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解读都会受阅读者先见的影响，生活在汉语世界中的读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解读也是如此，常常难以跳出前人的前见，也难以跳出作为汉语读者的各种思维定势。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对古代文论的统辖权。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很有胸襟的举动，它实际上是让我们看“西方人如何看中国文论”。

    这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英译同时又进行跨文化阐释的书。

    对于汉语世界的读者来说，《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实际上提供了两个层面的“对话”。本书提供了西方学者在西方思想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认识，这是西方学者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由西方而东方的跨文化对话；我们作为本书读者，如何对宇文所安提供的这种对话进行再认识，我们在看宇文所安和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对话的时候，实际上也在进行着和宇文所安的由东方而西方的对话，这是对第一重对话的超越和提升，是针对第一重对话的对话。

    中国文论在这种双重的对话中，获得的生机与活力是我所非常看重的。从第一重对话来说，我看重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宇文所安所选择的文论本文。本书开篇选的是《论语·为政》中的“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宇文所安认为它“直接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关注中心”，“孔子所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在具体的个案中识别善，而不是认识‘善’这个概念。中国文学正是围绕着这个‘知’的问题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关于‘知人’或者‘知世’的‘知’。”他认为中国传统诗学“产生于中国人对这种解释学的关注”。这和中国本土多数文论选本所走的进路不一样。中国本土文论选开篇常常会选《尚书》，《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说常常被中国文论选家看成是中国文论的发源之论。上述分歧表现了宇文所安和中国文论选家对中国古代文论逻辑起点的不同认识。宇文所安的认识是否正确自可讨论，但是宇文所安给认识中国文论带来的新的视角却是不言自明的，他发掘了《论语·为政》的文论学意义，让在我们传统视域中被遮蔽的本文放出了生机。这种情况同样在他对《原诗》的重视中表现了出来，中国传统文论选家不大重视《原诗》，但是，宇文所安却给了《原诗》一百页左右的篇幅。为什么呢？因为宇文所安更重视文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性、自恰性、体系性。

    二是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的解读。宇文所安遵循以本文为中心的思路，从文本出发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不是用不同的观点来武装文论史，而是相反，用不同的本文来原生态地“建构”文论史，展示了中国古代文论生动的细节性和丰富的多解性。

    从第二重对话来看，中国学者一直不够重视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解读。对西方文论的引进一直伴随着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中国文论的现代化是在西方文论的观照下达成的。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史，中国现代文论的最大欠缺是西方化；没有本土理论命题，缺乏中国风格。近年已有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注意到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型之上，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成果依然寥寥，何以如此？原因在于我们难以脱离自己的“先见”，我们受到先见的左右，难以超越中国文论固有的认识和解读模式。在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上，我们也可以采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法。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论的解读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跨文化对话的平台。他在解读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概念时采用的分析方法和我们学习中国古代文论时的惯常做法不一样，他在分析《文心雕龙》中的“熔裁”概念时这样说道：“‘裁’是与文学作品之‘作’有关的工艺术语，它以裁剪布料制作衣服比喻文学制作。‘熔’即把金属投入熔炉。”又如，他对“气”的概念的解释是联系着中国古代的文学发表模式“演唱”以及中国古代吹奏乐对演奏者“气”的要求进行分析的。这些分析流露着西方学者实体思维的局限，我们固然可以嘲笑西方学者的幼稚，但同时这种思维也有它的长处，对我们理解古代文论的许多奥秘是有帮助的。

    开放的中国文论研究不仅意味着对西方文论采取借鉴、吸纳的态度，同时也意味着对西方人对中国文论的解读持开放态度。过去我们在前一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在译介西方文论方面花了大功夫，作出了成绩。今后我们在后一方面的工作也要加强，中国文论的进展需要更为宽阔的跨文化交流平台，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翻译出版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