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思想，这些思想之间存在着语言表述、运思逻辑尤其是生活基础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近代以来人类历史的一体化潮流使各种民族思想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成为必要和可能。不过，这种交流和融合是一个相当不易和绵长的过程。从理论上看，这一过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搞清各种民族思想的本真面貌。只有如此，这种交流和融合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从这一视角上着眼，赫伯特·芬格莱特所撰的《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书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芬格莱特无疑深深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他的知识“供给”和思维方式完全是西方式的，他的思想能力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可是，在这本书中他要处理的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他试图跨越中西古今的巨大落差来寻求孔子思想的本真面貌。他自己说：“我希望发现孔子本人认为是重要的东西，而不是我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我希望发现孔子所要提出的问题以及他认为是合适的那种答案，而不是我所要提出的问题以及我认为合适的答案。”（该书《致中国读者》）毫无疑问，这种研究目标使他的思想史探索面临着相当于大的难度。那么，在这本书中，他是如何克服困难追求自己的研究目标的呢？或说，他是如何探索孔子思想的本真面貌的呢？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他对“礼”范畴的考察来做说明。
如所周知，礼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相当重要的概念，有的学者（比如蔡尚思先生）甚至认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这本书中，芬格莱特也将礼视为孔子思想的中心范畴，他对其它范畴（如仁等）的处理均是围绕着着礼展开的。他认为在孔子那里，礼是人存在的本质，礼统合了人的存在的诸多维度，它不仅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格，而且还具有某种神奇的魅力，同时它还具备道德和宗教的某些特征。具体而言，芬格莱特从多个方面剖析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在此，我们只能举出较为重要的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在孔子思想中，“正是以礼仪为媒介，我们生命特有的人性成分，才得以有鲜活的表现。”（该书第14页）如果我们的语言、动作、习俗离开礼仪的情境就什么也不是，它们只有存身于礼仪之中才能表现出人性的光辉。无论在今天还是古代，我们都可以在礼仪之中发现许多人性的展现，他举了握手和请人代劳的简单礼仪之中蕴涵的人性意义。二、他认为孔子的礼仪中存在着具有深远意义的神奇力量。一个人通过礼仪就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自然无为地直接实现他的意志。”（该书第3页）他认为在孔子如下的话中都体现出了这种力量，如“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身正，不令而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等。这些话中表现出的力量都是不可捉摸、无形无象又无法抗拒的，而又总能轻而易举地导致一些令人惊叹的巨大效果。三、他认为在孔子那里，礼仪还有力地显发出道德的完美，而“那种道德的完善蕴涵在自我目标的获得之中，而自我目标的获得，则是通过将他人视为具有同样尊严的存在和礼仪活动中自由的合作参与者来实现的。”（该书15页）而孔子所理解的人与人的这种关系极为类似基督教的兄弟关系，基于这种关系的人类社群构成了神圣崇拜的主要方面，在社群中生活的人也可以产生神圣的尊严感（该书第112页）。甚至可以说，这种社群生活本身就应当是一幕幕神圣的礼仪。因此，芬格莱特认为：“孔子的远见是一种哲学的理想，甚至是一种宗教的远见。它揭示了人性的神圣和神奇的一面，这一面存在于人类的社群之中，而社群又植根于人类所继承的生活方式之中。”（该书第70页）除了我们在这里叙述的三个方面，芬格莱特还从音乐、权威、自我等多个方面讨论或涉及了孔子“礼”的思想。不过，他这些方面的讨论与以上三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全然一致的，因此，我们就没必要进行过多的阐述了。
从芬格莱特对礼范畴的考察来看，他对孔子本真思想的考察采用了从文献出发、从生活经验出发并与西方思想对比会通的方法。其中，立足于《论语》的文本分析、追求与原著哲学观点的契合应该是其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利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西方学术背景来阐明《论语》的哲学蕴涵则是其辅助性的研究方法。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他是否达到对孔子思想本真面貌的认识呢？我们说，他所取得的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仅从他对礼以上三个方面的阐释来看，还是较为准确、清晰地反映了孔子之礼的人性色彩、治理功能和道德、宗教维度，符合人们对孔子之礼的一般理解，也可以说至少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上孔子的思想真实。
话到此处，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根本也相当艰难的问题，那就是存在一个今人可以认识清楚的孔子本真思想吗？西方现代阐释学中的一些人物对此持悲观的态度，而我们则持一种有限的乐观态度。在我们看来，想要全面彻底地搞清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面貌当然极难，但大致地接近其思想真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对其思想的某种共识性认识还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是基于古今之人生活体验和思想运作的共通性。这也就是芬格莱特试图“纯化孔子”（该书《序言》）、恢复其思想本来面貌的理论前提。如果对此略加引伸就不难看出，不同民族思想之间也具有这种共通性，这是它们交流和融合得以可能的基础。而在此共通性之外还有大量分歧和差异，这些分歧和差异的存在则使它们的交流和融合成为必要。芬格莱特克服多重困难的孔子思想探索无疑可以成为这种交流和融合的较好例证。
（转自：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_content.asp?id=16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