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先行主编、郭立暄等编写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以下简称《柏克莱善本书志》），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文古籍书志。值得学界重视。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讲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序》）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记录书目”之学。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书目著录的内容和编撰形态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中文古籍书目，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呈现出多种的样式。

　　　　现在的中文古籍书目，就其编撰的型态而言，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一类是根据书名、作者、主题或图书馆的插架等情况，照录图书卡片，以便于读者检索，且备登录库存，——这或可称之为“检索管理型”的书目。 　　

　　　　一类是把现存资料（如该书的内容简介、序跋、作者的生平、有关的记载、甚至是书影等等），汇成一编，以供研究参考——这类或可称为“图书资料型”的书目。 　　

　　　　还有一类是对现存典籍，加以考索，做出判断，自成一说的书目，或可称“研究考证型”的书目。这类书目当然也是资料，然而，它决不仅仅是资料的汇集，而是在注重记载典籍有关资料的同时，通过自己的研究，辨别有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前两类的编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带有较多技术性的工作；而后一类，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非专门此学，无学力识见者，难以为之。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柏克莱善本书志》，正是这样的一部由专家学者编撰的书志，非现在一般“文抄公”所编者可同日而语。 　

　　　　这部书志，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多著录明清时代的善本，有独特的新资料。 　　

　　 第二，谈到古籍善本，人们头脑里浮现出的，多半是“百宋千元”，但这部书志中，著录了宋本22种，元本16种，加起来也不过占全部的约百分之五。多为明清时代的善本。 　　

　　　　明清善本的著录，相对比较困难。一是前人研究的资料比较少。虽说近年对于明清典籍的重视程度，已经有所改变，但明清善本，如一些方志、族谱、个人的笔记、画录、医方、各种各样的著述，还有散见的小说、戏曲等，前人多未加研究，没有现成的资料，必须自己从头做起。二是有些明清版的书相对较为人所知，如果照录前人之说，就显繁冗。因此，对一些明清善本，如何摄其精要，加以论述，在著录中如何不落俗套，显现藏书的特色，就要看编撰者的水平和见识了。 　　

　　　　在此书志中，就颇具特色。比如对“《荀子》二十卷”（子部，132页），此书其实就是明代翻刻嘉靖十二年世德堂《六子全书》本。关于此书，前人有记载，有点古籍版本常识的人，多已知晓，无需繁引。因而，此《书志》对其作者、板式、序跋等只作简要的记述。但是，编者注意到柏克莱所藏该书有近人“夕薰楼主人凌宴池”的四条跋语，于是作了全文过录。（133页）其中记载了书中过录的顾千里临惠栋校本、纽匪石的校语以及“朱笔”批校的情况。推断“朱笔疑是半农先生校语”。又在跋文中说“半农先生朱批，于荀子可谓推崇备至”。由此，不仅概述了《荀子》文本在近世流传情况，可以了解到《六子全书》本的《荀子》在明清到近代的流传和对学人的影响，也为查考凌氏的情况提供了线索。关于这“凌氏”，书志又在“《皇宋十朝纲要》二十五卷”条下（史部，59页），录凌氏跋语，和“凌宴池”“海门凌氏”的印章；“《翰林罗圭峰先生文集》十八卷《续集》十五卷”（集部，289页）条下，也记录了凌氏“夕薰楼”“曾经宴池读过”等印章。读者如互相映证，当可推知该人的简单情况。而如果此“半农先生”是在近代文化史上有影响的刘半农的话，这就更为研究五四时期的思想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这就很见编者的用心和该书志的特色。 　　

　　　　类似的情况，在书中多有可见，比如“《玉溪生诗意》八卷”（268页）条下所录“周子坚”的批语；“《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291页）条下所录“吴仲培”跋；“《事类赋》三十卷”条（子部，212页），记载此书和《广事类赋》在明清时代，多有刊刻，和无锡华氏一族，多有关系。又通过《华氏宗谱》，对明代的校刻者“华麟祥”一族的世系，作了考究。凡此等等的资料，都是其他书志中难以见到的。 　　

　　　　详其当详，略其当略，突出了所藏善本的独特之处，使读者有新的收益，颇可见到编者的匠心所在。 　　

　　　　第二个特点，注重对典籍版本的确定和流传过程的考察。 　　

　　　　宋元版的善本，由于前人藏家早就重视，明清以来的各种藏书志，近人所编纂的《藏书纪事诗》《书林清话》等，往往有所记载，可以参考。而要确定明清版本是何时所刻，考查在近代以来的典籍流传过程，头绪繁杂，相对比较困难。这本书志中，对此做了相当的研究。 　　

　　　　如著录的“《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经部，19页）此书原为 “十行本”《十三经》中的一种。然而，这究竟是什么版本呢？《嘉业堂善本书影》收录，认为是“宋本”，而《嘉业堂藏书志》著录为“宋刻元明补本”。但是，编者根据日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著录的同样的“十行本”《论语注疏解经》，在刻工“王英玉”一叶，有“泰定四年”字样，泰定是元代年号，而此本的刻工中也有“英玉”，又参考其他有关书志，定此书为元刊本。不仅如此，还根据刻工中有“江元寿、江盛”等名字，这些刻工又见于明代嘉靖十一年间刊刻的《朱文公集》，进而定此书为“元刻明递修本”。在书志中，简要地指出，此书在宋代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曾言及，元代刻成，板片后入明朝，明代的闽版、监版、汲古阁版的《十三经注疏》，多出自此。清代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的底本，也是此“十行本”。凡此，都是要做相当的研究，方能写出的。 　　

　　　　又如，“《函史上编》八十二卷《下编》二十一卷”（史部，47页）中，对明代邓元锡所著的此书，编者通过把“念初堂活字本”“万历本”“南丰曾懋爵活字本”“崇祯邓应端本”等的对照，说明其不同，并画出了该书的版本流传图（48页），颇显功力。 　　

　　　　第三个特点，重视对同一书不同印本的鉴别，纠正有关记载的错误。 　　

　　　　该书志对各种著录的书，不仅确定其版本，而且对该书是同一书中的那一种印本，作了非常好的研究，并纠正了前人著录的一些缺误，这就更为可贵。 　　

　　　　同一版片，刻成之后，在先后的印刷时，会作一些更改，形成不同的印本。要确定一书是什么印本，比确定版本更为困难。如，书志中著录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经部，7页），这是阎若璩所撰，一般学者都熟知之书。现藏本书前有黄宗羲、阎咏康熙甲申（四十三年）的序，还有乾隆十年阎学林（阎咏之子）序。此书最初为阎学林的眷西堂本。如果不加注意，著录为“眷西堂本”，当然也可以，但是，编者考查了此书的刊刻经过，并根据《四库》本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对照，根据最初本有康熙四十五年胡渭的序，确定其为“翻眷西堂本”，这不仅揭示了胡渭在该书成书过程中的作用而且说明了各种不同本子的关系。 　　

　　　　比如“《南华山人诗钞》十五卷《续集》四卷”（集部，312页），这是清代张鹏（羽中）的诗集，清乾隆年间的刻本。照理说，刊刻的时间尚未久远，过去“经眼者”著录的版本也大多相同。但是此《书志》的编者，经过把各种本子的对照，指出实际上有不同的印本，如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几种本子和近年刊行的《四库未收书辑刊》的本子，就是不同的印本。指出：各本“内容出入，编次亦异，盖有初印、后印之别，或版片转手重为编印故也。”（312页） 　　

　　　　又如，对大家都熟悉的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作品，书志著录有“《玉茗新词》四种八卷”（373页）这其实就是后来乾隆年间“吴郡书业堂”“金阊映雪草堂”重修，题为“玉茗堂四种传奇”或后来又称为“临川四梦”本的祖本，因有初印本的封面在，使我们得知，此书最早的书名为“《玉茗新词》”。 　　

　　　　此外，在“《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五十八卷”（丛部，380页）条下，考定此书在明代至少有两种版本；“《五朝小说》四百五十三种四百六十二卷”（丛部，385页）条下通过具体考查，指出了《中国丛书综录》“出版时以卡片发排，匆促失校”（397页）之误。 　　

　　　　凡此种种，多是比照其他图书馆的藏本及有关的图书目录，逐一考订，确定为初印或后印，纠正有了不少著名书目错误的情况，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资料。这都反映出编者们所倾注的心血，是这部书志最难能可贵之处。 　　

　　　　这部书志除了上述特色以外，其所载书籍的流传和这本书志编撰的本身，也多令人回味。 　　

　　　　翻阅这部《柏克莱善本书志》，或是由于近年一直在搞日本汉学研究之故，我发现不少曾为日本学者所收的书下，有刘承干“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的藏书印，这些书当是原嘉业堂所藏。关于刘氏的藏书聚散，吴格的《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聚散考略》（台北《书目季刊》三十九卷第四期，2004年），有很好的论说。他披露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壬午让书纪事》记载的刘氏藏书在上海“孤岛”时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而与此有关的是，《书志》中的典籍，多有日本学者“今关天彭”和“三井文库”的藏书印。如“《周礼辑义》十二卷”（经部，13页）、《三礼述注》七十一卷（经部，16页）《易堂问目》四卷（经部，28页）等。又如“《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史部，57页）条下，记载，该书多有“日人朱笔点校”，等等。关于“今关天彭”的生平简况，拙著《日本汉学史》第三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有所介绍，或可参见。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曾是一个记者，长年生活在中国，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文化多有研究，把胡适等的著述，翻译成日文。他也曾为“三井”集团购书，其中也有嘉业堂的旧藏。这或可使我们对嘉业堂藏书流传之状况，又有新的认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井文库因“三井财团”解体，相当一部分书（包括日本文书和汉文书籍），在1950年前后，被柏克莱大学一括购入，成为现今该校图书馆汉文古籍的基本库藏。（参见日本长谷川强《海外资料调查——旧三井文库》，载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报》第22号，1984年3月）这些图书由中国而流入日本，又被美国购入的的流传过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汉学流变的一个侧面。 　　

　　　　对于世界上汉籍流传和收藏的情况，据笔者所知，海外对此已经有所研究，比如，在1960年前后，日本学者专门考察了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三井文库藏书，著有《柏克莱加州大学所藏三井文库旧藏江户版本书目》（冈雅彦等编，游马尼（译音）书店，1990），对于日本国内所藏，近年编有《静嘉堂文库的善本书影》等大量书目书志，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也编制了有关书目、书志，这是国内学界已知晓的。欧洲方面对所藏汉文典籍，也作了调查研究，如编有《梵帝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等。由此出发，如果我们对中国典籍在世界流布的状况作近一步调查，那就一定可以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的流布状况，对世界汉学研究的变迁，有更深入的认识。或许是因为编撰时间和其他条件有限吧，《柏克莱善本书志》对这方面的考释稍显简略，如果再加补充，那就会更显光彩。 　　

　　　　最后，还应提一下的是，这本书志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邀请国内学者编撰的。在近一个多世纪来，我们的民族心理中潜存着一种“自卑”崇洋的心态，似乎被外国人一捧便身价百倍。我并不认为外国做了什么工作，我们也就一定必须如何，以平常心待之可也。然而现在外国的著名图书馆，邀请中国的有关专家为他们编撰书志，显现出一种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动向，面对这样的现实，那么，国内的有关部门，能否也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自己应该如何的问题呢？

转自：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149474/