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列举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国研究”领域里的主流人物，费正清、列文森师徒可谓当仁不让。尽管时过境迁，学术界的研究趋向已经改变，但他们两人的学术成果至今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费正清的各种著作能够在中国畅销不衰。令人遗憾的是，列文森的著作却因为种种原因迟迟不得面世。直到最近，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中译本才和广大中国读者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其列入《新传统主义丛书》郑重出版，我想这是读书界应该拍额庆幸的一件喜事。

本书旨在探讨儒家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列文森在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了两个问题：中国“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它表明即使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这个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将进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吗?”他对中国的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甚至细微到文化史中的明清文人绘画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儒学已经死亡。在考察了晚清经学大师廖平、康有为等人的活动后，列文森不无惋惜地指出“儒学政治已受到非儒学化的真正近代目标的全面攻击。”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列文森创造性地运用了“博物馆”这一著名的比喻，来说明儒学传统的死亡。这一比喻是指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被保护起来，“其目的就是要把他(指孔子)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作者不禁感叹道：“20世纪的第一次革命浪潮真正打倒了孔子，珍贵的历史延续性、历史认同感似乎也随之而被割断和湮灭。”

列文森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着深刻的敬慕之情，他为儒教中国的没落而悲叹。他看到并且指出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窘境，即在理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情感上却依旧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而这不过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祈向而已。”列文森认为中国文化的方向应该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主题：科学、进步、商业、功利主义等。他解释说，西方人在拥有这样一个世界之前，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在痛苦地思考，反对以物质利益为价值标准，但人文精神还是无法避免地在逐渐丧失。在这个意义上讲，“君子不器”的传统理想逐渐沦落为专业化、有用的技能训练，也是一种令人忧伤的必然趋势。

列文森论学富有浓郁深沉的浪漫气息和文士才气，充满想象力，而且有时也不太注意学术规范，这与时下高头讲章式的学术论文风格迥异。正因为如此，他在西方汉学界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当我们打开这本《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时，他的智慧与思想扑面而来，我们享受到的也许已经不止是知识上的快乐，更多的是这位中国思想史研究巨擘的人格魅力。

http://xiaobao.nju.edu.cn/showarticle.php?articleid=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