗品》；歧义性；译介学

　　宇文所安（Stephan Owen）是北美著名的汉学家，致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多年，是海外汉学界中之佼佼者。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陆续译成汉语，如《初唐诗》《盛唐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重现》等，他的研究也逐渐走进国内学界的视野。他与国内学界迥然不同的立论、结论、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中国文学传统的新视点。本文尝试就宇文所安研究中一个译介学的小问题——他在翻译《二十四诗品》时如何处理文本的歧义性——展开讨论，审视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交流之中，对自身的文学、文化传统可能有什么样的新发现。

　　《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即使在中国文论中也是一部歧义丰富、难以把握的作品，近年来由于“辩伪”①问题的探讨，显得越发扑朔迷离。《诗品》的早期注释者清人孙联奎、杨廷芝深深体会到阐释的难度，因此分别将自己的解释称为“臆说”“浅解”。宇文所安将《诗品》选入《中国文论：英译与注释》②，在翻译时必然要面对文本中棘手的歧义问题。下面来看这种歧义性产生的原因以及宇文所安对它的处理。

　　造成《诗品》歧义性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全文采用了四言诗的形式。它不仅具有诗歌的外形（四言、押韵、对偶等），而且它的语言也是诗歌的，多摹神取象、比喻等描绘性语言，少分析陈述的用语，更不用说逻辑推理的论证了。它的语言——这也是诗歌语言的特征之一——跳跃性极强，留下巨大的意义空白，导致文本所指不可捉摸。诗歌语言常常以极其精简的字句传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使其文本的互文性无处不在，蕴含在其中的文化符号层出不穷，喜好用典的中国古代诗歌尤甚。这一切都导致部分人认为，诗歌从根本上是不可译的，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会丢失于诗歌而言是本质上的东西。笔者认为，在《诗品》的翻译中，这些在翻译时失落的元素可能正是《诗品》最需要传递的。

　　所以，宇文所安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他显然也意识到此次翻译的艰辛。在穿插于译文之间的注释中他说：“英语读者会很自然地想知道，这些品在诗歌中到底指什么。他们会想知道这些品是在什么层面上的。比如，当司空图谈到力（force）时几乎总是包含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力的积聚，一是积聚之力的现实化，读者不免要问：这是诗人在写作之前做的吗？或者它是作为一个整体内在于文本之内的一种东西……还是它在描绘文本的效果……这里的翻译可能具有欺骗性：英语要求我在祈使句和陈述句之间，在主语‘他’和主语‘它’（文本）之间，以及并列式与条件式之间做出选择。而汉语在所有这些选择中随意地游移，在古代汉语中这些差异和区别常常确实无关紧要。”③他认为这些理解、翻译的困难都源于司空图的偏好：“并非所有中国美学词汇在翻译中都像它们看上去那么晦涩微妙；但有一种传统美学的分支，以含混的不精确为它的最高价值，正是这种纯粹的‘印象派’类型吸引了司空图。”④他在注释中将《诗品》的这种美学追求归于老庄、道家传统、陶渊明等人的影响。

　　从上文来看，显然宇文所安意识到了《诗品》的歧义性，但他没有采用压韵的诗歌形式翻译《诗品》，也即用以诗译诗的方式来保留文本的歧义性。或许出于这本书作为教科书的目的，他在翻译中采用了“译”“释”结合的办法，尽量给出一种他认为贴近文本原义的译文，实在歧义明显之处就在随后的注释中加以说明，如“碧山人来”一语，在译文中他用了“有人来碧山（Someone comes to the emerald hills）”⑤，又在下文注解说：“这一行也可以读作，一个来自碧山的人（即一位隐士）来了（A person from the emerald hills[i.e. a recluse]comes）。”⑥以加注的方式保留一部份翻译中不得不失去的歧义性。这样“译”“释”结合的翻译能够传递明确的含义，而“含混的不精确”则在翻译中减少了。

　　但传递明确的涵义显然不是《二十四诗品》的主旨。孙联奎在《〈诗品臆说〉自序》中这样评论《诗品》：“得其意象，可与窥天地，可与论古今；掇其词华，可以润枯肠，医俗气。图画篆象，靡所不该；人鉴文衡，罔有不具，岂第论诗而已哉。”⑦刘沄在为孙联奎作的序中也提到，司空图是“本人品以为诗品”⑧。结合对《诗品》的文本阅读，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不是要仅仅提供对某一些诗歌风格的直陈式解说，确定各种“品”的含义，而是别有所指。《诗品》描叙性的诗语，层出不穷的比喻，刻意营造了各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歌风格意境⑨。

　　《诗品》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名篇，一大原因就在于它用诗语营造的这些意境具有阐释不尽的丰富性。司空图虽“本人品以为诗品”，这二十四诗品却无高下之分。它既是诗品，又是“品诗”，且是“以诗品诗”，通过营造典型情境的方式来说诗。诗歌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抗解析的、不可译的，以诗说诗正好可以维护诗歌的丰富性。宇文所安对《诗品》的这个目的也有所察觉，他说：“司空图喜欢鉴赏者将自己投入到对这种品质关系的欣赏中去。他设想这些品质不会立即显现。作为一个美学家，他的任务是指向它们，关注它们的存在；而理解品质需要一个品味、面对这样此景象（在文本中或在世界中）的过程，并且‘乘之（go along with it）’。对类型的确认只能在这个过程中显现。”⑩

　　其实，与其说是“对类型的确认”，不如说是一种“入境”的邀请。在《诗品》中，“诗境”的营造是很明显的。以“纤秾”为例：“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幽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荫路曲，流莺比邻。”以一系列能体现“纤秾”的景象，构成一个代表“纤秾”的“诗境”，通过使读者“进入”这个“诗境”而触类旁通，得以鉴赏各种不同的“诗境”，从而达到《诗品》（也即品诗）的目的。宇文所安尽管在上文所引的文字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司空图喜欢鉴赏者将自己投入到对这种品质关系的欣赏中去……理解品质需要一个品味、面对此景象的过程”。但他总的来说还是认为《诗品》中表现出的歧义性是一种对“含混的不确定”的刻意追求，并将这种追求简单地归结于老庄、道家学说的影响：“司空图对任何可以被轻易把握的东西都有一种道家的不信任感，他确信每种重要的东西都必须是不可捉摸的：他的思想谱系可以上溯至庄子……和他的道家前辈一样，他也常常借助比喻。任何我们可能获得的尝试性理解都被他取消，指向更遥远之处。”{11}

　　宇文所安注意到《诗品》中“含混的不确定”，但是他的解释却差强人意。笔者对宇文所安这一观点的质疑有二：一是《诗品》中类似“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见《二十四诗品·雄浑》）这样明确显出道家倾向的句子毕竟很少，《诗品》在本质上不属于单纯受老庄道家影响的玄言诗。二是《诗品》的核心仍是诗歌或“诗境”，而非“道”，虽然从表现内容到创作理念，它都受到道家的一定影响，但诗歌在陶渊明以后确实发展出了具有审美功能的独立诗歌境界，虽然它和论道的文字一样指向现实世界之外，具有超脱的含义，但将它简单地归入老庄哲学忽视了文学的独立性。仅仅提出哲学思想的影响，不能说明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的特质，因为诗歌表达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与论道的文章表达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对诗歌营造的独特“诗境”的鉴赏在《诗品》中属于深层结构，而这个深层结构在宇文所安的译文中表现得很不明显，这一缺憾并未能从他的注释中得到弥补。

　下面我们尝试以诗人孙联奎的《诗品臆说》（以下简称《臆说》）为参照考察宇文所安的《诗品》注释。《臆说》是宇文所安注释的参考，而且是《二十四诗品》现有最早的注释之一，它在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系统内形成，对《诗品》的注释颇具代表性。更为有趣的是，孙联奎本人做过多年的私塾先生，《臆说》的校点者认为：“《臆说》之作、是为了教授生徒。”{12}而宇文所安一书同样是他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理论期间写成的，二者的目的相似。将《臆说》在注释时所做的处理与宇文所安的处理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地看见它们的差别。

　　如解释“冲淡”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臆说》中是“……素处以默，妙已裕矣。以心之妙，触理之妙；以心之妙，触景之妙；此时之妙，乃妙不可言。”{13}短短一段话接连出现7个“妙”字，将“妙机其微”烘托到极致，读者亦由心至理、至景，逐渐在一连串“妙”中进入与妙“神会”的境界。宇文所安在注释中与曾多次采纳孙联奎的注，但是在这里他没有选用这些渲染性的语言，而是注释了“妙机其微”中的“机”可能有几种意义。对于字面的理解来说，“机”字是这句话中注释的难点，但它却不是这句话含义的重点。相比较之下，孙联奎的注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诗品意境、意象的传递，而宇文所安致力于注释的精确。

　　再看对“纤秾”中“流莺比邻”一句的注释。《臆说》中是：“余尝观群莺会矣：黄鹂集树，或坐鸣，或流语；珠吭千串，百梭竞掷，俨然观织锦而听广乐也。因而悟表圣《纤秾》一品。”这里进行的发挥联想就更多了，孙联奎刻意描绘了一幅“流莺比邻”图，他的描述看似题外话，实质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纤秾》的意境。而宇文所安在同一处只引了另一位注释者对“邻”（neighbors）的解释，即“邻”字指“黄鹂们簇拥在一起（the orioles being together with one another）”。对于孙联奎为争取与《诗品》“神似”（孙联奎在《臆说〈序〉》中语）而发挥的联想，宇文所安没有采纳。

　　经过上面两处的比较可以发现，孙联奎的注释目标与《诗品》的目的相似，方法也相近，他常常使用形象的语言，进一步使《诗品》中竭力渲染的“诗境”来到读者面前，使读者直接进入“诗境”，从体验中领会它们的差异和美。而宇文所安选择的注释显然排斥这类摹神取象、夸张联想的描述性语言。对这类语言的不确定性显得有些怀疑。因为这类语言在西方近代的学术传统中是遭到排斥的。西方近代的学术传统以理性主义为旗帜，一篇学院派论文不能出现这样“不精确”的语言。但其实在许多其他同样严肃的文字中，它们不见得都会遭排斥，比如在《圣经》、佛经、庄子的文章里。以比喻为例，比喻在上述经典都频繁出现，但这却是宇文所安使用的学院化语言不能接受的。虽然似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在比喻中说理逻辑就一定会遭到破坏。事实上，表面上属于陈述、分析的文字一样会出现强词夺理的现象，而恰当、合适的比喻也能够严肃地论道。但在宇文所安的翻译与注释中，对确定性的追求一再压倒了向原文本的“真实”面貌、价值取向、写作目的的靠近，精彩之处被抛弃了。

　　如上文所引，宇文所安也意识到了“司空图喜欢鉴赏者将自己投入到对这种品质关系的欣赏中去……”尽管他不一定认同这种做法，但是在注释中，他偶尔也会出现类似阐述“诗境”的注释。在“典雅”中有“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土，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几句。宇文所安在这里做了一些类似“品味”的分析，这是他在文本中唯一进行类似分析的地方。他认为这是“在一个自然的进程中的这些静静的被欣赏对象，从雨到晴天，再到雨水现在从瀑布中溢出。以及同样寂静地再回到落花，与菊花相辉映”{14}，他认为这样表现了古典与寂静。宇文所安进一步对他的西方读者解释了这几个句子中出现的所谓季节混淆：即“春”“菊”“绿荫”“落花”等词汇的并置。他认为由于这是“头脑中的世界（worlds of the mind）”——宇文所安对“意境”的翻译——“由感官经验中的许多因素再组合建构而成，所以不必拘泥于经验世界中的一个特定场景”。尽管宇文所安没有在这里说明《诗品》为什么要塑造“意境”，但是他译文别处一再提出，《诗品》因为受老庄影响喜爱“含混的不确定性”。但要达到宇文所安所说的“含混的不确定性”（“hazy imprecision”or“elusiveness”），仅仅晦涩就可以做到，不需要塑造出一个意象浑圆，具有风格特征的“意境”。在中文的阅读中，表现“典雅”的这几个场景并不一定前后相续，所谓季节的混淆对读者也不会构成阅读的障碍。意象自由叠加，构成独特的意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极其频繁。

　　而且，《诗品》蓄意构造的“诗境”，本身就超越了时间。时间的流逝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经常表现的主题，怀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思妇——“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这些典型题材均和光阴的匆匆有关。在西方，基督教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统治地位长达一千多年，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整齐划一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比较好地满足人关于永恒的思考与期盼。和基督教相比，中国古代的宗教并没有具备如此强大社会、思想的整合功能，因此，面对匆匆流逝的时间，中国古代人更容易感受生命的无常，对人生发出慨叹。人希望获得永恒而不能，而进入“意境”正是抵抗这种流逝的方式，于审美之刹那突破岁月的流逝感，使生命的瞬间具有永恒的意义。“诗境”因此处于时间的宿命之外，进入“诗境”的同时也就脱离了宿命，尽管是短暂的，但从“诗境”在人类中可以跨越时空共通的角度来看又是永恒的。自陶渊明以来，中国古代诗歌确实从老庄思想的影响中创造出这种实现其精神追求的独立的美学追求，《诗品》面对属于这个谱系的诗歌，也采用了此哲学传统之内的方法，它的四言诗形式与所传递的内容的结合得非常恰当。

　　比较宇文所安的译本与国内传统注释的差异，能够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文学，甚至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如果说，文化的差异最终表现在语言上的差异，那么在文本的比较之中发现差异，通过差异进一步认识并确定自我与他者，或许这就是比较文学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辩伪》，1994年全国唐代文学研究年会上，陈、汪提交此篇论文，引起了学界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热烈探讨，至今无定论。本文依照惯例，在行文中仍旧以司空图为作者。
　　②Stephan Owen, Read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文版译名为《中国文论：翻译与注释》，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对宇文所安作品的翻译参考了这个译本，但是王、陶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行文的流畅以及更符合中文阅读习惯，将一些词以意译的方式做了汉化处理。这本无可厚非，但由于本文思考的正是英译与原文中有可能浮现的文化差异，所以在一些特定之处采用直译。
　　③④⑤⑥⑩{11}Stephan Owen, Read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02, p.299,p.332, p.333, p.310, p.345.
　　⑦⑧{12}{13}{14}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7、6、58、13、317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⑨程国赋：“世纪回眸：司空图及〈二十四诗品〉研究”，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程国赋在文中将对《诗品》属性的定位分为四类：1.风格论；2.意境说；3.诗的哲学说；4.审美图式说。其中风格论影响最大，又常和意境说互为补充。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 2007年第18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