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名校造就了无数并不为校方所备案的成功者。——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将日本现代汉语教育的先行者、日本中国学的翘楚人物仓石武四郎,认定为：留学师大第一人。

    谁是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的第一人?在百年回首之际,这个关系到办学思路的“师大之最”不能不令人充满探究的兴趣——而根据校方的年鉴或名单,这一论证似乎要等到晚近的留学生制度确立、师大从琉璃厂校址搬到北太平庄之后才能展开。以师范为宗旨的师大总是较之其他高校有更为严厉的校规,因此在她的前期甚至连外校的旁听也绝不接纳,更不用说办理前来留学的手续了。

    但一所名校的影响并不真的就被严格的制度局限了她的流光溢彩,“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回避了校方的规定,在琉璃厂时期的师大“偷听”了一年的课程,成为目前我们所知在事实上留学师大的第一人。

    一、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新县高田市人,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使他从小就与古籍结缘。1921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毕业后,就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南方进行考察,短期的中国之行使他对“训读”法与现代汉语之间的隔膜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成为他一生研究汉语教育、改革的契机。他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中国学的奠基者指导下从事研究。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

    自1894年甲午海战以来,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往昔向中国学习的风尚一变而为中国学人纷纷留学东瀛,日本学者也以留学欧洲为时尚。但以狩野、内藤为首的有识之士却在建立新的中国学格局中认识到留学中国的意义。于是,在战后成为日本中国学翘楚人物的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便相继逆潮流之势而被派到中国留学。

    明治以来日本的这种留学被称为“在外研究”,来到中国的日本学者实际上很少拜师或进高校接受严格的中国学问训练,很多人在中国只是进行考察和收集资料,间或约请一些学者做言语不通的“笔谈”。在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真正能如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虚心就学的,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数的学者。他与吉川幸次郎共同住进了北京的四合院,并穿上了中国服装,像中国人那样开始了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在最初的四个月中,他们请了旗人来讲解《红楼梦》,通过这部名著的精读,既掌握了北京话,而且也了解到了北京人的风俗生活。其后,他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了解到当时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旁听制度,于是又办理了手续到那两所大学中听课。

    二、

    但仓石武四郎的兴趣,是在清代考据学特别是小学、音韵的研究上。他真正想听的课程,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1887-1939)在师大开设的“国音沿革”和“说文研究”。因此,他通过另一位学者马廉向时任师大国文系主任教授的钱玄同提出了请求,得到的回答是:“我在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课程,况且北大有旁听制度,去那里如何?倘若一定要在师范大学,那里没有旁听制度,我自然无法答应,不过,也许可以偷听……。”(仓石武四郎《钱玄同与黎锦熙》,载作者著《汉字·日本语·中国语》,くろしお出版1982.)在钱玄同先生的暗示下,他从1929年秋季学期开始了师范大学的学习。从仓石武四郎留存下来的《述学斋日记》和回国后上报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始末书》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他在师大的听课情况,那就是:钱玄同的“国音沿革”、“说文研究”,孙人和的“词学”,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黄节的“曹子建诗”。他每周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间,聆听上述钱、孙、沈、黄之外还有杨树达、吴承仕、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众多民国知名学者的课程。甚至每周一次,他还向晚清遗老杨钟羲学习清朝典制、向年轻的俞平伯学习翻译之道。这样繁重的课程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是非常罕见的。

    对仓石武四郎帮助最大的还是在师大钱玄同先生课上传授的知识。他听课非常认真,每节课都做详细的笔记,因此到后来许多的中国学生都向他约定在考试前借笔记抄写复习。但他的听课也遇到“偷听”带来的窘迫,在1930年3月7日的课上就碰到了麻烦,据他事后回忆说:钱先生是音韵学的老师,所以我需要音韵课的课堂资料。刚开始,只是在课堂上随便发,我也取了资料听讲。但不知为何,有一次,办公室的人来了,开始一边念花名册一边发资料。这样一来,像我这样偷听的不仅拿不到资料,还会被人发现。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办公室的人也来到我身边并停了下来。其他学生也大致了解我的情况,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我;老师也最终停止授课,由上往下看。幸好我旁边坐着研究生院的学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孙楷第先生,我早先就认识他,所以他热心地为我辩解。老师也从讲台上对办公室的人说道:“快点儿往前发!”最后,办公室的人也就不再追究了。(仓石武四郎《中国语五十年》,岩波书店1973.)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仓石武四郎还是自始至终在师大听讲,直到当年6月他离京南下。

    三、

    按照“制度”来衡量,仓石武四郎的师大留学经历充其量只是一段“留学外史”,但其意义却不容低估,可以说通过师大的留学,成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海外传播和影响的重要方面。在中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国语运动自1913年成立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起、在随即到来的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高潮。钱玄同1917年参加国语研究会,主张文字改革并推行国语字音标准,从而成为国语运动的主将。他在该年编成的两册《音韵学讲义》,是我国最早的汉语音韵学教材。他参加编定了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和《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成果。留学回国后的仓石武四郎在日本开始了长期的汉语教学改革,钱玄同在师大讲堂上灌输的知识成为他终生受用并付诸实现的准则。新文化中有关国语运动的成就,都通过师大的课堂,由运动的中坚人物钱玄同传授给了仓石武四郎;而日本的汉语教学改革,因为有了仓石武四郎的师大听课经验得以蓬勃展开。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韵学》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取文学博士学位,也未始没有钱玄同当年的影响存在。

    仓石武四郎之所以选择师大听讲钱玄同的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师大一出门便到了有名的琉璃厂文化街。自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来,那里便成为中国有名的古书集散地。对于有藏书嗜好的仓石武四郎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他每次到师大,都会光临这一文化中心,因此师大的听课同时成就了他作为藏书家的名声。后来他在琉璃厂购买的大量书籍,成为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仓石武四郎在师大不仅受到钱玄同的影响,他与先后在师大任教的陈垣、鲁迅、高步瀛、黎锦熙、孙人和、杨树达、陆宗达也都有交往。陈垣先生感动于他的求学热忱,在他离别北京之际还专门到车站赠书相送;而在日本,第一个将鲁迅作品搬上大学讲堂的就是仓石武四郎;黎锦熙的《国语语法》则成为他回到京都之后利用率极高的教材。在北京留学的后期,他一直住在孙人和先生家中,与孙先生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孙人和在与书肆的伙计通电话购书时,因为浓重的苏北方言而不能被对方明白,往往求助于一口京话的居停仓石武四郎来接电话。在仓石来北京之初,曾经表达过在中国最想见到的青年学者是陆宗达和赵万里,后来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陆宗达先生的高足、师大王宁教授回忆,20世纪六十年代,仓石武四郎先生还将他用国音字母拼写的白话《四书》寄给陆宗达先生,但遇上文革,这件珍贵的文献在1978年才到陆先生手中,而此时的仓石武四郎已仙逝多年。此后陆先生多次对自己的学生提及仓石武四郎将《四书》“文言变白话,文字变拼音”的不寻常功力。这一方面反映出仓石武四郎与陆宗达这两位中日“说文”大家之间持久的友谊,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在学习国音字母方面的痴迷程度。

    在日本东京的日中学院——日本战后第一所民间汉语专门学校——至今仍镌刻着第一任院长仓石武四郎的亲笔题词:“学好中国语,为日中友好架桥梁。”这位使日本现代汉语教育走上康庄通衢的奠基人、为日中友好而奉献一生的使者,无论从时间还是成就上,都堪称是留学师大的第一人。

    原载：《中华读书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06/14/content_51597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