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为晚清权倾一时的重臣之一。当其七十大寿时，贺者如云。一时不能亲往者，也纷纷呈寄寿文，以表贺意。其中，以曾师事张之洞，累官陕西、江宁布政史，护理两江总督的樊增祥所撰骈体寿文最长，达二千余言，且由电报局分日拍发。如此长的寿文自然通篇“歌功颂德”，细述张氏德政，因而获得张的激赏。其时“新学”方兴，各类新词不断由日本传入，张之洞虽提倡新学，却喜欢旧文，故对“日本新词”颇有反感，力禁学界用“日本新词”。樊氏寿文亦将此叙入，极表赞佩。其中有句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清稗类钞·文学》）

    文中所谓“鸡舌”一名鸡舌香，即丁香，据说含于口中能去口臭。汉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气味芬芳。《汉官仪》上：“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所谓“马肝”，系相传马肝有毒，食之能致人于死。《汉书·辕固传》有句云：“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也就是说，不必非冒险食马肝，也能知肉味；学者勿需举称汤武，也照样能言学问。樊文以“鸡舌”、“马肝”暗喻“日本新词”，意谓不必用这些新词，照能学问精通。

    然时移势移，清末“新学”日兴，新词不断涌入，学人要完全摆脱“新词”不大可能，即便憎恨新词如张之洞者，在言谈和文章中也难以“免俗”。一次他请幕僚路某拟一办学大纲，见拟就之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某。偏偏路某略通新学，当即发现张之洞的“把柄”，便半开玩笑半较真地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二人为此闹得不欢而散。反对用“日本名词”的张之洞，自己却也无法摆脱“日本名词”的困挠，这确有一定象征意义。

    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新学”书籍在甲午战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因而，日产新词便大量涌入中国。从1900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甚至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过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广为发行，影响不小。“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使用的全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新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这些新词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术语，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词就是在当时从日本舶来的。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因此“西学东渐”也早于日本。所以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恰恰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西学”，将“西学”中文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这期间的许多“日本新词”来自汉语，如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等等，不一而足。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西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应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虽然良苦，但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会使自己陷入更加被动之境，“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12月3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12/03/content_52411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