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他是美国最具盛名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的衣钵传人，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与费正清共同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第15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治学严谨，注重史料，长于理论分析，尤以“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蜚名世界学坛，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史课程，撰写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等多部中共党史专著，影响很大。

    麦克法夸尔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铁三角结构”理论。他认为，任何一个政治结构都是由三个基本元素构成的，都可以归结为三角结构，即一边是政府机构，一边是意识形态，底边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及强权部门。在中国，这三个元素更强，所以称为“铁三角”。1949年中国建立的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目的是控制，其三角结构与西方的三角结构根本不同。在西方，三角是包裹在社会之中的；在中国，社会是处在三角控制之内的。三角的最上方是政治领袖。三角的政府机构一边，中国是依靠党的机构来运转的。三角的意识形态一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使中国共产党有信心获得一种能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权力。三角底边的法律及强权部门，在中国是军队。

    麦克法夸尔对“铁三角”前两边的描述，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对其底边的描述，确有让人感到有些费解之处。一般认为，起着维护社会秩序作用的，应该是法庭、警察这些司法、执法部门，即便再加上立法机构，加上管理地方的基层政权，也不应是军队。

    麦克法夸尔特别突出地强调军队的观点，是考察了军事力量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得出来的。他认为，从上个世纪起，军队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历次政治危机、大的政治变革中，军队都起了重要作用。1911年，袁世凯因为控制了新军从而控制了中国。1927年，蒋介石因为控制了军队而掌握了政权。1949年，中国共产党也是由于掌握了军队而取得了全国政权。“文化大革命”中，在党政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下，军队扮演了恢复秩序的角色。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认为毛泽东对军队控制的担心而产生了对林彪的怀疑与对立，并为此重新启用邓小平，使国家回到非军队控制之下。

    诚然，军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党政干部，大部分都是来自军队系统。虽然，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的转变，而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起着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内稳定社会的作用。但这个对内稳定社会的功能，通常情况下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军队直接介入社会活动，稳定社会秩序，只是在运动失控条件下的特定作用，不能作为通例。而且，在社会秩序稍微稳定后，军队从卷入的社会事务中退出，也是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至于“文革”后期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仅归于毛泽东对军队控制的担心，未免太简单化了。事实上，毛泽东一直牢牢把握着对军队的控制。在这里，麦克法夸尔似乎是把“文革”的特例当成了通例，但军队要实现在国家正常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定位，这无疑是正确的。大凡能够“铁”一般控制社会的政治系统，都是与军事化传统有关，或者直接是从军事体制演变来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必然首先要求军队的定位。

    国内的主导理论范式，是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为分析框架，认为后者为决定性因素。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需要着意宣传领导人能够掌控社会的发展，以造就民众普遍的共信。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悖论。但这种理论的悖论，又有着现实的根据。在当代中国历史上，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往往会影响和左右中国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走向。“铁三角”理论所述，当属唯物史观的上层建筑领域。它注重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解释历史，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置于一个权力框架下去认识，叙事方式有着线索比较清晰，同时也有较为简单的一面。它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描述，特别是对“文革”和改革的分析，有其独特的视角。

    以这个理论看来，中国在1949年建立的政治体系是一个高效、严明、令行禁止的体系，特别在统一中国，实现国内政治稳定，维护和平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仅仅几年时间，中共就动员起了足够的社会力量，改变传统社会，实行集体化，建立公有制的政治制度。说明这个体系在建立之初是非常有效力的。另一方面，这个政治体系又是过分强大的。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控制。西方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全面控制，使中共能够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是使社会承受巨大损失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体制形成了猛烈冲击，造成了麦氏所言的“铁三角”控制力的严重破坏，虽然经过后来的修复，但控制力已远不如前。西方学者对此有两方面的评价：一方面，曾经是政令严明、勤政简朴的行政体制也已成为了历史，作为控制社会主要手段的意识形态也明显失去了旧有的影响力，基层政权的权威失落。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后果是促使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接受了市场经济，鼓励人民发展经济，实现富裕。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重新找回了人民失落的信心，奠定了国家新的政治基础。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的突破。

    “铁三角”理论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事实的描述。麦氏认为所有政治系统都可用这种三角关系来概括，但它并非是完全的价值中立。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国家（政治体系）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是存在于这个以国家为标识的政治体系之外，还是控制在这个政治体系之内。这就说明了它的基本价值设定是对民主的诉求。属于政治系统控制社会的体制，是和专制相联系的；属于社会容纳政治系统的体制，则是和民主相联系的。这种分析无疑是西方语境的，但对政治体系演进的解释还是有一定普适性的。

    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执政合法性所在。人民主权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认可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领袖人物代民作主的吊诡。这种理论与实践不统一的吊诡，是国家与社会内在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的异化物，对社会控制的越是全面，越会突出领袖的个人作用。国家控制社会是王权时代的政治特征，现代国家是以民主和宪政为政治原则的社会体系，国家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民主意味着社会权力的扩张，宪政意味着实现公民权利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实行民主和宪政是一个把政治系统纳入社会之中的政治转型过程。

    “铁三角”理论注重研究社会变迁和政治转型的关系，以这个理论分析当前中国问题，也有它的独到之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层面上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与国家（政治体系）的关系。多种经济结构的成长，社会新阶层的出现，人们追求富裕生活的动力，这都是社会冲出了“铁三角”控制的自组织成长，也意味着“铁三角”本身的软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与全球经济体系接轨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张力，已经是传统的“铁三角”系统框不住的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政府的功能日益模糊不清，错位、失位和越位的情况同时存在。当前出现的社会问题，如严重的社会性腐败，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等等，都是政治系统滞后于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治系统与社会关系重新调整。

    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复杂的，只有在多种理论不同视角的对照透视中，才可能认识的更为清楚。“铁三角”理论作为舶来的他山之石，对其观点特别是一些具体结论，还是有可商榷之处的，但它认识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对于我们开阔视野确有拓展之效。我们研究社会变迁和政治转型的关系，特别是对党的执政基础的研究，需要有世界性坐标。国外有影响学者的一些理论观点，对于我们这一坐标的建立是不无碑益的。

原载：《理论学刊 》200409

转自：http://myy.cass.cn/file/20060105180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