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受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 A·C·柯立奇的委托,中国学者袭开明开始负责整理该校图书馆中的中日文藏书。袭开明先生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长达40年的图书馆生涯。
袭开明(1898—1977),字闇辉,浙江镇海人。1922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该校由美国图书馆学家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1862—1931)于1920年3月创办,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图书馆学专业学校。作为文华图书科首届招收的学生,袭开明先生毕业后来到厦门大学担任该校图书馆的首任馆长e1924年他又远渡重洋,赴美深造,先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附属图书馆学院继续研习图书馆学,第二年进入哈佛大学文理学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在哈佛大学图书馆从事图书整理工作。
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最早可以追溯到1879年。这一年哈佛大学聘请了一位来自中国宁波的的学者戈鲲化(1824—1879)到哈佛讲授汉语,这是该校有史以来最早开设的中文课程。为教学需要,戈氏带出了包括他本人诗集《人寿堂诗钞》在内的一批中文图书。不幸的是,由于水土不服,戈鲲化到哈佛不久就去世了,他带去的中文图书也就归人哈佛大学图书馆,成为该馆收藏的第一批中文图书。与此相类似,1914年,两位来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在哈佛讲学,他们带去的一批关于汉学和佛教的日文图书弥补了哈佛图书馆日文藏书的空白。此后,经过历年不断的递增,至1927年袭开明先生到馆时,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中日文藏书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其中中文图书4526册、日文图书1668册,这在当时全美各图书馆的东亚藏书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随着美国汉学研究的兴起,1928年哈佛大学专门设立了旨在促进中国及东亚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aching lnstitute),并附设一所专门图书馆——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从事收集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图书文献资料。哈佛大学图书馆中的中日文藏书也随即移交给了该馆,从而奠定了汉和图书馆的最初基础。1931年正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日文图书的袭开明先生由于工作出色,被聘请为汉和图书馆首任馆长,这也是中国人在美国担任的第一位图书馆馆长。1933年袭开明先生以优异成绩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在哈佛主持汉和图书馆。
袭开明先生在汉和图书馆初期,为提高该馆的文献收藏水平,一直积极致力于中文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今北京)专门设有办公处,由于汉和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主要来自哈佛燕京学社专门基金,故袭开明先生收集中文图书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袭先生得以依据张之洞《书目答问》及其《补正》(范希曾编)所载的经、史、子、集书目,委托专人在北乎有计划地从容收集。其时正值中国抗战初期,八·一三事变后,江南各地人心惶惶,许多故家藏书纷纷散出并汇集上海,使得上海的旧书业出现了短暂的畸型繁荣。这些流散到市面上的私家藏书虽经有识之士们的竭力抢救,但大部分还是被来自北平的书商们席卷北上,其中许多转手卖给了哈佛燕京学社,成为汉和图书馆的收藏。这样,经过几年的系统收集,汉和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不仅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其内容质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袭开明先生主持汉和图书馆的最初10年,其藏书量增加了近30倍、成为美国东亚研究重要的东方图书馆。
抗战胜利后,美国的东亚研究(特别是汉学研究)进入到一个迅速发展时期。此时战败的日本,国内经济几近崩溃,许多公私藏书自然也多不能保,各地散出的藏书不少。日本自隋唐以来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中国历代的文化典籍传入日本的数量十分可观,许多中国国内久己散佚的典籍在日本都有完好的保存流传。正是基于此,哈佛大学选派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赴日本有针对性地收集所需的文献资料,收获很大。如曾经担任过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东方语言学系教授克利夫斯(F.W.CIeaves)在日本不仅收集到了大量中、日、藏、蒙、满等多种语言文字的珍本图书、族谱、碑帖、墓志(其中以清代阮元收藏的铭名拓本、吴大澂收藏的墓志2000余种最为珍贵),而且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日本抄本,包括明代《广舆全图》、陈祖绶、罗洪先《职方地图》等。一时间,日本各地散出的典籍文献流入哈佛的不可尽言。
由于哈佛燕京学社设立汉和图书馆的初衷是为满足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需要,故裘开明先生在收集图书文献时并不刻意追求那些珍本善册。但是随着中国各地私家藏书的日益衰微,汉和图书馆还是收集到了不少值得称道的珍贵文献典籍,其中最为罕见的要算公元975年(北宋开宝八年)印行的佛教典册。善本书中有宋版27种、元版36种、明版书中有万历年间吴兴阂、凌两家多色套印的图籍7O余种,清代书中竟有2册《四库全书》原抄本(1册为文渊阁藏本,另1册为翰林院草本)。另外还有清人文集2500余种、中国古代类书1300余种(包括一部1736年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中国历代丛书1400余部。至于中国历代的地方志文献更是汉和图书馆的特色收藏,由于裘开明先生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中国地方志的收集,加之当时中国国内对地方志文献并不十分重视,使得汉和图书馆陆续收集到了中国方志3525部,计35000余眷,大多为清康、雍、乾三朝印本,收藏量在全美列第二位,仅次于国会图书馆。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北平燕京大学寄存在哈佛大学的珍贵善本约100部、600余册,这是抗战前夕,燕京大学为保护图书馆珍藏不为日本人所掠,精心筛选出来的一批馆藏精华。随着抗战胜利,北平解放,这批燕大旧藏也永远留在了哈佛,成为汉和图书馆馆藏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汉和图书馆还完整地保存了许多颇具特色的个人专藏,其中包括哈特(Henry H.Hart)的中国古典文学藏书、齐如山中国戏曲小说专藏,以及南京齐氏兄弟的手抄本专集,它们都给汉和图书馆藏书增色不少。
对于日文图书,汉和图书馆主要收集了有关日本历史、文学和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其中许多是从17至19世纪间出版的古籍,甚至还有一些是14世纪以来的日文手稿和抄本。另外日本历代汉学家的著作也很齐全,只是早期的汉学著作都是用中国文言写成的。
尽管汉和图书馆的收藏范围主要以中日文为主,但在实际过程中,它还是收集了不少藏、蒙、满等语言的图书文献,甚至中国一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学资料也有涉猎,这些语种的文献资料不论数量,还是内容价值都不可小视。此外,朝鲜文(韩文)图书资料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东亚研究重心的暂时转移而列人汉和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致于那些西方学者研究东亚问题的著作更是该馆的收藏对象。可以说,到60年代初,裘开明先生主持的汉和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文献图书馆。面对馆藏文献所涉及到的语言文字种类不断增加,1965年汉和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以便更加准确地反映图书馆的藏书范围和性质。
隋唐以来,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历代的图书分类多是采用四部分类法。应该说,经史子集对揭示整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图书文献是有效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新的学科不断出现,特别是象汉和图书馆这样以收藏东亚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为主的图书馆,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是远远不能适应图书分类的要求了。裘开明先生针对汉和图书馆的这一馆藏特点,第一次运用现代图书分类学理论,借鉴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方法,按照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的原则,创立了一套新型的图书分类法——汉和图书分类法。该分类法将图书类分为9个大类,即:(1)经学,(2)哲学宗教,(3)史地,(4)社会科学,(5)语言文字,(6)美术,(7)自然科学,(8)农林工艺,(9)丛书目录。汉和图书分类法的最大特点是,整个分类体系在类目设置上既考虑到新的学科,又照顾到我国古代旧经籍(包括古代日本汉籍)的特点;同时,该分类法打破了过去中国历代各种分类法所采用的类目标引方法,而代之以号码标记,并对中国古籍与现代图书在标记上区分开来,即将古籍用三位数字标引,其余图书用四位数字表示。还有,该分类法将“丛书目录”单独列类,这体现出整个分类法既以学科内容为类分标准,同时也考虑到图书本身的形式特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现代意义的新式图书分类法,它成功地将古今中外图书文献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943年,裘开明先生编制的这部《汉和图书分类法》正式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并在全美各东方图书馆中引起广泛重视,许多馆纷纷采用该分类法作为图书分类的依据,其中包括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以及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等10余所著名东亚图书馆。《汉和图书馆分类法》逐渐成为全美各东方图书馆普遍采用一部图书分类法。
除了上述图书分类学上的贡献,袭开明先生在中国古典目录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这在他1938—194O年间出版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部分类目录第一次将哈佛大学自1879年以来所收集到的全部中文古籍作了全面揭示。具体地说,该目录将哈佛所藏全部古籍分为三类,计第一类为经学类,第二类为哲学宗教类,第三类为历史科学类,以该馆所藏地方志为例,它们被放在历史科学类的地理部分,按照省别进行排列,对每一种方志都分别注出它们的作者(或编者)、方志名、卷数、见于何种丛书,以及出版年代或修订年代等等,内容十分详尽。另外,该目录还将作者名和书名按照威妥玛——瞿理斯(Wadc—Giles)罗马字母拼写系统译写排列,读者检索起来很便利。
毫无疑问,正是救济裘开明先生在图书分类学和中国古典目录学上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华裔图书馆学家之一。1963年他被邀请前去香港专门负责指导刚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工作,1965年裘开明先生退休,成为该馆的名誉馆长,此时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一所藏书量达40万册(中文图书30万册)的著名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据此也成为美国东亚研究(特别是汉学研究)的重镇。
转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http://www.bbtpress.com/homepagebook/615/a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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