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著《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是作者继《中国鲁迅学通史》（上、下、索引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之后又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既是在“鲁迅学”方面“跨文化对话”的一次尝试，也是这次尝试的一项成果。

    2005年春夏，作者应邀赴日本讲学，诚如书前所记，本书系“2005年4月至7月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讲授”的内容。“鲁迅学”走出了国界，不仅要面对异文化环境，也要面对新的读者对象。如果说作者的“鲁学通史”主要面向那些专家学者（此前专家们曾把“国家图书奖”评选给他），而本书在构思时所要面对的则是在日本听讲“鲁迅”的学生。然而，这种读者对象的重新设定及其与此相伴随的内容的相应调整并不意味着操作的简单或者内容的劣化，而是恰恰相反。作者在讲学时曾谈到自己今后的学术抱负，其中就不乏“舍我其谁”的硬工程，仅《鲁迅编年史解通书》一项，我想若不是花费9年时间编过5大卷《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又用若干年写过上面提到的鲁迅学通史的人是不敢叫这个板的，但作者还是想把一身功夫最终倾注到一部“普及版”的《鲁迅传》中，认为：“普及版是在文学版与学术版的基础上，融合、锤炼出一本30万字左右适合青年读者阅读的可读性更强的读物”。就是说，作者在非常“学术”之后，其最终落脚点还是“普及”，想定的阅读对象则是青年。学术的最高境界应当是它的可以随时转换为常识的普及形式，而离了青年，任何一种学术都不会持久地“学术”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实际上已经具体实践了作者在未来计划中的关于“普及”与“青年”的想法。

    因此，适合青年学子阅读，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特点。若对直到现在仍不断引起争论的“鲁迅”这个话题感兴趣并且也想参与进来思考，那么本书恐怕不失为进入“语境”的一条捷径。

    全书由21章加后记构成，525页，40万字。以上所说的作者带到域外来的“鲁迅学”应该是其中从“一”到“十六”以及“二十、二十一”这十八章内容，可视为作者自身“鲁迅学”的精炼、抽取和衍伸阐释，几乎囊括了“通史”中所涉及的所有重大问题点，具有高度的学术浓缩性。在总结既往工作的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一个体系，用本书的主题之一来概括就是“鲁迅学在中国”

    那么，这样一个“体系”，当它和域外的“鲁迅学”相遇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这是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鲁迅”在海外，尤其在日本，占有“现代中国学”思想文化领域研究的很大比重，是“现代中国”构成机制当中的不可缺少的要素。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与海外发生交往以来，“鲁迅”也一直是这一交往中的重要内容。二十几年间，究竟有多少海外鲁迅研究被译介到中国，目前还不见完整的统计，仅由丸尾常喜教授登载在《日本中国学会会报》2006年1号上的报告所开列的清单也可窥见一斑。这份清单“不惮遗漏”：自八十年代中期起，日本学者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或专著仅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中国出版的就不下三十几种。2005年12月下旬上海大学专门召开“鲁迅与竹内好国际讨论会”，也可以说是对上述译介的一种回应。与此同时，韩国学者除不时有关于鲁迅的论文散发在中国的学术杂志上之外，据我所知，还专门在中国召开过旨在向中国介绍韩国鲁迅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并有《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博物馆所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发行。面对来自域外的既熟悉又陌生的“鲁迅”，中国国内学界当然早已产生并且正在产生各种反响，不过，这种接触与反响体现在某个个体上，当是具体的零散的分散的，而且程度与形式也都千差万别。这就是说，“域外鲁迅”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在不断注入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整合。这是个新课题。

    作为一个在译介方面做过一点工作的译者，我当然盼望能早日看到这方面的有系统的整理和评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本书中的“十七、十八、十九”这三章很值得一读，题目分别是《“竹内鲁迅”与“中国鲁迅”》、《韩国鲁迅研究之我观》、《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东亚鲁迅”》。前两篇分别是“竹内好”和“韩国鲁迅”的“个论”，后一篇为“东亚总论”，这三篇构成本书的另一主题，即如何看待“在东亚”的鲁迅学的问题。它们对上述鲁迅的译介虽还并非“体系的”评论，却是实实在在的来自“体系”的评论，体现着一个鲁学史家“史眼”中的“东亚鲁迅”。我以为这是与其他评论的根本不同之处。

    “东亚鲁迅”是作者导入的一个新范畴，尽管从区域来看目前还只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但却预示着“鲁迅学”将上升为一种新的多边对话平台的可能性以及作者对此所付出的努力。最近有学者提出“文化交涉学”的概念，旨在跨越国家或民族的分析单位，把对象想定为一个具有一定统合力的文化复合体，关注其内部发生的文化生成、传播、接触与变迁，从多角度来综合解析文化的“交涉”方式以确立起一个“多边看圆心”的视角体系（关西大学国际研讨会“思考文化交涉学的可能性”——以新的东亚文化像为目标，2007年10月4-5日）。由此我想到，这个“文化复合体”可以很大，比如“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很具体，可以具体到一个人，比如鲁迅。在东亚近代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作家会像鲁迅那样成为一个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被不断阅读和阐述的对象，而且这种状况甚至在这些国度几乎彼此“无交涉”的文化隔绝时代也没中断过。在东亚的视野内，鲁迅是个当之无愧的“文化复合”的承载体。因此，“东亚鲁迅”这一范畴的确立，意味着中国鲁迅学将有可能自觉建立一套由多边视角构成的参照体系，由此查对一下“中国的鲁迅”有哪些被中国自己看丢了。

    “中国”这一概念在作者的“鲁迅学”中理所当然是根干所在，作者对此有他的自信、自负并毋庸置疑地体现在本书的“跨文化”视野中：“鲁迅生长在中国，他的大部分事业也是在他的祖国进行的。当然，中国的鲁迅研究是历史最长，开展最深入，规模也是最宏大，成果最丰富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人文学科——鲁迅学。”（第452页）同时作者并不溺于自爱，针砭本国通弊，毫不留情，曾有“鲁研”百分之九十都是“垃圾”的惊人之语，并针对那些“爱鲁家”们的高声抗议进一步订正道：“不！百分之九十说得太客气了，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垃圾”。——对此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从实证学的角度讲，假如不去做与作者同样的检读，赞成或反对都是无力的。

    就是这样一个清醒的史家，在他的“东瀛说鲁”期间，获得了直接置身“东亚”之场的契机，参加各种学会，作报告和听报告，质疑也答疑，接触包括日本和韩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并且开始系统阅读日韩两国学者的论著。这便是作者所说的“跨文化对话”。我感佩作者的精力旺盛和惊人的消化吸收力，比如在关西大学所做的那篇博得好评的《“竹内鲁迅”与“中国鲁迅”》的报告，就是到日本不久之后完成的，而这距竹内好中译本评论集《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3月）的出版还不到两个月；不过在此之上我更感佩作者鲜活的感受力。那是一种新鲜与洞察交织的“交涉”境界。他看到了中国鲁学所看丢的一些东西：

    到日本讲学，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鲁迅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恍然明白了一个真理——鲁迅如果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没有受到过日本文化的熏陶，是不会产生后来的作品和思想的。在大阪一家书店里，我看到一本介绍夏目漱石的彩色画报，翻开一看，感到非常眼熟，仿佛在哪里看到过。回头细想，才明白是从关于鲁迅、周作人的图片资料中看到过类似的生活场景、生活用品和生活氛围，二周受夏目漱石的熏陶真是太深了。连神情、味道以至那上唇的两撇小胡子，都是夏目漱石式的。……鲁迅的进化论思想等也都是从日本学者丘浅次郎那里来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日本文化，没有夏目漱石、森欧外、丘浅次郎，就没有二周。可是至今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尚无充分的研究，甚至于尚无明确的认可。”（第417页）

    可以说，这是作者在他的“学史”领域重新确认并挑明的一个重大盲点。鲁迅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进而是整个中国近代与“日本”，尽管早有梁启超“外国文法”和郭沫若“文坛”与“日本留学生”的早期历史暗示，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后来的“某某或什么什么与日本”的开创性研究，但至少在鲁迅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日本”却始终是一个“启”而未“发”，“知”而未“究”，“探”而未“深”的问题，“日本”还不是一个正面问题，说得严重一些，“日本”甚至还在“体系的知识”之外。因此我同意作者的意见并想再次强调自己的一个主张，那就是对于中国来说，研究近代日本，不是日本的问题，而是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

    下面这段也很有意思：

    竹内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在场域之内。对于中国文学，他只是旁观者。他清楚自己的位置，不像有些日本教授那样要去“指导中国文学”。这样，旁观者清，于事者迷，他倒把自己的旁观位置化作了一种进行客观观察的优势，没有被套进已经预设好的思维窠臼中，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鲁迅的新的概念和新的思维模式，“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第423页）

    作者的确在评竹内好，但同时也是对“他者视点”的总结。这来自历史经验：八十年代，“在中国的鲁迅研究日益走进死局的时候，……竹内好的《鲁迅》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锐的鲁迅学家汪晖坦然承认这位日本思想家，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第432页）在有关“东亚鲁迅”的部分里，不论“个论”还是“总论”，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将这种“他者视点”进一步系统化的倾向。书中涉及到二十几位日、韩学者的论著或观点，除了中国读者已经熟悉的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北冈正子等一批日本学者之外，还有正在开始熟悉的以朴宰雨为首的一批韩国学者，作者把他们构筑在自己的“跨文化对话”框架内，就使这些国度不同、论题各异的鲁迅论彼此不再分散和孤立，从而浮生出由一个个“他者视点”构成的另一个“鲁迅学史”，作者通过与前者的对话在重新审视着自己背后的中国鲁迅学史。而“东亚鲁迅”的核心是“抗拒为奴”的观点，其实也正来自竹内好。所以，这位中国鲁迅学史家眼中的“东亚鲁迅”，恰恰是中、日、韩三国鲁迅学家长期研究所得到的共识，是史家对各个“他者视点”的取精用宏，高度综合。

    那么，作者究竟看到了什么呢？这里不敢更多掠人之美，祈读《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为幸。

    2007年10月7日于大阪千里

    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0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